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铜和甲骨为媒 他串起了“民国学术半壁江山”

　　刘体智

　　越王剑

　　曾大保盆

　　昜铜鼎

　　罗振玉、容庚、唐兰、李济、傅斯年、陈梦家、郭沫若、胡厚宣、徐中舒……这是广州博物馆展厅墙上张贴的“刘体智、容庚与民国学人关系图”，图中人不是顶级的历史学家，就是一流的甲骨学、金石学、古文字学大家，堪称“民国学术半壁江山”。这些民国学术巨擘缘何会与刘体智密切交流？他们的交往对于整个民国学术界有什么影响？广州博物馆结合最新研究及馆藏文物，自主策划推出的展览“缀古——刘体智与民国学人”或许能给这些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据统计，“缀古——刘体智与民国学人”共展出文物193件(套)，其中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9件，包括刘体智之孙刘耋龄先生所捐赠的49封书信，以及与这批书信相关的青铜器、甲骨片、古籍善本等。

　　广州博物馆馆长吴凌云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透露，该展览缘于刘体智先生之孙刘耋龄先生于2024年3月捐赠给广州博物馆的61封珍贵信札。“这批信札包括罗振玉、容庚、唐兰、陈梦家、郭沫若等名家及史语所等机构致刘体智的信函，是研究近代学人治学、收藏、交游等方面生动具体且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近代金石学、历史学研究均有重要意义。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容庚先生为支持博物馆建设将其收藏的95件青铜器捐赠给广州博物馆，当中就有不少来自刘体智善斋旧藏。此次我们挑选馆藏相关的青铜器、民国学人遗物与刘耋龄先生捐赠信札举办展览，向公众讲述这些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并向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乱世中藏古物，炼成民国海内收藏第一人　　

　　据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广州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研究员霍雨丰介绍，随着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相继出现，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派将西方近代治学新理念、新方法与传统中国的史料材料相结合，提出“二重证据法”，青铜和甲骨等材料对于阐释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上古历史的重要性为学界所公认。“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刘体智以极其丰富的青铜器、甲骨和古籍善本收藏为媒介，组构起一个庞大而影响深远的学术圈，共同推进了近代中国历史考古学科的学术转型以及传统文化的挽救传承。”霍雨丰副研究员指出。“围绕刘体智的藏品，罗振玉、容庚、郭沫若、徐中舒、陈梦家、商承祚、徐森玉、胡厚宣等一大批民国学人与之结缘，对于他们到访查看实物或求赐拓本等资料，刘氏无不慷慨应允，并交流心得，由此诞生了《殷契萃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周彝器通考》等一批金石、甲骨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刘体智（1879—1962年），字晦之，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为晚清淮军重要将领刘秉璋第四子，凭借其父与李鸿章的关系，他很小就被李鸿章收为义子，被送入天津李鸿章家的私塾中与李氏子弟一起学习。刘体智曾因父荫任清政府度支部郎中，后任职大清银行安徽总办、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体智的收藏事业肇始于清末，其在1937年1月12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曾提及“弟收集古物，至今卅余年”。经过多年积累，刘氏形成了以三代青铜器、殷商甲骨、少量宋版善本古籍、各朝古钱币及明版善本古籍为主，以书画瓷器、秦汉玺印、汉魏名碑、明清精墨、名人名砚等为辅的藏品体系，尤以甲骨、青铜器、各种善本闻名于世，被公认为民国时期海内收藏第一人。刘氏这些收藏除古籍大部分源自家族传承，其余为其本人或委托他人多方搜求、交换购买而得，其依托自身收藏编著的《书契丛编》《善斋吉金录》《小校经阁金石拓本》在民国时期影响极大。

　　全程参与接收此次刘耋龄先生捐赠信札活动的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也表示，该展览展示了以刘体智先生为代表的民国收藏家，在乱世中通过收藏古物，保存中华历史文脉、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高尚情操，同时也生动讲述了刘体智先生以青铜、甲骨和古籍为媒，与民国学人包括罗振玉、容庚、唐兰、陈梦家、郭沫若等名家交往的故事，展现了民国时期学人们关注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公私收藏、学术研究以及文脉相传等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以青铜器为媒，与容庚相知相交30年　　

　　策展人霍雨丰介绍，提及与刘体智交往最多的民国学人，莫过于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了。容庚在《善斋彝器图录》序言记录了1931年8月，他与徐中舒、商承祚等人赴沪观赏品鉴刘氏所藏铜器的情景，其时乃刘容二人第一次晤面。容庚如此写道：“晤谈如故交，尽出所藏鼎彝四五百事供摄影，兼旬而毕，复赠全形拓本三首余纸，整装归来，不啻贫儿暴富……”从此，刘体智与容庚密切往来，书信不绝，两人之间的友谊持续了30年。在刘体智的帮助下，容庚编纂了《善斋彝器图录》，这不仅加深了两人之间的学术交流，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资料。而刘体智与容庚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不仅共享收藏信息，还探讨了青铜器的研究。因刘氏收藏丰富，容庚先生还多次在他处购藏青铜器。“在本次的展览中，就有刘体智当年的藏品——曾大保盆，此件青铜器后归让容庚。《容庚北平日记》1936年10月18日和11月6日两篇日记均记录了购买刘体智所藏曾大保盆一事。容氏于1956年将其捐赠广州博物馆，后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该器圆形，两兽耳，腹饰窃曲纹，盆内有铭文21字，殊为珍贵。”

