韭菜与国祚：那场灭亡大清的股灾

韭菜与国祚：那场灭亡大清的股灾

作者 | 竟陵

01 资本市场与大清国祚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上海又一次爆发了金融风潮。此次金融风潮因与橡皮股票的发行与抢购有关，故被称为“橡皮股票风潮”（橡皮又称橡胶，故也被称为“橡胶股票风潮”）。有关此次风潮发生的原因，一般认为是西人麦边在上海招摇撞骗、沪上中外商人全被蒙蔽的结果。但是细究其背景和原因，可以发现此次金融风潮的爆发有其内在的原因，而且风潮发生后所产生的深渊影响以及为应对此次风潮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耐人寻味的。

1910年的盛夏，上海被笼罩在一片肃杀的严寒中。

一头巨大的熊，跨越大洋而来，熊掌横扫上海滩。股市全面崩溃，钱庄票号纷纷倒闭，外资银行损失惨重，仅以身免。那些越来越高的新建洋房，则成为人们财富梦碎后的终结之地，创下了与时俱进、前无古人的自杀方式——跳楼。

“寰球同此炎凉”，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给大清国上了一堂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课，而且以其凌厉的掌风，一举掏空了大清国的根基。起风了……

光绪末年，上海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从1903年之后连续6年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延续了数年之久，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这次自发生在上海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将全国卷入恐慌之中。在震惊中外的“橡皮股票风潮”中，大量钱庄倒闭、商家歇业，许多投资者倾家荡产，因失败而自杀者近百人。这场“橡胶风潮”，它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商界和金融界参与了国际资本的橡胶投机活动。

这次股票的远因，可以追溯到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1872年，同治皇帝批准李鸿章的奏折，正式同意成立招商局。奏折是批了，但是老佛爷“准奏”后面加了一句话，“朝廷手头上也紧，你自个儿想法子去吧”。1883年10月21日，上海的报纸特别刊登评论说：“招商局的股票制度，一个人提倡，大家都加入。几年以后，一股热潮揭开，公司模仿林立……”有意思的是，证券的发售孕育了一个全新的职业，券商，相似于今天的证券公司。

作为“中华第一股”，招商局IPO的发行价是每股100两白银，按照现在白银现货大概每克10元估算，也就是每股发行价5000元！这要是放在今天IPO，中签的人可真是做梦都要笑醒了。春天的时候，这座城市仿佛服下了大补春药，充满了亢奋，如同周边田野里油菜花般灿烂。这剂春药，就是橡胶股票。

资本逐利，股民疯狂历朝历代其实都一样，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刚一发行，就受到民间的热烈追捧。十年间，这支股票从原始股每股一百两白银被炒到了每股二百六十五两白银。这支股票的暴涨，带动了其他民族工商企业的效仿。从1880年开始，大清国掀起了一股兴办股份制企业的高潮，甚至还催生出了中国第一家带有证券交易所雏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淮公司，这绝对能算是当下A股沪市的先驱，上海也可算是从以前到现在绝对的金融重镇。

哪里有炒作，哪里就有疯狂。当时的上海炒股成风，全民参与，他们在买股票时，几乎是见了就买，连哪家企业发行的股票、企业生产经营什么、经营状况如何、赢利的前景如何，都可以一概不问，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股价会直线上涨，丝毫没有考虑过股价可能会直线下跌的情况。

1883年，由于矿业股票暴跌，清朝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股灾，破产关闭的企业商号多达400家。李鸿章甚至将此事上报朝廷，并深刻反省，可见这场股灾有多么的严重。然而，这次股灾并没有浇灭当时的中国人民心中对炒股的向往，毕竟人性里就有投机心理。更何况，只有这么一次股灾，并不能培养出人们在市场投资中的风险意识。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让人们反复经历市场的波动、盈亏的变动，让人们经常体会亏损、破产、倒闭、被套等噩梦，人们才会在投资时谨慎小心。

