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前官员：新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应振作

作者：佐摩-夸梅-孙达拉姆，前联合国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
编译：彭子佳
发展中国家被全球北方国家边缘化并占据了其经济的主导地位，它们必须紧急合作，更好地为实现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而奋斗。
冷战时期的竞争
在美国、北约及其他盟国与苏联及其盟国之间的第一次冷战期间，前者以维持经济增长为荣，尤其是在战后的黄金时代。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FC）以来，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领导的历届政府都在努力维持美国的充分就业。然而，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和工作条件都受到了影响。
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当局不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任务还包括确保高就业率。然而，没有了第一次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华盛顿不再寻求一个繁荣、增长的世界经济。
这影响了美国与其北约和其他盟国的关系，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多数盟国都受到了全球经济停滞的打击。应对大衰退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确保全球经济复苏，反而进一步推动了各国的金融化。
加息减缓经济增长
自2022年初以来，美国不必要地提高了利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副行长斯坦利-费舍尔和他的同事鲁迪格-多恩布什认为，两位数的低通胀率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对经济增长来说是可取的。
在2%的通胀目标被盲目崇拜之前，其他主流经济学家在20世纪末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从那时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大多数西方中央银行就执着于通胀目标，而这没有理论或经验依据。
财政紧缩政策与这种货币优先权相辅相成，加剧了收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压力。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被“说服”，财政政策太重要了，不能由财政部长来决定。
相反，独立的财政委员会正在制定可接受的公共债务和赤字水平。因此，各地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在导致经济停滞。
欧洲主要接受这种政策，而日本却不认同。尽管如此，西方的这一新政策教条援引了经济理论和政策经验，而事实上这两者都不支持它。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自2022年初以来一直在提高利率，这引发了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外逃，使最贫穷国家的境况更加糟糕。早先流入低收入国家的资金自此匆匆离去。
新冷战收缩
新冷战使宏观经济形势恶化，进一步压制了世界经济。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日益压倒发展和其他优先事项。
越来越多的非法制裁减少了流向全球南部的投资和技术。与此同时，经济政策武器化正在迅速蔓延并常态化。
伊拉克入侵惨败后，美国、北约和其他国家往往不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制裁。因此，他们的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尽管如此，这些非法制裁仍肆无忌惮地实施着。
随着欧洲大部分国家加入北约，经合组织、七国集团和其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机构越来越多地破坏联合国领导的多边主义，这些多边主义是他们建立的，目前他们仍占主导地位，但不再控制。
碍事的国际法条款被忽视，或仅在有用时才被援引。第一次冷战以单极时代结束，但这并没有阻止对美国权力的新挑战，这些挑战通常是对其权威主张的回应。
这种单边制裁加剧了其他供应方面的干扰，如大流行病，并加剧了近期的紧缩和通胀压力。
作为回应，西方大国一致提高利率，在没有有效解决供应方通胀的情况下减少需求，从而加剧了当前的经济停滞。
因此，国际商定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目标变得更加难以实现。贫困、不平等和不稳定性加剧，尤其是对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群体而言。
南方的选择有限
由于其多样性，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各种制约因素。最贫穷的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与东亚的问题截然不同，在东亚，外汇限制问题较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在新冷战中结盟。
这表明，即使是那些在华盛顿权力走廊上行走的人也认识到，新冷战正在加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长期停滞。
欧盟委员会负责国际事务的第二号要员何塞普-博雷尔认为欧洲就像一个花园，面临着周围丛林的入侵。为了保护自己，他希望欧洲首先攻击丛林。
与此同时，许多人--包括一些主要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部长--认为，在第一次冷战结束后，不结盟已经无关紧要。
老式的不结盟--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1961年的贝尔格莱德会议--可能不那么重要了，但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新的不结盟。今天的不结盟应包括对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坚定承诺
。金砖五国的起源截然不同，它不包括经济地位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虽然金砖国家并不代表全球南部，但它已迅速变得重要起来。
与此同时，不结盟运动（NAM）仍然被边缘化。尽管可供选择的方案有限，但全球南方国家迫切需要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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