　　南都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曾经著录于《善斋吉金录》的青铜器除了曾大保盆，还有侃勺、立铜鼎、叔铜鼎、曾□壬母铜钟、昜铜鼎、子□之孙铜鼎、孟辛父铜鬲、齐史疑觯等等，不一而足。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刘耋龄先生所捐赠的信札中，有一份“善斋列单青铜器定价草目”，有4件现为广州博物馆馆藏文物。这份资料进一步明晰了这4件文物的流转过程，最初为刘体智旧藏，后转让于容庚，直到1956年容庚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来自商代的“毕钲”，便是其中的一件。它最初出现在刘体智拟售中央博物院的器物定价单上，名为“毕铙”，但后续中博院因故并未购买，后归让容庚，容氏更其名为“毕钲”。

　　展厅里还有一把越王铜剑也引起南都记者的注意。1933年，容庚在致刘体智的一封信中提到此剑，剑格上左右各铭“王戉”二字，两面共八字，作双钩鸟书。这就是容庚曾因误读“王戉”而一度失去的名剑。“该剑以往展出时多是横着陈列，这次展出时立起来了，所有铭文皆清晰可见。”闻讯特意前来观展的收藏爱好者王先生激动地对南都记者表示。“这回总算能360度见到其真面目了。”

　　策展人霍雨丰告诉南都记者，1956年以来，容庚分两次将其多年收藏的青铜器95件捐赠广州博物馆。“据我们统计，95件青铜器当中，有32件为刘体智善斋旧藏，十分珍贵。而1956年，广州博物馆与容庚办理文物捐赠手续时的交接凭据等珍贵史料也在这次展出了。”　　

　　助力学术研究，低价转让珍贵青铜器和甲骨　　

　　在刘体智的朋友圈中，还包括“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字鼎堂）。在1936年，郭沫若东渡日本，当时他的生活颇为困顿。后来刘体智听说郭沫若对甲骨研究有兴趣，但没有资料，于是刘氏就请人制作了一些甲骨拓片，将其裱成20册，起名为《书契丛编》，然后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去日本，将其交给郭沫若。郭沫若大为惊喜，从中精选善斋甲骨1595片加以研究，写出了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殷契萃编》，该书1937年首次出版，因其中所收甲骨颇多精品，考释亦多发明，80余年来，该书先后有6种版本。

　　展览中还有一份致刘体智的拟购善斋铜器目录。据霍雨丰介绍，这是徐中舒在1936年代表中央博物院向刘体智开列的拟购单据，目录中一共罗列了50件青铜器，每个青铜器下面用铅笔标示了价格，抬头写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学术高地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7月创立于广州中山大学内，10月正式迁入广州东山柏园，这也体现了广州在当时是一座开风气之先的人文荟萃之地。该所汇聚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傅斯年、陈寅恪、容庚、商承祚、李济、董作宾等。”

　　1933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设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由傅斯年担任首任主任，李济担任人文馆的筹备主任。在当时的筹备计划下，史语所所在的中研院和中博院是合作关系，中研院侧重于学术研究，而中博院则侧重于陈列展览。史语所的诸多学者，同时也是中博院筹备处的重要成员，自然也经常为中博院的事务奔走。刘体智善斋所藏的青铜器，便在中博院筹备期间购置的重要藏品之列。“购置善斋青铜器一事，成为刘体智与傅斯年、李济、徐中舒等史语所学人结缘的纽带，他们之间关于中央博物院购买藏品事宜的往来电函在本次展览中也有展出。经容庚牵线、徐中舒等积极奔走，中博院终于在1936年以低价购得刘体智所藏青铜器107件。这批藏品后来成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重要藏品之一。”

　　其实这只是刘氏文物化私为公的冰山一角。据悉，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刘氏即将所藏吉金拓片437片赠送北平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他将重要青铜器藏品百余件以低价归让南京的中央博物院，为这些重要国宝谋得安身之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将剩余的87件青铜兵器和包括宋、明善本在内的6万余册古籍，以及数量众多的金石拓本、碑帖、地图等珍贵资料无偿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3年，经徐森玉协调，刘氏以3万元价格将其所藏甲骨2.8万余片全部出让给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后拨交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如今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相对数量为世界第一，其中刘体智善斋旧藏甲骨约占八成。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罗彦清 图片由广州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