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王俊凯演绎“我的哥哥”，情感张力几何？

注：本文有剧透

《野孩子》是殷若昕导演继颇受好评的《我的姐姐》之后的新作。巧合的是，《我的姐姐》以姐姐和弟弟的情感建立为电影的情感主线，《野孩子》则以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偷”哥哥马亮（王俊凯 饰）和“孤儿”弟弟李明轩（关子勰 饰）的情感关系为电影的情感主线。可以说，《野孩子》是聚焦不同社会议题的“我的哥哥”。

《野孩子》海报

《野孩子》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实事件。事件中，一对无血缘关系的兄弟——21岁的马亮与8岁的轩轩，因各自家庭问题流浪在外，相依为命生活一年多。马亮靠偷窃维持生计，轩轩帮忙销赃。两人虽生活艰难，但彼此关爱，展现超越血缘的深厚情谊。事件被曝光后，曾引发广泛关注。

马亮（王俊凯 饰）

由此，《野孩子》本身是携带现实主义基因，电影直面“社会困境儿童”议题。社会困境儿童指涉那些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健康状况或社会环境等因素而致使其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遇到困难的儿童。《野孩子》主要聚焦社会困境儿童中的“事实孤儿”，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一群体，他们仍有父母中的至少一方，却由于各种原因得不到适当的抚养和照顾。

轩轩（关子勰 饰）

电影将事实孤儿的产生，主要指向一些父母的“生而不养”——父母虽然生育了孩子，但是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不论是物质上的供养，还是情感上的关怀。

像电影中轩轩的父母，在很年轻的时候生下了他，随后就把他扔给以捡拾垃圾为生的爷爷抚养。奶奶病重卧床，爷爷又有酗酒的恶习，根本没有尽到抚养轩轩的责任，甚至轩轩跟着马亮离家很长一段时间，爷爷也没有想过要找轩轩；轩轩的叔叔同样生而不养，把年纪更小的堂妹扔给爷爷……

《野孩子》直接且尖锐地揭示了像轩轩这样的事实孤儿的“困境”。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情感的孤独——比如轩轩经常吃不饱，遭到同龄人的欺凌，甚至遭到醉酒爷爷的殴打；更深层次地，是他们在缺乏管教之后的“野”，让他们极有可能在未来步入歧途。

轩轩被爷爷暴力殴打

电影中，饰演轩轩的关子勰演技非常生动，既充分保留童真，也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才华，几场情感爆发戏都很动人。但从观众的反馈来看，确有不少人认为轩轩“并不讨喜”。是的，他并不是苦情戏中刻板印象的“乖孩子”，虽是事实孤儿仍乖巧懂事、善良正直；恰恰相反，虽与马亮有着很深的情感羁绊，但轩轩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可能“变坏”的孩子，电影中关于轩轩的一些桥段让人细思极恐。

比如独自跑到公共场所去玩的轩轩，跟其他小孩子起过两次冲突，一次是直接抢走小孩子手中的冰淇淋，另外一次是与小朋友游戏中起了争执，轩轩不懂得如何友善沟通，而是态度“恶劣”地踩水坑弄湿别人……这是让家长畏惧的“熊孩子”。

这些行为反映出轩轩对人际交往规则的不熟悉以及情绪管理能力的欠缺。儿童需要稳定的情感支持来发展健康的自我认知和社会交往能力，但轩轩作为事实孤儿，缺乏这种支持，也缺乏正确的引导，他只能选择冲动和负面的方式来应对冲突和挫折。

又比如，虽然马亮三令五申轩轩不能偷窃，但轩轩还是多次从超市等地偷来不少他喜欢的东西。

轩轩也偷东西

这也反映出，作为事实孤儿，轩轩的成长环境缺乏足够的正面榜样和持续的行为规范教育，加之物质上的匮乏感，导致他在面对诱惑或压力时难以做出正确判断。马亮虽然尽力教导，但在资源有限、自身也需要应对诸多生活挑战的情况下，他难以提供足够的监督和引导。

成为事实孤儿本身已是命运对他们的一种严峻考验，然而这些不幸的孩子长大后还更容易走上歧途，出现行为偏差，甚至触犯规则和法律。《野孩子》后半程花费那么多篇幅去刻画以大毛（陈永胜 饰）为代表的长大了的社会困境儿童群像，用意就在于揭示出这一点。

