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吴承学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本文为其后记。
□吴承学
学者对于自己的著述，难免“敝帚自珍”。我有著述数种，但对《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这本20多年前初版的书，除了“自珍”，还怀有“独钟”之情。这种感情很难说清楚，就像从前大家庭中，父母对于所有孩子大都有舐犊之情，但也可能对个别孩子特别怜爱。这往往不是因为父母偏心，而是这孩子和父母的生命历程有过特殊的关联。
这本书就是在我学术历程的特殊阶段孕育而成的。我们这代学者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可谓百废俱兴，万涂竞萌，中外各种文化、思想五彩缤纷。到了90年代，我开始思考如何寻找和拓展本土性的学术领域与研究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迷惘与摸索，终于发现“古代文体学”这一独特路径，这条路径也成为我跋涉数十年的主要学术领域。回想起来，当时找到方向的感觉，就像行走于夏日山间干渴困倦的旅人，峰回路转，忽见绿树成荫，又闻汩汩泉声，快何如之！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时那条人迹罕至的路径，现在也已成为通衢大道。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其发生与演变也指向时代的审美选择与社会心态，文体史也是人类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历史。陈寅恪先生曾在评价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他提出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文化的路径，这在治学方法上对于人文学术研究具有普适的指导意义。就文体研究而言，也可以说，“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喜欢把文体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视角，从具体可感的文体形态入手，考察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文化的况味，努力回到中国本土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我总认为，文体形态是有意味的形式，文体研究应该追求一种有灵气、有思想的学术境界。当然，知易行难，陈义虽高，而具体研究往往文不逮意，半折心始，徒增愧畏。
对处于学术发展关键期的年轻学者而言，最幸运的莫过于生活在比较宽松的研究环境，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支持，最需要重视的时候受人提携。回首年轻时代，生活简单而快乐，最大的快乐就是心无旁骛地读书、思考和写作。我总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这本书的每篇文章，从灵感到成文，从发表到反响，都有一段温馨的记忆。重读旧文，我常常感慨那时思路的奇特与书写的畅快。这除了年轻之外，更得益于时代精神的熏陶所形成的不羁与自信的心态。每个人的禀赋不同，条件有异，但在时代风气鼓舞下，都可以各从其志，也可以各极其致。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而小鸟也可凭借风势，冲天而飞。钝拙如我，倘说年轻时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就是受到宽松自由的时代风气之鼓荡得以腾跃的。
这本书寄寓着我对似水年华的追忆，对温润友好的学术生态的怀想，对支持、提携过我的前辈、同行与读者的感恩。
2000年这本书初版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增订本，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版。商务印书馆“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就”，组织出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拙著第四版得以忝列其中，成为改革开放时代学术的点滴记录，也成为个人致敬伟大时代的涓埃之礼，我由衷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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