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官员三年之丧，唐宋丁忧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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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孝道礼仪君臣之道是社会秩序稳定的根基。孝顺父母几乎已经成了当时极为严苛板上不可改变的一项社会秩序，就算是入了朝廷做了官僚，在孝道上也很难有自己的自主权，必须顺着大众的社会共识，并且古代还发展出一个“丁忧”制度，为统治阶层下的官僚提出了孝道上的要求。

丁，当也；忧，居丧

丁忧其实就是古代的丧礼，在父母或者祖父母去世时，直系的孝子需要在家里守丧三年，在这期间孝子不可以外出做官，更不可以婚嫁娶妻。

更有人对守丧的居住地也提出要求，认为哀悼期间不能够太过于享乐，必须吃苦耐劳睡草席，粗茶淡饭不饮酒。

《尔雅》这样解释：

“丁，当也。”

意思是一个动词代表着遇到遭遇的意思，而忧则意味着居丧。所以两个字联合在一起就是“遇到了大不幸的事情”，不过这个制度是对官员提出的孝道要求，普通老百姓是不需要为此添置自己的工作劳动的。

这项制度在千年前就有成型，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时候，如果有官员在任职期间恰逢父母去世，便要立刻丢下自己手中的公务，不顾任何条件的回家奔丧，以尽孝道。

而到了西汉时期，由于汉武帝尊崇儒家文化，更要提倡“以孝治天下”这一个思想文化 ,这段时间里虽然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但是遇到丧事暂停工作以寄哀思的习俗，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要求 ,如果有人违反此类共识，那他大概就要会因为德行有亏而被弹劾，被人所贬弃。

之后历朝历代便开始慢慢将这项规定加入到明文要求之中，随着封建权力集中，也随着儒家文化越来越深入发展，人们很快就接受了这项严格的规定制度。

这项制度从几千年前出现到现在，中间经历了许多次朝代的更迭，但其孝道内核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改变。

贪恋权位者的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官本位社会，权力就是一切。人们为了科举而十年寒窗，甚至争得头破血流，在官场上更是勾心斗角，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闹得不可开交，这正体现了在古代社会中官员身份的荣誉性和其所能带来的利益。

人不是大公无私的个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贪念，对权力的追逐是官员群体的职业共识，如果说在低谷时期遇上家中有亲人去世，那么回家丁忧也未尝不可。

但是那些官运亨隆、正当运势上的人要是突然被告知要放弃一切工作回家守丧三年，大好的政治机遇便因之丧失殆尽，他们的心态以及人生必然迎来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唐末宋初，这段时间之前，礼学文化规范的十分严格，因此整个社会对丁忧制度都格外重视 ,不管是几品的官员，都要顶着众人的监督，老老实实的回家做孝子。汉朝时期的邓太后兄长邓骘是军队里的将军，虽然太后极力要求他留在朝廷中继续带领军队，他还是选择了回家丁忧，完成自己未尽的孝道。而宋朝初期后，由于社会上经济水平发展起来，人们也逐渐萌发了自主牟利的意识，社会上的大方向以及国策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官员们对丁忧回家的态度却有了转变。

在记载中宋代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想办法逃过丁忧，藏匿消息诈丧的现象越来越多。

面对着这一问题，统治者只能用高压的刑法来加以约束，如果有发现官员藏匿消息的行为，正常来说，如果没有网开一面，恐怕难逃一个抄家流放甚至被斩首的结果。

丁忧期间言行管理约束苛刻

在前文中我们说过，在丁忧期间官员的行为受到了极为严苛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并不只局限于此，在回家守丧的期间，如果官员做出了有悖于孝道舆论的言行，他照样也会被处罚。

白居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白居易的母亲在外赏花时，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他也在悲痛之中按照礼教要求回家服丧，在三年之后重返官场，但很快就被政敌抓住了把柄，用他服丧期间的言行做文章。

在家里守孝的这段期间，白居易曾经写过几篇有关于花的诗句，政敌们认为白居易的母亲意外去世与赏花有关，他这样毫无在意地继续做着与其相关的诗句，属于违背人伦孝道。

官员在丁忧期间必须极为严谨，稍有疏忽就可能会被人拿来用作了攻击自己的武器。这也侧面显示出当时社会对于孝道的严格规定，以及当时封建礼教之古板僵化。

“告归”与“夺情”