一家名为兰格志(Langkate)的橡胶公司，在上海的股市画出了一道雄起的陡峭阳线，高耸入云，全球瞩目，引领大盘齐齐飙升。兰格志股票面值仅100两，却迅速被拉抬过了1000两大关：在上海证交所(上海众业公所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的几乎所有橡胶股票，都演绎了同样的神话。而东南亚的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大清国的上海，已经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发动机”之一。

在招商局疯狂的股价刺激下，股票这个新名词在很短的时间就被人们广为接受，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国企绩优蓝筹股，格外受到股民青睐，短时间内股价都大幅度增长两三倍之多。想挣钱，就炒股，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蜂拥进年轻的大清股市，这波超级牛市延续良久，直到1910年。

1900年，汽车已经开始在美国大规模制造，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一时成为抢手货，全球橡胶市场被蜂拥而入的资本挤得满满的（跟今天的锂电池一样一样滴）。1910年初，一家名为兰格志(Langkate)的橡胶公司在上海IPO，其后这只股票画出了一道高耸入云的陡峭K线。其IPO的价格是100两白银，却在上市之后被迅速被拉抬到了1600两白银，涨势之凌厉，令全世界的投资界疯狂。

事实上，LangKate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公司，大股东George McBain是一个资本运作高手，他利用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然后协同外资银行联手做庄，先是从银行悄悄地贷款出来，为股东们每3个月发一次红利，每股派红高达12.5两，这相当于票面价值的12.5%。随后，这几家银行又宣布可以接受兰格志公司股票进行抵押贷款，营造出兰格志股票“抗风险能力强”的表象，共同炒作。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股市黑庄在百年之前就赫然存在。

当时东南亚的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几乎所有这些橡胶股票，都演绎了同样的神话。大清国的上海，俨然已经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执牛耳者”。在大牛市的刺激下，在炒股就能挣钱的号召下，大清的股民们开始加杠杆，向亲戚朋友借，向同僚借，还有的大户干脆向外国银行和钱庄借（跟2015年何其相似）。

盛宴终有结束的一天。1910年6月份，美国调整其汽车市场政策，进行大幅度紧缩，伦敦橡胶交易市场应声大跌，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随即全面崩溃。跟2015年股灾的逻辑一样，杠杆杀跌引发了一系列的雪崩，中国人第一次尝到炒股的苦头。而与2015年股灾不同的是，由于当时的金融机构直接参与了股票炒作，部分小钱庄的破产导致了最可怕的后果：挤兑风潮出现了。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在这种落井下石的压力之下，一系列的钱庄相继倒闭。7月22日，违规入市、大肆炒作橡胶股票并被深度套牢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先后倒闭，这三家钱庄属于一个共同的老板：陈逸卿。

在陈逸卿的资金链条中，有一家实力雄厚的国企后台：川汉铁路公司。这家国有企业虽然在两年前改制成了商办，但从管理层任命到企业的各项管理，都和国有企业没有任何差别。曾担任过广州市市长(知府)的前官员施典章，被中央任命为川路公司CFO(“总收支”)，其人在上海坐镇，负责盘活手头的350万两巨款，进行资本运营。

在炒股致富的鼓舞之下，施典章将高达200多万两白银直接或者间接的存入陈逸卿的银行，这些资金全部被挪用参与了橡胶股票的炒作，成为了陈逸卿最主要的准备金，也是他敢放手一搏的定心丸。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川路公司撑起了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如果兰格志股票能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施典章就能真正地“盘活”公款，名利双收，不仅能为公司“建功立业”，而且他自己在里头设的各种“老鼠仓”等，都将被掩盖在政绩的光环下。