大毛（陈永胜 饰）

大毛等成年人已经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他们街头抢劫、砸车偷盗、私闯豪宅盗窃；这个团伙里还有很多像轩轩这样的小孩，或盗窃，或假扮残障儿童乞讨诈骗，沦为不法分子的敛财工具，大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马亮或大毛。

总之，在抛出社会困境儿童这一议题方面，《野孩子》较好地完成了任务，的确有助于让更多人关注到社会困境儿童这一弱势群体。

只不过，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成为电影卖座的理由，就像《我的姐姐》能够卖座并不仅仅因为它抛出“重男轻女”这一议题；关键在于电影是否具备情感张力，它该如何调动观众的情绪，如何打动观众内心。

《野孩子》选择了马亮与轩轩的兄弟情——身处困境却不离不弃的深厚亲情，以及他们在逆境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羁绊，这也是昔日新闻原型的“泪点”。

有些可惜的是，电影在羁绊的建立这个关键环节上说服力有所欠缺。

一方面，马亮决定不抛下轩轩，并从已经启动的班车下来，此时大概是剧情的四分之一处；但由于马亮之前对轩轩的关心或互动并不多，甚至有些冷漠或疏远，那么在没有明显触发事件或情感催化剂的情况下，马亮突然表现出对轩轩的强烈牵挂，难免让人感到困惑和不解。

马亮与轩轩开始建立兄弟情

这么重要的情感的转变，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过渡和解释，比如共同的经历、相互的理解和支持（电影只是通过一些闪回快速带过他们一起偷东西的经历），或者是某种更深刻的内心觉醒（而不仅仅是对讲机这个道具的简单运用），来逐渐建立起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

另一方面，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是影响情感羁绊建立说服力的关键因素。电影对于马亮何以成为如今这个以偷窃为生的马亮的讲述，是完全缺失的。由于马亮最初的性格设定中，并没有包含太多的温柔、关怀或责任感，他表现出的对轩轩的牵挂，还愿意带着轩轩这个负担（马亮自身尚且朝不保夕），就显得有些突兀，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均缺乏力度。

马亮起初还挺排斥轩轩的

马亮保护轩轩的动机，仅仅以“马亮他自己淋过雨，希望为轩轩撑把伞”来阐释，是不够的。多少长大了的社会困境儿童曾经淋过雨，但他们却选择伤害别人，拆坏别人的伞。马亮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环境的弱点为轩轩撑伞，需要更完善、更有说服力的逻辑链条。

轩轩营养不良后，马亮买来牛奶，要轩轩每天都喝牛奶

《我的姐姐》的情感张力不仅仅来自姐姐与弟弟的情感羁绊（从姐姐对弟弟厌恶到逐步接纳相当可信），更来自姐姐最后面临的两难抉择，足以将大多数观众卷入其中——如果面临同样的困境，我们该如何选择？自我与家庭，要放弃哪一个？

除了马亮与轩轩的情感羁绊外，《野孩子》也具备一个有力量的情感内核。不仅仅是抛出社会困境儿童这个议题，而是更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些儿童会陷入困境？

批判“生儿不养”只是最表面的一个层次，事实上，很多社会困境儿童并不全然因为生儿不养，而是因为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食物、住宿、衣物等。

纵然“生儿不养”并不鲜见，那么社会是否有兜底机制，如福利补贴、公共服务等，让那些陷入困境的家庭和儿童获得必要的帮助？法律和政策的干预又哪里去了？包括但不限于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建立监护制度等，来保护这些儿童的权益。

“苦命的孩子”需要社会更多的关爱

电影中比较动情的一刻是马亮为生病的轩轩唱起那首久远的童谣——那是昔日妈妈曾给马亮唱的，“罗罗面面，油馍串串，猪肉扇扇，蜂蜜罐罐，我娃是个福蛋蛋！福里生，福里长，从小就能把福享。”纯真童谣中的美好愿景，与社会困境儿童所面临的匮乏与苦难形成鲜明反差，反思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儿童福祉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的现状，这是温情与讽刺并存的一幕。

如若说这些议题不适合在电影里深入言说，那么电影仍然可以将观众置身于道德困境中，即，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违法乱纪的“野孩子”？他们是我们平时里厌恶、恐惧的小偷或抢劫犯，他们也是被抛弃被遗忘的社会困境人群，我们该如何评判他们？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电影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主创者对野孩子遭遇的同情，演变为电影最后有些失控的“温情”，失足青年一个个都显得有情有义起来，与此前的违法乱纪判若两人。当电影替观众作出了道德判断，真相也就流失于涕泪交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