古代虽有着科举制度，但人才难得。官员的电邮和国家统治的需要往往会有一定的矛盾冲突。譬如国家边患严峻战争急需将领，主上年幼需要辅佐等等特殊情况，而这些矛盾催生出了一项特殊的解决制度，就是古代的“夺情”。

夺情”是根据丁忧专门设立的一项官场人事规定，如果有官员家中遇到丧事必须“告归”，但官员本身职务又很难找到替代者，那么皇帝就要下令让其继续留任，穿着丧服办公。

还有一种情况，在国家急需某位人才之时，如果对方的孝期还未结束，那么也可以将其特事特办，“夺情”起复。

这一规定给许多不想丢失权利的官员提供了可以钻的空子，因此上谏的言官对夺情的人选范围盯的也是十分严苛。

一般来说，官员是否可以有特殊待遇，完全是由皇帝决定的，大多数流程下礼部要首先进行商议，然后加以讨论，是否符合孝道君臣之道的规定，最后再由皇帝颁布诏令贯彻执行。

而明朝官场上就能找出好几例有关于丁忧“夺情”的特殊事件。最有名的还是要属万历五年间，皇帝对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夺情” ,在张居正父亲去世之后，按道理来说皇帝年幼，将其留在身边助理政务并未不妥，但朝堂上坚持礼教的官员却纷纷上书，认为此事 “夺情”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并且列举了张居正在朝堂里借用权势无法无天的许多证据，一时间议论纷纷，两方人马在朝廷上吵得面红耳赤，交锋激烈。后来同意“夺情”的一派获得胜利 ,而反对皇帝决定的官员，纷纷被斥责，有的还被打了板子，张居正不但没有因为父亲去世而离开权力核心，反而以此找出了一大批平时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更摸清楚了官员们对自己的意见态度。但是张居正本人的名望却因此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民间以及朝廷中都有不少人依旧认为他太过贪恋权势，嘴脸难看，导致在张居正去世之后，这群对他有着不满的人纷纷上前旧事重提。

清朝末年，朝廷势微，而地方上掌管着军队的人势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了军阀。袁世凯就是清政府体系内一个能够和皇权拍板的重量级人物，在他的父亲去世后，按理来说他应该回家丁忧，但当时的朝廷哪敢用礼教逼迫他离开官职，美其名曰山东地区需要他的坐镇指挥，命令他延期归丧。从这些事上来看，对明清时期贪恋权势且位高权重的官员来说，丁忧已经不算是一道非常顽固的枷锁。

为臣为子，矛盾冲突

朝廷有命令官员留任“夺情”的权力，而在礼教治国的大环境之下，大多数人真心孝敬哀悼父母，难以在权力挽留和真情悲伤之间两全，这就会引发为臣为子的矛盾冲突。

翻看古代的历史记载，有着“夺情”经历的官员并不少，面对这一事件行为态度也有差异，但最后结果却只有一个单一的选择，那就是效忠于君王权力。宋代的赵葵在知道母亲去世消息之后，悲痛不已，想要辞官奔丧，但因为当时宋朝与金国之间关系太过于紧张，皇帝要求他继续留任，他只能哭着继续巡视政务。也有一些脾气激烈，不醉心于官场之人，在“夺情”面前抗拒命令，拒绝起复，而朝廷如果见其态度强硬也会勉强“不夺其志”，只是这些官员之后便很难再重新进入官场，很少有人敢拿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去赌一时的悲伤意气，因此这种违抗命令的官员也只是寥寥几个，根本不具有普遍性。

封建国家虽然打着以孝治天下，用礼教治国的旗号，但是真正在个人问题和朝廷利益之间出现矛盾时，统治者只会考虑手中的权力是否稳固，无条件的要求臣子为自己牺牲。

结语:总而言之，古代官员的“丁忧”不单单关系着封建礼教的要求，还关系着官场利益的沉浮，关系着丁优官员迁转的官职变动，甚至还关系着官场 “夺情”起复之间的党派斗争，利益争夺。这类规定表面上看是以无比正确的孝顺道德为出发点，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暴露出了一个接着一个的道德局限，还做了党同伐异的工具，想想就无比讽刺。因此在封建年代的苛刻礼教，全部都是为统治者加强自己统治稳固性权力集中性服务的，受政治利益支配方面极大。真正的怀念哀悼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不同的体现，现如今的我们想要表达孝顺，大可不必走这样浮于表面且严苛的形式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