世界上没有如果，迎接陈逸卿和施典章的，是一场他们永远想不到的梦魇。在重大经济损失之下，施典章被一个叫做盛怀宣的政治对手盯上了。二十年前，盛怀宣在一场经济危机中用不太光明的手段斗夸了大清首富胡雪岩，像施典章这种重大违法乱纪行为，盛怀宣搞起来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在其推动之下，中央政府成立了专案组，调查之下，施典章一系列重大的违法乱纪行为曝光天下。

行情从来都是掌握在最有实力一方的手上，成也美国，败也美国，突然，全球最大的橡胶买主美国宣布对橡胶实行限制消费政策。紧接着，橡胶价格一落千丈，上海股市陷入恐慌。麦边的兰格志全是他用钱砸出来的口碑，哪里有什么实体的经营和光辉的业绩，在橡胶市场本身需求大缩水的情况下，这些假新闻被一一戳穿，等待这只股票的结果就只有暴跌。此时东窗事发，所有人如梦方醒，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无数股民倾家荡产，多家钱庄关门歇业，上海市陷入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百业萧条，人人自危，连跳楼都需要排队。

施典章的内心是奔溃的，准备跑路到香港，结果还是被逮住了。盛宣怀因推动铁路国有而背负卖国恶名，其中造谣中伤最起劲的就是打着“爱国保路”旗号的川路公司的高管，因为他们把公司巨额放在上海钱庄吃利息。当上海股市因橡胶股灾出现崩盘，川路公司被挪用的公款就产生了300多万两的亏空。

次年，已经升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对两湖、广东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国有化方案。湖北、湖南由于张之洞管理得宜，资金损失不大，盛宣怀提出用国家资金1∶1按原股面值置换；而四川因资金亏损中有300万系‘橡胶股灾’亏空，盛宣怀认为不应‘慷国家之慨’，决定不予承担” 。这意味着7000万“被股东”的四川人要承担这些亏空。上头犯错不严惩，板子却打在群众身上。7000万“被股东”的四川人愤怒了，清末著名的保路运动就此爆发。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谘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面对危局，清廷只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策略，急调鄂、湘等6省援军赴四川镇压，其中尤以湖广总督端方统帅的湖北新军最为精锐。但令清廷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端方等人弹压四川乱局之际，防务空虚的武汉被革命军夺取，辛亥革命由此爆发。而为了扑灭革命，清廷不得已起用袁世凯做总理，而后者正是终结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掘墓人”。

02 国际橡胶投机盛极而衰

资本市场杠杆巨大，如果赌性太强而不能及时止损，往往导致参与者倾家荡产，前几年在上海因为橡胶期货自杀的，就有好几个人，这样的悲剧不是第一次，不会是最后一次，也不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小者自裁破家，而大者可以亡人之国，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在一百多年前爆发的橡胶股灾，史称“橡皮股票风波”，可以说，正是这场风波，直接毁灭了大清王朝。

这场股灾对于政府而言，不要病急乱投医，绝对不要坑害老百姓。政府一方面要克服国家经济危机的困难处境，另一方面还要顾及老百姓的利益。一旦百姓手中的资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政府自然就会失去信任。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可见，在股市投资的过程中，不要贸然地跟风这一定律在现在仍必须遵循的。股票一时地上涨并不意味着它确实适合投资。正像上文中的橡胶股票，它的股价上涨就是群众的吹捧，并没有多少真实业绩的支撑。投资这类股票，待到股市下跌的日子，注定是空手而归。

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直接作用，使得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同时也是中国的第一次股票买卖高潮很快便结束。此后，中国的证券行业步入低谷，但股票在金融运动中所具有的奇特作用和在民间打下的印痕却难以轻易消除，在一定的时期和机会到来时还会重新显现。

到1909年，因为世界性的橡胶涨价，外国开发成功的橡胶园企业主和投资人大获其利，于是购买橡皮股票的中国人逐渐增加。就像商场大减价一样，甭管卖什么，总会有人一窝蜂围上去，于是人人争先，个个奋勇，不甘落后。麦边和其他橡胶公司就利用这一时机疯狂抬价，由原本约60两的股面值抬升到1450余两。然后一众冒险家佯言回国，一去不回，股票价值遂一落千丈。

