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为什么要修双向36车道宽的朱雀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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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古称长安，自汉晋到隋唐，历代均以此为首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2021年5月至2022年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工作，发现了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等遗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通过对遗址进行勘探，专家推算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约为127米，相当于现代的双向36车道，如此之宽，甚至可以作为机场的跑道。

回顾历史，唐长安城为什么要修建这么宽的路？唐人又是如何利用这条道路的？

从“大兴”到“长安”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西汉的长安城，当时的汉长安城历经数百年战乱，近乎变成了废墟，而且水资源污染严重，居住条件十分恶劣。于是，隋文帝杨坚命宰相高颎为营新都大监，建筑大师宇文恺为副监，另立新都。自开皇二年 （582） 开始，在宇文恺的实际主持下，仅仅9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建成了宫城和皇城，因杨坚早年曾被封为大兴郡公，于是便以“大兴”命名此城。

唐朝建立以后，继续定都于此，并恢复了“长安”之名。唐人对于长安城的营造主要在于修缮与扩建。例如，高祖李渊为奖酬秦王李世民平定天下之功，新建了一座弘义宫供其居住；高宗李治于龙朔年间 （661—663） 兴建大明宫；玄宗李隆基在开元二年 （714） 把自己做藩王时期的隆庆坊府邸扩建成为兴庆宫，在唐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兴庆殿、南薰殿、大同殿、勤政务本之楼、花萼相辉之楼和沉香亭都是其中的建筑物。玄宗还在长安东城墙内增筑了一道夹城，使得皇家可以从兴庆宫直接与大明宫、曲江池相通。开元、天宝时代，这里是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所在，也是玄宗与杨玉环长期居住的地方。至此，我们后世熟悉的长安城才算是真正营造完成。

唐长安城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禁苑、坊市组成，面积达87.27平方公里，是汉长安城的2.54倍，明清北京城的1.45倍，也是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的7.29倍，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城的2.87倍，更是罗马城的6.39倍。城内人口最多时超过了100万，甚至可能有约200万人。唐长安城不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都城，被誉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巅峰之作，成为中华文明黄金期的象征。

中轴之街

朱雀大街又称朱省街，亦曰天街。根据宋代吕大防绘制的长安图，朱雀大街是纵贯南北的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它衔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的明德门，北与承天门大街相通。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朱雀大街南北长为8651.7米，东西约宽127米，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大致相近，其路幅为长安城内各街路之最。以朱雀大街为界，长安城被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街东归万年县管辖，街西归长安县管辖，这或许也是唐长安城被继续称为长安的原因之一。

从考古发掘来看，朱雀大街的路面构造中部略高，两侧较低，略呈弧形，以便于及时排除积水。古时并没有今天的硬化道路，全部是黄土路面，即使是作为首都主干道的朱雀大街也是遇风则尘土飞扬，逢雨则泥泞不堪。于是，为了避免尘土飞扬和道路泥泞，唐朝政府就在一些通衢大街路面之上铺撒细沙甬道，称为沙堤。铺路所需的细沙是由官牛、官车从东郊浐河中载运而来，白居易《官牛》一诗就记载了此事：

“官牛官牛驾官车，浐水岸边船载沙。一石沙，几斤重，朝载暮载将何用？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阴下铺沙堤。”

为方便排水，朱雀大街的两旁设有排水渠，因此，为方便通行，每个交叉路口处都建有小桥，这次发现的五桥并列遗址就是其中一处。而为了遮阴和美化环境，排水渠两边还栽种了榆树、杜松和槐树。每当夏日，朱雀大街两旁高大的国槐便会茂盛生长以挡烈日，让人从它下面走的时候感受到一种透心的凉爽，故朱雀大街又有“槐街”的民间称呼。开元二十八年（740），玄宗又下令增种果树，使长安居民还能享受到吃水果的乐趣。

朱雀大街能修建得如此宽阔，主要得益于长安的空旷。与我们印象中“寸土寸金”的首都不同，尽管当时长安城内的居民多达上百万，但这座城还是庞大、空旷得可怕。《旧唐书》记载：

“都内，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广长，皆三百余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街西五十四坊，长安县领之。京兆尹总其事。”

这些坊中，面积大的堪比一座县城。如此阔绰的空间内自然不可能都是住宅，其中遍布着果园、菜园和小块的田地。很多的官家园子也在各坊内。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昌乐坊有官方所属的进贡梨花蜜的梨园，光宅坊有官方的葡萄园，而乐游原的升平坊甚至还有药园。

