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主义的花朵

性与死，是欲望生物的两大冲动。弗洛伊德之前，就存在，但是他提出来之后，就成为显学，就连麦家和陈思诚的《解密》，走低其实还是这个路子，更何况是先锋戏剧人了。创造和毁灭，悲伤和欢愉，存在与虚无，有人想变性，有人想去死。大段的台词，屠戮着观众的耳膜和神经，那些有关性器官的桥段，犹如波伏娃和金赛与你一起上课，不过郝蕾、范植伟、詹瑞文的角色都足够边缘化，他们不是学者，而是深陷井底的无望的男女。悲观主义三部曲的终结篇，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的《柔软》，以简单主义来书写复杂的本质。

《柔软》一开篇，就是詹瑞文饰演的角色要求听到“肉与肉的撞击声”，范植伟和郝蕾讨论变性的各种细节，确实非常之少儿不宜，他在本剧中起到很明确的间离感效果。等到观众对于敏感词脱敏之后，他们进入了个体心灵的深处，那些受尽折磨的人啊，原来是那般无能为力。每个人出生之后，就有一个生理性别，这未必与其心灵相契合，找到自己所要的，正是生命中最强悍的果敢“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的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着；生命就是这样疼痛着。只有用柔软对抗僵硬、以身体抗争俗见，让生命争取自由，我行我素才是对自我最终极的尊重。灵魂在燃烧，要么持续下去，照亮自己的未来，要么熄灭，成为灰烬。无论如何，与大众不同的个体，都是艰难的生存，他们的悲伤更是旷代。性别倒错不是范植伟的错，既然他选择了她的新角色，作为旁观的观众无权作出更多判断，唯有祝福他快乐，当然即便她有新的烦恼，也是她自己的所得。

“没有比伪善更坏的东西，它阻碍了人了解真实的自己，了解都谈不上，还谈什么改变完善？”这句台词，或许刺伤了很多观众，毋庸讳言，每个人的心灵都不可能百分百真实的表现，一切外在的态度、姿势、话语和行为，都经过了修饰、调整，伪善是行走生活的必要手段。即便我们说了解，也未必是真了解，而是要作出了解的姿势、目光，以便于达成社交活动的效果。

于是，郝蕾所说的“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可能会感动你我，但我们很可能又是在更高层面上的伪善。即便在某一时刻有了解，可时过境迁之后，物是人非事事休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柔软》是名字，其实每个人再柔软也有坚硬，自从来到人间，躯体和灵魂何为一体，无论怎么改编，“主观能动”就让TA成为一个看似自主的程序。但是这程序，在死之前，并不能真正自主。《柔软》同情出了Bug的程序，想到追问，为什么我这段程序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但她仍然没能出离母体本身去问，为什么我们是一段程序。这些一个个的程序，可以不断给自己打Bug，甚至变性，或者独身，或者同居，或者进入婚姻，然而TA不可能摆脱作为人的存在。

郝蕾告诉范植伟和观众，再造的女性性器官，不可能会本真的神经元快感，范植伟的回答是“如果我爱他，我的鼻子，我的额头，我的皮肤都可以是**（器官）。”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性福，否则幸福只是传说。爱也许与性别也无关，与性行为也无关。“我看着你，我的眼睛就在跟你做爱。”廖一梅的文本，还是那么犀利，可以提供给李银河、崔子恩等人做出更多更专业的解读，本人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观后感。多年之后，再度回想，少数派在中国确实就是少数派。自古以来，中国对此就是不赞成不反对不鼓励，各自安好吧。（2010年发表，2024年增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