山西
鄂西会战算不算大捷，到现在都还有争论。
争议点有俩：
其一，鄂西会战到底是中国军队打跑了日军，还是日军自己主动撤的。
不承认鄂西大捷的人认为，在陈诚决定反击日军之前，横山勇就已经决定撤退了，所以鄂西大捷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打了败仗。
要是这说法能站得住脚，那湘北会战也算不上胜仗咯。毕竟冈村宁次到捞刀河的时候，就晓得薛岳在长沙给他设了个套，所以他才决定主动退兵的。
持这观点的人忽略了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我国部队大多用的是“后退决战”战术，前期边打边撤，就算有损失也是为后期打败敌军做准备，歼敌基本是在后期的追击战里完成的。
敌军察觉我军意图主动撤兵，导致我军歼敌数未达预期，就能否定战役的胜利吗？
第二点，日军公布的战损数据与第 6 战区给出的数据差别很大。
日军在鄂西会战后说，他们伤亡了 4661 人，战马死了 799 匹。可第 6 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说，日军死了 25830 人。这两个数字差得可真多啊。
这么说吧，不承认鄂西大捷的人觉得，日军的战史被称为“信史”，肯定不会说谎。但蒋氏和他手下的将领们虚报战功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陈诚说的数字不可信。
日军的战史号称“信史”？别扯了！
日本战史在记录具体战役或战斗过程时，的确很详尽。但在记录他们如何使用“特种烟”和伤亡数字时，总是言辞含糊。
真是让人无语，日军从不记录他们因战争受伤死亡和因战争患病死亡的数字，就算记录了也不公开，他们公布的都是直接在战场上战死且抢回了一部分身体的人。
日军这么做，看似是为了给战死士兵的亲人一个念想，实则是为后续的抚恤留下证据。当时，日本好像因为金属短缺，还没有使用军牌。
为啥这么干？这是日军从西方学来的“好法子”，因为战死和战病死或战伤死的抚恤金差老多了，要是战死的人太多，日本的资本家们可就不乐意了。
要是把战死、因战伤而死、因战病而死的都算上，日军在鄂西会战中的伤亡人数最少得再加一倍。少说得有一万多，多的话能有一万五。
不过，最近通过对比其他一些资料，更加仔细地研究了鄂西会战的过程，我发现之前认为的日军在鄂西会战中仅伤亡 4661 人的数字，似乎只是在围绕石牌要塞及周边战斗中产生的。如果把整个鄂西会战日军的伤亡数字都算进去，那可远远不止这个数。
再说了，双方还有个差不多一样的想法。
日本军队公布的伤亡人数越少，他们的士气受到的打击就越小，而中国军队公布的歼敌人数越多，他们的士气就越高涨。
当然啦，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说是隐瞒或虚报，这其实是一种战略上的考量。
这么一搞，日军真正的伤亡人数就更没法知道了。
认真来讲，上面这两种说法都不能证明一场战斗的输赢。
那么，鄂西会战里中日双方的战略目的分别是啥呢？双方有没有实现各自的战略目的呢？
相较于日军，中方的战略意图很简单，就是击退日军，守住石牌要塞。
然而日军的战略目的可要复杂得多呢。
不过从各种资料综合来看，这个结论好像不太站得住脚了。
那么，日军搞宜南作战（鄂西会战），到底是想干啥呢？
大概是这三点：
一、靠打仗，重振日军士气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起，日军第十一军的士气就普遍低落。这点，新上任的 11 军司令官横山勇很快就察觉了。
横山勇一番调查后，得到了个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11 军要想全员重振士气，少说也得两年。
得出这一结论后，横山勇心哇凉哇凉的。要是干等两年，等 11 军重振士气，按照当时的国际形势，仗恐怕都打完了。
但是以当时日军低落的士气，无论是向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还是向薛岳的第九战区发动进攻，都不太可能。
所以，横山勇打算攻打在鄂中的王劲哉部队，原因有二，一是王劲哉的部队比较好打；二是王劲哉占的地方控制着汉江、长江的一些水道，打下他，日军运输的水道就能畅通了。
第二点，疏通长江水道。
日军占了宜昌后，13 师团的后勤补给就成了难题。虽然有汉宜公路，但走陆路运输，不仅危险大，而且花费高。
比起陆路运输，水路运输不光运量大，而且消耗少，是个很好的选择。
只为 13 师团提供物资，就得打场大仗，这未免有些夸张了。所以，在鄂西会战开始前，消灭王劲哉部，打通长江水路，肯定不只是给 13 师团提供物资以及把留在宜昌的船只接回来这么容易的事。
第三，消灭第六战区的主力，要是能行，就占领石牌要塞，威胁重庆。
这应该才是横山勇发起这次战斗的真正原因。
那，横山勇的战略目的达到没？
就鄂西会战的进展而言，日军进攻鄂中，打败了王劲哉，畅通了长江水路，这是成功的。
这主要是因为周边的几位大佬都很不喜欢王劲哉。
李宗仁，他给得罪了；薛岳，他也给得罪了；陈诚，他还是给得罪了。所以，当日军攻打鄂中的时候，周围那几个有本事救他的大佬没一个愿意伸手拉他一把。
日军占领鄂中后，其沿长江水路向西进犯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但周边几个战区都没把这当回事。
然后，小鬼子就开始打常德了。
那会儿，孙仿鲁才当上第 6 战区司令长官没多久，对这战区的情况还不太了解，觉得小鬼子这次来是为了抢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