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资深外交家认为，冷战后世界经历三波“中国冲击”

——从中国快速崛起、中美竞争，到近年增长放缓

本周一（9月16日）开始，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连续几天举行“思想之节庆”活动（Festival of Ideas）。第一场的研讨主题就与中国有关——The China Shock at the End of History，联合早报将它称为“历史终结时的中国冲击”。

如何理解“历史终结”？看了这场panel discussion说明，才知它是指世界（特别是大国）已从接触转向对抗。

【美中竞争很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成为常态。一些观察人士已经将这种大国竞争视为既定事实，并建议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适应这种竞争。然而，如果要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我们就需要了解这种对抗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曾经，世界是以接触为基础的，现在似乎变为只是大国之间的平衡。中美竞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种转变发生时能发现哪些标志?】

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陈庆珠（Chan Heng Chee）在讨论中提出，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已历经三次“中国冲击”（China Shock），包括中国快速崛起、中美竞争，以及近年中国经济的放缓。

【所谓巡回大使（Ambassador-at-large），也称无任所大使，不是常驻某国的使节，而是专门服务于外交的特定计划或任务，或者负责有邦交或无邦交的多个国家、区域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外交事宜】

陈庆珠曾经担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现在是亚洲协会全球联合主席，中新论坛新方主席，亚洲知名智库尤索夫伊沙克东南亚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主席。

陈庆珠谈到，第一个冲击是中国快速且势不可挡的崛起，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经济上崛起，带来巨大变革，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

“美国和欧洲从未料想到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意味着什么。最初这对每个人都有利，直到它不再对每个人都有利。”

陈庆珠也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经济占比为例作进一步解释：1980年，中国GDP在全球占比仅为2.7%，如今上升到约17%，这就是中国带来的冲击。

第二个冲击是中国崛起引发了中美两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未有过的激烈竞争。陈庆珠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关于世界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是结构性的。

“无论美国选出哈里斯，还是特朗普（当总统），这场竞争不会很快结束。（不同的）只是会变得稍微可预期，还是完全不可预测。”

这样的观点也接近较多中国国际问题学者的看法。上个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缉思教授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表达了一种愿望或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不太可能恢复到21世纪初深度交流与合作的状态。但即使难以实现和解，无论谁入主白宫，中国和美国仍然可以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避免灾难。”

在美方，遏制中国似成两党共识，鹰派不乏其人，典型的是自称现实主义者的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强权即公理”，优先考虑的是安全和生存，而不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这类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繁荣。

米尔斯海默最近在与哥大教授萨克斯的一场对谈中称，你作为国家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地区霸主（regional hegemon）， 而且不让第二个霸主出现（we do not want another regional hegemon on the plane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fessor John Mearsheimer andColumbia Universityprofessor Jeffrey Sachs）。

在米尔斯海默的美中俄“三国志”策略中，他认为美国应当友待普京以对抗中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愚蠢地把普京推向中国的怀抱，因为后者是peer competitor，是most serious threat。

陈庆珠在对谈中指出，经济增长快速放缓和面对困难，是中国给世界带来的第三次冲击。她说，目睹过中国快速发展，在过去几年里，却看到了中国经济突然放缓、表现不佳，这让人感到震惊。

陈大使说这番话的时候，一些预警早就有人发出过，到现在出现观点变化的则不能不提到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利欧（Ray Dalio）。

他在本周三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直言，经济放缓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确实存在问题”（real issues）。虽然强调所有国家都会经历周期这类起起落落，并表示会继续把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留在中国，但他认为，中国目前面对的局面比1990年代的日本更具挑战。

他谈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下滑，股市连跌，工资下降；出于担心，他们不愿花钱而是储蓄；而地方政府因为土地收入的下降只能借债（发债），债权人却可能面临损失。

问题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还在其他领域。“致富还是光荣的吗？”

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达利欧回避谈论投资中国的数额，认为这是个比例和结构的问题。他称，从价格因素考虑，中国仍可作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I see investing in china as largely a very attractively priced place that now has a lot of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issues that I’ve just referred to）。

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经济重组改革（restructuring），他认为。

要知道，达利欧可是被中国舆论形容为“头脑清醒的生意人”，他在四年前还公开呼吁西方世界不要对中国的崛起视而不见，别因为“反北京的偏见”而错失大好机会。

西方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已经研判，中国崛起到顶了，他们列举的依据，除了达利欧提到的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还包括中国面临人口萎缩、老龄化，以及近两年开始的经济下滑等。

国际投行的最新中国报告也提示了问题所在，比如通缩对于经济增速及决策的误导，The second wave of shocks（野村）等。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六公布的规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数据都呈增长放缓态势，投资增速继续下滑，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继续下降，显示国内需求不足，经济缺乏动力。

作为中新论坛新方主席，陈庆珠有机会实地了解中国，她也看到了一些亮点。以一些二三线城市消费逆势回暖、人口增加、先进制造业和绿色经济取代基建和房地产为例，她认为存在新的希望，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变化。

她说：“我总说美国是个有韧性的国家，别小看美国。同样的，我也会说中国是个有韧性的国家，不要低估中国。当中国的增长再次加速时，人们会再度回流中国大陆、香港，因为世界，包括美国和欧洲，都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何莉菁在同场讨论中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力来自于内部。中国新领导对经济、社会和党内进行重塑（remake），以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和确保政权生存，这一目的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

何莉菁分析，中国认为大国应主宰世界，并共同管理世界，希望有更大话语权、享有与其体量相称的地位，但她不认为中国寻求对世界的主导地位或企图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

她说，中国希望世界能接纳它的崛起，并获得与美国同等的认可，“让该~体制能安全地被接受，让其合法性被认可，有存在与治理中国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