同时，外国银行宣布不再承做此项抵押贷款，收回已贷的款项。一时持股者恐慌，到处抛售，无人购买，橡皮股票最终等于废纸。上海钱庄亏损巨大，六月十五、十六日，正元、谦余、兆康3家汇划钱庄首先倒闭，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大钱庄也停业清理。延至宣统三年初，上海100家上市钱庄剩51家。

1910年7月21日，上海的正元、兆康、谦余三家大钱庄同时倒闭，亏欠其他钱庄和银行款项700万两，上海市面猛烈震荡，此为形成恐慌的第一道冲击波；同年10月8日，中国最大的银号——上海源丰润倒闭，累及各地17家分号，恐慌波及全国，形成恐慌的第二次冲击；1911年3月21日，著名的票号上海义善源倒闭，牵连外埠分号23家，形成第三波冲击，恐慌达到极点。受金融恐慌的冲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1903年之后连续6年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延续了数年之久，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

上海恐慌的爆发， 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对上海金融危机的懵懂无知，一再下达昏庸指令，以及地方官不顾大局斗气泄愤所致 。重大的历史事件追究到底，竟然与一些细枝末节之事相关，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20世纪初，由于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造成橡胶资源紧缺，价格暴涨。1908年伦敦市场橡胶每磅售价2先令，1909年底涨至每磅10先令，1910年春达到最高点12先令，国际资本大量转向了橡胶资源的开发。南洋群岛是各国投资的重点地区，到1910年初，为开发南洋橡胶资源而成立的公司达到122家。在伦敦金融市场，橡胶股票最快的销售速度是100万英镑的股票在半小时之内销售一空，国际橡胶投资已接近疯狂。

中国最大的资本市场上海也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国际资本橡胶投机活动。据《泰晤士报》估计，在开发南洋的122家橡胶公司中，至少有40家公司开设在上海，大多由上海的洋行经办并代售股票，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开户，40家公司的资本总额达2500万两。当时，很多上海人连橡胶是什么东西都还没弄明白，仅凭道听途说，就疯狂抢购橡胶公司的股票，惟恐落于人后失去暴富机遇。

1910年6月，国际橡胶投机活动盛极而衰，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橡胶股票行情暴跌，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橡胶股票立即停止交易，直到1911年春才恢复交易，但此时只有卖盘，没有买盘。1911年7月，买盘开始出现。据上海股票交易所的通告，6月29日橡皮股票的卖盘开价每股5两，7月6日的买盘报价每股4两，与一年前炒买炒卖的价格有天壤之别。

1909年到1910年之间，上海各界购买橡胶股票动用的资金总计达到4000万两，投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参与投机的重要力量是上海的各大钱庄。以此为导线，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倒闭，受牵连而倒闭的钱庄总共达到9家，这只是橡胶风潮的初起，以后源丰润、义善源的倒闭则是恐慌的形成。

03 钱庄与橡胶股票中的韭菜们

大清国的股民刚刚见识了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好处，又开始吞下其巨大的苦果。

消息灵通的外资银行抢先一步从各大本土钱庄票号中收回了贷款，却造成了钱庄票号的挤兑风潮。7月22日，深度套牢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先后倒闭，上海市面立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为了免受池鱼之灾，就要收回所有拆借给中国钱庄的资金，这一下又在市面上引发了更大的恐慌。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而这其中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有一个共同的老板：陈逸清。陈老板本来就是想利用自己掌握的资金和在老外那的关系，抢购股票后再加价卖出，简单而又短平快的生意。只是，一时贪念大起，收手不住，越滚越大，陈老板的资金链就开始紧张起来了。而陈老板资金链中，有一家远比花旗等外资银行更为强有力的后台，就是“川汉铁路公司”。