除园林外，得益于“八水绕长安”的优越条件，隋唐两代充分利用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势，开凿了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漕渠、黄渠等五条渠道，把城外之水引入城中，形成了众多的人工湖泊，见于史书记载的便有53处。唐人把这些人工湖称为“池”，在长安北边，太极宫中有东、南、北三个“海池”。玄武门之变的时候，“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高祖李渊正在海池内泛舟游玩，足以证明这三个人工湖泊规模不小。

由此可见，雄伟壮阔的长安城有足够的空间修建宽阔的朱雀大街。在中国古代，都城布局都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作为统治者传递自身权力的政治路径，大道具有天然的阶级性质和政治色彩，朱雀大街就是这一影响下的产物。

以中为尊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执中守正、“以中为尊”的哲学意识，“中”字形平面布局对中国古代都城与建筑以轴线对称的城市格局产生深刻影响。这是因为，中轴线式布局是宇宙观和秩序观的体现，最能使朝觐者和国内民众直观感受到都城空间意向与排布，成为统治者政治正统性塑造的关键一环。

一位名叫伊本·瓦哈卜的阿拉伯商人描述长安城道：

“这座城市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成了两半，皇帝、宰相、禁军、最高判官、宫廷宦官，以及皇家总管、奴婢都住在这条大街右边的东区。在这里，既没有任何百姓同他们杂居，也没有任何市场。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淌着潺潺流水，路旁葱茏的树木整然有序，一幢幢邸宅鳞次栉比。”

“在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见皇帝的总管和奴婢、宫廷的仆役、将军的仆役，以及其他当差的人，或骑马或步行，鱼贯似的来到这个既有市场又有商店的街区，采购主人需要的东西，（事情办完后），他们立即返回，不到翌日清早，他们就不再来这个街区了。”

这位阿拉伯商人的记载相当准确，勋贵们的确大多居住在朱雀大街以东，与街西的庶民、商人泾渭分明。作为划分城内居民身份的分界线，朱雀大街自然也不是普通人能随意使用的。实际上，朱雀大街主要供皇帝出行或皇家仪式使用，又称御街，在文人墨客的笔下也称天街。唐朝统治者将朱雀大街这条城市中轴线作为开展礼仪活动的空间场所，通过举办特定仪式来宣扬皇权至上、受命于天、众望所归的统治思想。

“秉天而治”是古代君主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即依据天意来统治民众，因此，祭天成为君主和上天沟通的最重要仪式。唐朝将祭天场所圜丘设置在长安正南门外，经由朱雀大街举行祭天仪式，通过与天交流来体现长安城“宇宙之都”的属性。除顺宗、哀宗外，唐朝其余18位皇帝均经过朱雀大街亲自去圜丘举行祭天仪式。每逢皇帝登基，或冬至、正月上辛与孟夏之时，全城居民都要沐浴斋戒，皇帝亲率百官从远在长安城北的宫殿经朱雀大街一路南行，出明德门前往圜丘祭天。开成六年（841）正月初八，即位不久的唐武宗祭天时，“诸卫及左右军廿万众相随”，20万人的军队和随从浩浩荡荡沿着朱雀大街往南行进，场景异常壮观。

朱雀大街的重要政治意义，使其成为皇权获取的政治符号存在于宫廷政变中。唐朝的政治斗争和重大事件往往以朱雀大街为事发地，正所谓“争锋于朱雀之街，问鼎于大明之宫”。朱雀大街与大明宫一样，成为争夺唐王朝政权的象征。在代宗时，长安落入吐蕃之手，唐将王甫募集城中精壮之士，“齐击街鼓于朱雀街，蕃军震慑，狼狈奔溃”，使郭子仪得以顺利收复长安。朱雀大街宽阔的街道不只服务于皇帝出行，在战时还方便了军队行军作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来自道路两边的箭矢，由此成为诸多动乱的主要舞台，从相反的角度成为唐朝皇帝宣扬政治力量和强化政权合法性的工具。

考文献：

1.（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2. [美]查尔斯·本著，姚文静译：《中国的黄金时代：唐朝的日常生活》，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

3. 师永涛：《唐人时代：一部富有烟火气息的唐代生活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

4. 李政：《探索大道起源和历史以及中国城市“大道热”成因》，《中外建筑》2020年第4期

5. 梁晋：《唐长安城和日平城京中轴线形制、功能和影响力探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6. 李洁，张哲浩：《陕西发布2022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光明日报》2023年3月15日

本文经“国家人文历史”（微信ID：gjrwls）授权转载。

作者 | 韩靖宇

编辑 | 胡心雅 排版编辑 | 赵应心（实习）贾滢（实习）

校对 | 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