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礼物是“不能占有的”

作者尼古拉斯·罗伊尔 严子杰译 转自拜德雅Paideia公众号

《何谓诗歌？》这篇文章以一种神秘地充满断裂和省略的方式去处理“诗歌作为礼物”这个显然非常传统的观念。

柯勒律治于1816年在《〈忽必烈汗〉残篇》(the Fragment of “Kubla Khan”)这篇文章的序中总结道：“笔者一直以来的目的，就是为自己造好一份一份的礼物——那些别人送给我的礼物”（Wu 1998，522）。《忽必烈汗》，不论曾经或现在，都显然是一份礼物。何谓礼物？在这本著作里，我一直在自找麻烦（但我至少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不断就“德里达的作品”、“德里达作品的全部”、“通常所说的德里达的作品”等作出概括性的论述，现在我有必要再次泛泛而谈：所有德里达的作品都可以从“礼物”这个角度去剖析。（对于这最后一句中的“礼物”，你可以用“解构”、“文本”、“增补”、“延异”、“秘密”等去取而代之。）

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清楚知道何谓礼物，也试过收礼或送礼：可能是一双袜子或一束鲜花，通常包装华美，也许会同时收到贺卡。德里达非常质疑这些“成见”，甚至要为此下毒。（德里达指出“礼物”在德语里解作“毒药”，跟早前提过的药［pharmakon］一样，歧义甚多，可同时解作“灵符”、“解药”和“毒药”：参见GT 12，36，54，69；PP 131-2。）德里达没完没了地怀疑礼物是否存在。说到礼物，他总是忍不住补充一句：“如果世上真有礼物”或者是“如果真有其事”（参见，例如VR 18-19）。

精神分析对德里达这一部分的作品尤为重要。他的论述旨在让我们承认，施赠背后有着自恋的满足或无意识的满足。用德里达的讲法，施赠这个“行为”变得不可能。因为施赠者所能施赠的，都只是他或她无法感知的事物（甚至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也无法感知）。他在《赠予时间》一书里这样描述：

就礼物的界限来说，礼物作为礼物，并不应该以礼物的形态出现，无论从受赠人或捐助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除非礼物不再在场（present），否则礼物不可能是礼物……如果对方感知到或收到礼物，又或者，如果他或她把它看成礼物，这份礼物将会报废。但礼物的施赠人也一定不可以看到或知道这件事。否则只要开始有施赠的意图，他就已经开始为自己赚取象征式的认同，夸奖自己、承认自己、满足自己、祝贺自己、象征性地为自己取回那些他以为自己施赠过或正准备施赠的价值。（GT 14）

我们还要处理另一种思考“我”或“你”的方法：在礼物出现之前，并没有所谓施赠人或受赠人，但如果有礼物这回事，那么它必定是不在场的，也不属于现在。德里达认为：“礼物（即：‘某人’给了‘另一个人’一些‘东西’）的可能性，同时也指向其不可能性”（GT 12）。如果作为不可能之物的礼物（gift）不具有冲击力，要是如有一份不可能在场的礼物（present）也不具有冲击力，那么施赠与受赠也不可能发生（参见WB 199）。“礼物的双重束缚（或不可能）：如果真的要送礼，那么礼物一定不可以用礼物的形态出现，也不可以被察觉和接收”（GT 16）。

也许有必要强调一下，德里达并不是建议我们不要再为礼物费心，也不是叫我们停止使用“礼物”[1]或“捐赠”等词汇。与此相反，他旨在对礼物（作为一种不可能的经验）予以肯定：

如果礼物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称呼，我们还是会想到它、命名它、渴望它。我们有意让它出现。即使／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礼物，我们从来也不认识它，亦没有去验证、体验它的在场或现象。而礼物本身……永远不会跟它现象的在场（the presence of its phenomenon）彼此混淆。（GT 29）

为什么要写诗？写给谁看？诗又是什么？诗与礼物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看看雪莱在1820年写成的一首叫《问题》的诗。这首诗写的是一束花而不是一双袜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写的是关于一束鬼魅花束的梦，也是关于制作、赠送花束的欲望——以诗歌作为花束。诗中的叙事者想起他在梦里如何被花儿的“清香引［他］离开小路”，又向读者提供了一小辑花朵大全（micro-anthology）（“anthology”一词本来就解作“花的聚集”，来自古希腊语“anthos”，解作“花朵”；“logia-”解作“聚集”），这些花都是他遇上的品种（例如“银莲花和紫罗兰”、“雏菊”、“风铃草”等）

这首诗的结尾一段把雪莱（或者称之为诗中的叙事者）和作为读者的我们送回标题（“问题”）所提出的问题里去：

我想把这幻境中的花朵采集

精心挑选，精心搭配

扎成芳香的花束，使这司季之神的儿女

色彩班斓，交相辉映

一如生长在那自然的园地；

手捧着它们——多么快乐！多么得意！

我迅速奔向原来的小路边，

把花束奉献！——啊！我向谁奉献？[2]