在当时的资本市场上，钱庄比招商入股是一种更广泛的存在。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参与股票买卖，二是以贷款方式介入橡胶股票投机，其中后一种是更为普遍的形式。上海许多钱庄并没有直接参与股票投机，而是处于股票的卖方（外国洋行）和买方（上海商人和市民）的中介地位。由于橡胶股票炙手可热，许多人倾其所有犹嫌资金不足，纷纷向钱庄举贷。钱庄的大举介入，增强了橡胶股票投机活动中的资金运用，扩大了投机的规模。虽说很多钱庄没有直接抢购股票，但发挥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融资作用，危害也就更大。

不管是以哪一种方式介入股票买卖的，上海的大多数钱庄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投机。统计资料显示，1910年上海共有91家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冲击下倒闭歇业的达到48家，占总数的53%，亏欠款总额1933万两。而在清末，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则在8000万两左右，可见上海钱庄介入投机程度之深。

04 股灾，压断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恰在这时，即当年9月，大恐慌爆发了。风起于青萍之末，全国的大恐慌居然是由一件不大的事情引发的。

1910年9月，清政府按照惯例要上海方面从源丰润、义善源等庄号提取190万两“沪关库款”，用以支付当年到期的“庚子赔款”。“沪关库款”是属于国库性质的上海海关的税款，历来由上海道台经手，存放于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以备中央财政不时之需。9月度支部（财政部）欲提“沪关库款”，时距正元等钱庄倒闭仅2个月，上海道台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暂不从源丰润等钱庄中提取这笔巨款，改由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庚子赔款”。当时市面未稳，源丰润、义善源虽然实力雄厚，在猛烈的金融风暴中不能独善其身，在某种意义上，大金融机构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但清政府所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如期交付“庚子赔款”，认为这事关国家信誉，而金融风潮只是上海一隅之事。

因之，军机处对蔡乃煌不愿提取源丰润存款十分不满。按照奏折的性质，蔡乃煌的奏折交度支部处理。度支部侍郎（副部长）陈邦瑞与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苏巡抚（当时上海归江苏管辖）参奏蔡乃煌，说他妄称市面恐慌，恫吓政府，不顾朝廷颜面，拖付“庚款”。罪名如此之重，蔡乃煌当即革职。

蔡乃煌革职后一度申辩，但遭军机处斥责，羞愤之下，一举从源丰润等钱庄提回款项200多万两以交还政府，源丰润当即倒闭。对此，洞悉内情者说：蔡乃煌火急追讨官款逼倒源丰润，是愤恨于军机大臣斥责他“以上海市面恫吓政府”，故特为此举，使市面动摇，还政府以颜色，“以（证）实其前致电部中‘维持市面’之说”。

上海恐慌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对上海金融危机的懵懂无知，一再下达昏庸指令，以及地方官不顾大局斗气泄愤所致。重大的历史事件追究到底，竟然与一些细枝末节之事相关，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源丰润的倒闭，带倒了9家银号和钱庄，造成30家钱庄歇业，金融恐慌爆发了。继源丰润之后，义善源不能独存也告倒闭。源丰润、义善源分号遍布全国，往来庄号不可胜数，它们的倒闭，致使北至营口、北京，南至广州，西至重庆，全国各大商业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随之而来的全国经济萧条也就在所难免了。

资本市场永远是强者的游戏。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国际橡胶价格大跳水。伦敦橡胶交易市场上一片熊嚎，又造成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大清国的股民们刚刚见识了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好处，又开始吞下巨大的苦果。源丰润是上海滩最“牛”的钱庄，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

大清国的对外赔款，一般都由各省分摊后，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部(商务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

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总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

“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总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

与蔡乃煌有隙的度支部（清末掌管财政事务的机构，相当于财政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由于蔡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多，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他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再次申明万不可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不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它们获得了上海道官银的支持，上海官银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

