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我铁了心嫁给地主儿子,乡亲们都不看好,后来成了县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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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八十里沂溪河,在马迹塘汇入资江。从入江口溯游而上五十里,河边有个叫枫树湾的村子,那就是我的老家。



枫树湾是个小村子,很多年里,村里的人口基本在五六百之间浮动,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枫树湾如果不是世外桃源,那就是太贫穷。

我们村有多穷?五六百人口只有两百来亩水田,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是三分多不到四分,想要靠种田吃饱肚子,那就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旧社会,我们村的这两百多亩水田,竟然奇迹般地没几乎平均分在每家每户。乃至后来划分阶级时,全村几乎全是贫下中农,还有两户中农。

两户中农里,值得大书特书的当然是于君家。

至少在我们村来说,于君家真的算得上“富贵”,家里有五六亩水田,却只有四五口人。

更难得的是,于君也是我们村唯一的“秀才”——虽然并没有什么秀才的功名,却真的读过十几年长学。

所以,我们村的红白喜事、凡事需要写写算算的事,几乎都是会去于君帮忙。

而于君身上不但有读书人的倔强,也有天生的良善,对乡亲们非常好,尤其是对孩子们。



我是5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于君的儿于身比我大一岁,从小就一起玩。

到我们稍微长大点,于君就开始在家里教儿子读书。教的就是那种传统的线装书,什么三字经百家姓,还有什么楚辞周易之类。

于君在教于身的时候,我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也会在一旁“旁听”,即使于君教的我们都不懂,也会跟着哼几句。

于君并不在意,反倒摇头晃脑地问我们说:你们知道于身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当然只能摇头。

于君却继续摇头晃脑地向我们解释:《周易》说‘君子藏器于身’,我叫于君,我的抱负藏在我儿子身上,这就是“于身”这个名字的来历。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有学问?那就跟着我多学点。

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50年代末期出生得分,到稍微懂事的时候,身边的气氛正是最沸腾之际。



而曾经在我们眼里的“大学问”于君,却迎来了他的人生低谷——作为我们村里唯一读过书的人,也就成了唯一的“右派分子”,从受人敬仰到万人唾弃,也就那么短短的几年时间。

那几年里,我们正是从懵懂小孩到初谙世事的时候,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曾经对我们那么和蔼可亲,突然就成了不能接近的对象?

也就是那几年里,于君家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坠落凡尘,家里的几个大人有的去世,有的远走高飞下落不明,家里就只剩下于君于身父子俩。

我是女孩子,似乎有点胆小,也就不敢接近于君这个“右派”,但对从小一起长大的于君,还是忍不住有点接触。

初中之后我们都回到家,都开始跟着大人出集体工。

记得有一年春天种花生,我们这群半大不小的少年被安排放种,也就是大人在地里打个洞放点猪牛粪,我们就在那个洞里放两颗花生肉。



一开始倒也相安无事,但中途突然就吵起来了。我们那群人里有个绰号叫“牛尾巴”的,一直在呵斥于身动作要快点,这样慢吞吞地干活,挣的工分连午饭都不够。

于身已经养成了不和别人辩驳的习惯,也就对牛尾巴的污蔑置之不理,但牛尾巴得寸进尺,最后竟然说于身偷吃花生种。

在那个年代,别说于身还是“右派分子儿子”,就算是根正苗红的人,背个“偷”名是不得了的。于身脾气再好再息事宁人,也不敢就这样戴上小偷的帽子,于是便开口辩驳。

这一下不得了,牛尾巴一直就依仗自己老爸是生产队长,总是在大家面前耀武扬威。见于身竟然敢开口,更加怒不可遏,冲过去就要扭着他送去大队部。

要是其他小打小闹,我一般也不会管的,但这牛尾巴竟然像置人于死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我和于身私底下还算有点惺惺相惜呢。

于是,我一个箭步跑到于身面前,一手抢过他手里装花生种的陶钵,看了看里面的花生种,闻到一股刺鼻的桐油味,便把花生种递到牛尾巴面前说:



我们大家都看着,要是你能吃几颗花生种,我们都承认于身偷吃了,你要是不敢吃,那就别冤枉好人,人家于身比你聪明多了吧。

其实,我们当地的花生种都会泡过桐油,既可以防老鼠,也是为了防止被人偷吃,这事所有人都知道,只是没有人敢说而已。

而我父亲是大队的会计,牛尾巴的父亲只是生产队长,自然不敢对我怎么样。

就那样,我算是救了于身一次,虽然回家后也被父母念叨了很久,但父亲最后还是叹着气说:

牛尾巴也是太过分,亏得于君当年还教过他识字,只是你一个姑娘家这么做,只怕会让人说闲话啊。

虽然是姑娘家,但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只要父母不责骂我,父亲的这个担心,我几乎毫不在意。

几天之后收工比较晚,吃过饭我去河边洗衣服时,竟然偶遇了于身,他没有说多话,只是说了声谢谢,还说大恩不言谢,云水共天长。



我没有说什么,于身能够出口成章,我虽然能听懂,却真的说不出来。只是羞赧地对他说:没什么,也就是开口之劳,不足挂齿。

那次风波表面上很快过去了,但我所不知道的暗潮汹涌,乃至到我知道时,已经成了燎原之势。

牛尾巴表面上不敢对我怎么样,毕竟我父亲是大队的会计,就连大队长和支书都得倚重,他父亲的生产队长还真上不了台面。

但牛尾巴是个卑鄙小人,那天当众被我呵斥了一顿,明面上不敢怎么样,却暗地里散布流言来:

刘文茵和于身谈对象,早就已经私定终身了,要不然她为什么会替他出头?

这样的话,一开始确实没有人信。

在大家眼里,我们老刘家也算是湾里的头面人家,哪里会和于君那样的五类分子结亲家?

再说了,我刘文茵可是地方上“才貌双全”的姑娘,再不济也不至于眼瞎选择于身吧。



但谎言说得多了也就成了真话,再加上牛尾巴在暗中推波助澜,说什么“文茵”这个名字,当年还是老右派于君起的呢。不知不觉中,我和于身的事就被大家说得活灵活现了。

在农村,一个人的好话,肯定会有热心人及时传到耳朵里,但涉及到你的坏话时,几乎不会有人告诉你。

等到我们一家人知道这个消息时,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只不过,到了77年,社会氛围已经有了明显的松动,也不再那么频繁地提起“右派”这个词了,有关于我和于身的谣言,父母知道后还是很揪心:

文茵啊,我们只有你一个女儿,可舍不得你受半点委屈。

虽然于身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但你嫁给他真的不合适啊,你看这朝世,不但自己一辈子抬不起头,就是孩子都不容易翻身啊。

说句老实话,我原本对于身也只是有点惺惺相惜的心理,心中很赞赏、也很羡慕他的博识多才,但真的从来没有要和他走到一起的想法。



但牛尾巴的这次作恶,却让我愤怒之余,心里反倒多了一份“我真做了你又能如何”的冲动。

于是,父母在我耳边说的次数多了,到最后我也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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