（Shelly 1970，614-15）

诗题引导我们去假设：这首诗写的不仅是花束，这首诗本身就是一束花。若真如此，那么这首诗就是一份礼物。诗结尾的那个问题（啊！我向谁奉献？）调动出来的，是一种体验：体验到礼物——作为一种写作和阅读经验——的不可能。在这个场景里，读者和诗人或叙事者一样都成为了幽灵：整首诗的“梦境”也是被一种“赠送／呈现”（present）的欲望，以及把花束和诗歌化为礼物的欲望所推动。但问题仍然存在：“啊！我向谁奉献？”这个问题（以及以“问题”为名的这首诗）想更进一步，但同时也先于任何一位读者出现，它依然被阅读、被赠送／呈现。这首诗的梦境能够存留下来，存留得比诗人和每一个独一无二、有名有姓（例如你或我）的收信人更为长久。在梦里，《问题》这首诗依然见证着“礼物／在场”（present）的鬼魅性；作为见证，它也许比一次梦更为有效。但也正因如此，诗和梦同时成为了一种思考“礼物”的理想比喻。如果施赠的欲望不是蕴含于诗或梦之礼物的欲望或更精确、深切地（abyssally）说（例如雪莱的《问题》和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如果不是蕴含于梦中之诗的梦的欲望，也不是蕴含于梦中之诗的幻境的欲望，那它又是什么呢？

正如雪莱诗中的“我”可能永远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小路边”，《忽必烈汗》里的“我”则忙于应付一种循环或交错配列法（chiasmus）[3]，一种不停循环的欲望（“如果我心中能再度产生”）。在这两个例子里，叙事都在中途产生断裂，甚至在开头已经断裂。两首诗同样关心的是必须转化、却又不能转化成叙事的一些故事或论述。这种“双重束缚”跟德里达提到的“礼物”非常吻合。他在《赠予时间》里写道：“礼物（如果有）要求叙事的可能性，同时要排除这个可能性。没有叙事就没有礼物，但同时礼物依靠的是叙事的可能和不可能”（GT 103）。如果要得到所谓礼物，那么我们就不可以述说一个有关礼物的故事；但同时，一些故事（不论是一首诗，或者是一篇前言）还是必要的——而故事必须是关于礼物的不可能：“把花束奉献！——啊！我向谁奉献？”

德里达就礼物所说过或写过的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去思考解构、延异、诗性等问题。礼物是超越理性的。德里达在《赠予时间》里写道：“即使是最卑微的礼物也用不着半点理性”（GT 77）。礼物是一种疯狂（参见GT 35，58）。它有着“疯狂的能量”（G 243）。它必须有某种“不可估量”的特质，必须有一种“不可估量、不可预见的例外”状态（GT 129）。礼物与前文谈过（有关增补和承诺的章节）的过分的逻辑、奠基性的过剩（excess）或夸张有密切的关系。德里达宣称，礼物“过于超前，是一种夸张的先验性存在。节制的捐赠经验——也就是适可而止、大方得体的礼物，在先验的前设下都不能称之为礼物”（GT 38）。德里达指出，如果“自然与人工、真实和虚假、原初和衍生（或参借）”（GT 70）之间没有不确定性，那么解构这种“事件”也不复存在，“礼物”也不可能存在。在这里，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柯勒律治谈到《忽必烈汗》这首“礼物”的“源起”时的措辞：这首诗“原本（也可以这样说吧）是送给他的”。这非常犹豫的一句“也可以这样说吧”（关于这一句我可以另文论述）怪异而执拗地悬浮在“原本”与“送给他”之间，同时它也凌驾于“诗作为礼物”这个想法之上。

在德里达的论述里，礼物在某些方面来说，可能比柯勒律治的讲法更会带来冲击和干扰。礼物没有本质可言，它“超越存在（beyond being）”（SN 85）。它不是可以“送给”某人，也不是某人可以“送给”你的东西。礼物是“不能占有的”（SM 27）。有人可能以主客体关系去理解何谓礼物（“瞧，这里有份礼物，我谨此送赠给你”），但这种思考其实已经被“施”与“受”的逻辑、互换和交易的逻辑，或者是有意无意的一种奖励（或满足）机制等锁死了。礼物是疯狂的，它就是一种疯狂。迈克尔·纳斯认为礼物就像“延异”一样，它是一个名字，用来命名那些“没有适当位置的东西，它是一个可作参考的点，但并不指向任何的指涉物”（Naas 1996，83）。德里达在《丧钟》里指出，“我们一定要抛开主客之辨才可以理解‘送礼’是怎么回事”（G 243）。这刚好对应本章的题目“诗之断裂”——就是要跟（德里达在《何谓诗歌？》一文里勾勒出来的）诗歌或诗性（poematic）决裂。德里达认为“诗的礼物”涉及的是一种“没有标题”、不能（被诗人或读者）签署并据为己有的经验：它“会出其不意地发生，令你喘不过气，更会与拥有话语权及文学性的诗歌决裂”（Che 235，tr.mod.）。诗的礼物跟所有“在场”决裂，也跟所有以“何谓……”为开头（例如“何谓诗歌？”、“何谓礼物？”）的问题决裂（参见Che 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