军机处依然视为恫吓，严加申斥之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乃煌羞愤交加，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分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告歇。源丰润倒台，导致上海大批钱庄倒闭，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这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波。

李经楚见状，赶紧将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归还，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借款10万两，被回绝。次日，义善源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柱子垮了，上海金融业顿时崩溃，全国大恐慌随之发生，北至北京、营口，南至广州，西至汉口、重庆，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第三波袭来，江浙地区所受冲击最大 ，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被冲垮。源丰润、义善源的倒闭，连锁反应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等于给全国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其巨大影响远远超过橡胶股票，实际上从金融和经济层面上，掏空了大清国的最后一丝元气。

熊市掀翻上海股市后，川路公司高管挪用来吃利的公司本金350万两几乎损失殆尽。而这家铁路公司最大的特点是，近8成的资金都是取自强行摊派到农民头上的“租股”，都是百姓“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骨吸髓而来”。

源丰润倒台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12月11日，清政府再次救市，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并且要以江苏盐厘担保。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当时还担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可是，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

七千万四川人被震惊了、被激怒了，多方上访，要求中央彻查。一场“惊天”的腐败大案掀开帷幕的同时，一颗足以“动地”的定时炸弹也埋了下去：如何处理这笔巨额亏损，成为悬在中央面前的巨大难题，并且将成为摧毁大清国的导火线。一年后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帝国土崩瓦解，而根源之一就是这橡胶股灾。

100年前的那个盛夏，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中国上海股市崩盘。 由于清末股市中的官商勾结、官场争斗、制度糜烂等诸多要素，这场市场危机不但危害程度被无限放大，而且迅速转化为政治危机——违规入市且损失惨重的川汉铁路陷入资金困境，并且就损失款的补偿问题与中央持续发生矛盾，引爆了“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

然而素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面对四川日益激愤的情形，竟也犹豫再三不敢轻动，其在之后的电文中提及：“尔丰非不思用强硬手段，然民气团结，已不受压制，内顾实力不足，兵警难持，祸端所伏，不仅蔓延一省，而言者必以尔丰为戎首。筹虑至再，未敢轻发。”

然而8月26日，盛宣怀强硬致电赵尔丰：“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湘鄂初亦如此，经告示严禁，有格杀勿论字样，乃能相安无事。”9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要求赵尔丰“切实弹压，迅速解散，毋任日久酿乱。”赵尔丰被迫采取强硬措施，逮捕扣押罗纶、蒲殿俊、颜楷、彭芬、邓孝可等立宪派，随后造成七一五血案。就在血案后不久，革命党发动同志军起义，保路运动正式进入武装斗争阶段，双方僵持不下，端方携湖北新军入川平乱，之后武昌空虚，首义成功，清廷灭亡。

回看四川保路运动，四川铁路公司从一开始就股权不清、责权混乱，无论官办还是商办，高管必会上下其手混水摸鱼。邮传部长盛宣怀拒绝为川汉铁路公司因贪腐问题造成的三百多万两亏空买单，并坚决要求由邮传部掌控帐面上的700多万两白银，这不仅会使四川铁路公司高管们的贪腐曝光、彻底断绝他们中饱私囊的机会，而且会使四川当政者的无能与暴戾充分展现。所以，四川地方官搞起了对抗，高管贪污犯闹起了革命，而老百姓被裹挟其中。无论是扯上爱国卖国，还是要求四川人修四川的铁路，都脱离了口号本来的意义。

了解清朝末年盛宣怀逃亡的故事，不是为了去批判他处置不当，也不是为了赞美他为国操劳有功，而是理解历史事件发生前因后果。退一万步讲，即使盛宣怀当时能够强力平息四川保路运动，也不过是给大清国多一口气喘息罢了。

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利益的分配问题。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期望尽量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来获得期望的生活，还是期望通过分配他人财富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这是不同人群基本的政治分野。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旦理解人性，把自己从道德高地上拉下来，世界就豁然开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