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圣库的1800万白银，主要来源竟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劫掠

（前文：天国圣库：一群赤贫者从一无所有积攒起来的神秘国家宝藏）

这是《消失的宝藏》第六篇

接前文

）早在1853年，清政府从混入天京城的密谍张继庚发来的情报中，就已经知晓，天国圣库至少有1800万两白银，还告知了圣库的位置在水西门灯笼巷（今登隆巷）。

太平天国起事之前，杨秀清、萧朝贵等首领，以及“拜上帝会”会众们，都是赤贫的烧炭佬，“拜上帝会”自然也没有公共基金。是靠着“科炭”及富有会众的捐献，才初步完成了公共基金的积累。（详情见前文）

等到1851年太平军杀出金田后，“圣库”制度下"人无私财、人均贫富"的事实，使得初兴的太平军士气高昂、军纪严明；相比之下，清军却是沿袭已久的懈怠和废弛，因此太平军一路所向披靡，攻城拔寨，从从清军那里缴获了大量火器和粮食，简直是"遍地金银粮米，任其载运"。入了圣库后，这些物资财富又成为太平军富足的后勤支持。比如，1851年，清军都统巴清德在与太平军作战时败遁，"锅帐炮位，粮食辎重，尽行抛弃"，悉为太平军所有。（《盾鼻随闻录》）

今天的南京登隆巷

又如，1852年底，太平军占领岳州，得到了清初吴三桂旧存的大批火炮，另外又缴获公私船只五千余艘；1853年初，太平军攻克武昌，又截获清廷户部刚从南方各省张罗来的饷银127万余两，还接收了湖北省库储银约100万两……等到太平军打进南京城的时候，一路上那些清军防守不及的州县仓储，几乎全数落入了太平军之手。此时，太平天国“圣库”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缴获清政府库存之外，太平军的另一种筹饷方式，是强制向民间征发。太平军有强烈的仇富及平均主义情结，最初在广西征战时，就曾强令"富者出资"。这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被形容为"富家巨室，必掘地三尺、搜括靡遗"。《浔州府志》又称太平军每攻下一城，即"遍索官幕、绅商、富户……择肥而食"。（《张大司马奏稿》）

清政府的这些记载，大体是符合真实情况的。太平军攻下岳阳后，单从富户汪某一家，即"得存谷八千石，地窖内掘出银四千串，以及其它什物无数"；然后，他们三五成群，看见高门大楼就直接闯进去。仅在历任云贵、湖广总督等官职的程香采家，即令家丁抬出"元宝银六十万两、锭件、金珠、衣饰无算。"

太平军一轮轮强行劫掠，几乎清空了武昌城中的公私财物。这才有了后来太平军往南京运送钱粮财物时，

出现了征用民船数千艘、蔽江而下的盛况。

太平天国水师

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又做了一次全面的"搜妖"行动，他们宣布，官僚之家的财物都是"妖产"，全数查抄充公，甚至对普通市民也规定私藏金银"即是变妖"，也就是背叛太平天国，"定斩不留"。

与此同时，杨秀清传谕天京城中百姓向圣库"自愿"进贡物资，并将官方认定的已进贡物品清单贴在门墙上，这样就"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进贡之后，每家私人持银不得超过五两。

就这样，太平军"圣库"以惊人的速度壮大，直到1853年的1800万两白银，而这些财富绝大部分来自民间。

和这种劫掠、责贡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平民眼中太平军初兴时良好的军纪。1855年，翼王石达开进军江西：所到之处"有敢于踏进民家者，左脚踏入即斩左脚，右脚踏入即斩右脚"，于是太平军得到了民众的欢迎。这其中的原因，恰恰在于 "一切缴获归圣库"是太平军官方组织的大规模有秩序的劫掠，这意味着不许士兵有个人财富，也就不存在士兵争蓄私财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民间财富的破坏，远胜个别士兵的私自劫掠行为。

并且，这种行为很快就逾越了最初划定的"劫富、搜妖"红线。最初，太平军每到一处征发时，总是先找到富户和清政府官员家属，后来慢慢地就变成了逐家逐户搜查，粮米之外，连"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沉没之银"，也总被发掘出来，而拒绝交出财物的人会被杀死以示惩处。

太平天国铜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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