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去旧换新”须努力提升市场主体支出意愿

（本文作者廖群，

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海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一、“去旧换新“战略意义不可低估

今年3月两会后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文件，推出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即“去旧换新”。

设备更新，就是新设备置换旧设备；消费品以旧换新，则为以旧产品换新产品，其实两者本质上都是去掉旧的换上新的。但在去掉的方式上还是有点区别，即设备更新时旧的设备是直接去掉，而消费品以旧换新时旧的消费品折点价再去掉。所以，以”去旧换新“概括两者可能更为准确一些。

”去旧换新“对于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崛起的战略意义不可低估，从有效性角度是当前我国经济供大于求局面从而经济增长压力的缓解良方，从必要性角度则是保持今后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持续崛起的必由之路。

就有效性而言，首先必须正视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根本原因是供过于求，或者说需求不足。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如何促使经济继续增长呢？逻辑上很显然，就是创造需求，且为更快地达到供求平衡也减少供给。“去旧换新”正是做到了两者，“换新”直接地创造了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去旧”减少了供给，既为“换新”腾出了空间，打开了需求之门，又促使供求加快平衡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除此逻辑上的显然性之外，更应该看到，如此的“去旧换新”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在我国显著地高于在他国。这是因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一个重大区别是，发达经济体因已发达了很长时间，产品质量比较均衡，新、旧产品质量上的差距不大，“去旧换新”的需要、动机和边际效应不那么强，而我国经济发展时间不长，虽产品总量供过于求，但产品质量分布不均，新、旧产品之间质量差别很大，“去旧换新”的需要、动机和边际效应明显更强。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也有很大区别，即在这些经济体虽旧产品质量比我国更差但新产品质量显著低于我国，因而新、旧差别从而“去旧换新”的需要、动机和边际效应也低于我国。的确，在我国，一方面很多旧产品质量难以令人满意，比如城镇居民住房存量中有一半左右是质量上离现代化住房标准尚远的非商品房，另一方面新产品质量却达到了或引领世界前沿水平，如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光伏、手机、家电及新型消费模式等，新、旧反差明显。这意味着，我国“去旧换新”具有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有效性，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速继续快于他国的一个根本性条件。所以说，“去旧换新”对症下药，是有效缓解当前我国经济供过于求和经济增长压力的良方。

不仅有效，而且必要。对此首先应该认识到，我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强势崛起，年均增长9.0%，同时经济质量根本性提高；依照事物发展的抛物线规律，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崛起速度放缓，但仍在崛起过程之中。这意味着，今后20年左右我国经济增速仍然需要高出全球平均2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仍需保持4-6%的中高速增长，经济质量也需要向现代化标准进一步迈进。可是，要做到这一点现在看来不会一帆风顺。过去40余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动能，在2000年之前是由商品供不应求和人口增长所驱动的内需数量型扩张，之后是由加入WTO效应所带动的外需数量型扩展。但现在内需方面数量型扩张势头由于供求关系的根本性改变和人口增长由正转负而难以为继，外需方面WTO效应已近饱和。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如何才能中高速增长呢？那就只能通过质量提升来创造新的内需了。前面已说，这正是“去旧换新“的意义所在，“去旧换新”的确是有效创造新内需的良方，而上面的分析又说明，在过去的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或消失的情况下，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持续崛起，“去旧换新”不仅是良方，而且是必由之路。舍此，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中高速增长就得不到保证，经济崛起的进程就有可能中断。

有鉴于此，应像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那样，在我国范围形成一个“去旧换新“的经济浪潮，促使全国各地和各行业，包括各地的房地产业，都推进和实施”去旧换新“，以夯实我国经济持续崛起的基础。

二、市场主体是“去旧换新”的决定性因素

令人鼓舞的是，政策层面“去旧换新”战略的实施方案很快就陆续出台了。汽车“以旧换新”方案已出，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支持，根据地方财政实力，中央财政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汽车的“以旧换新”分别给予50%、60%和70%的财政补贴，重点支持新能源汽车和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超过50个城市已经推出了住房“以旧换新”方案。设备更新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对21家银行5000亿元人民币的银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已经落地，激励引导银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同时中央预算内投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贴等支持设备更新的支出势必加大。7月25日，发改委和财政部又专门发文，统筹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去旧换新“。

但要形成一个“去旧换新“的经济浪潮，光靠政府的支持措施是不够的。浪潮的载体是消费者和企业，在本文概括地称为市场主体；需要这些市场主体运动、前进和上冲起来才能形成浪潮。而且， 既然是浪潮，其体量及所涉及的资金规模，也非政府所能独自承受，需要市场主体共同承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活动也必然要遵循市场规律，依靠市场主体来培育、推进与实现；“去旧换新”的经济浪潮，也必是如此。因而，虽由政府启动、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是”去旧换新“浪潮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召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金融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坚持鼓励先进、淘汰落后，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政府出台激励政策，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发放贷款，切实提升金融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能力和质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三、市场主体的支出意愿是关键所在

那如何使得市场主体形成“去旧换新”的经济浪潮呢？

在当今货币经济时代，当然首先是资金问题。要在各行各业形成“去旧换新“的经济浪潮，人们自然会问，资金问题如何解决。

如前所析，“去旧换新“意在创造需求，解决需求不足问题。根据经济学定义，需求是指有效需求，即市场主体，包括消费者和企业，愿意并且能够在给定时间段内以一定价格购买的产品数量。这里，愿意与否是市场主体的消费或投资意愿问题，概括而言是支出意愿问题，而能够与否是她们的消费或投资能力问题，概括而言是支出能力问题。所以，需求，或有效需求，关乎支出意愿和支出能力两个问题。那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需求不足到底是属于哪个问题呢？是支出意愿不足还是支出能力不足的问题呢？

应该说，因人和企业而异。对低收入居民和低盈利企业当然是支出能力不足问题，但对中高收入居民和和中高盈利企业则是支出意愿不足问题。那总体而言或主要来说，是哪个问题呢？

笔者认为，对当前我国经济而言，是后者，是支出意愿的问题。这么说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认为老百姓没钱从而支出能力不足是问题所在。不可否认，我国低收入居民支出能力受限，导致消费支出不足。但即使对这些居民而言，大多数的人仍每月存些钱，并不是“月光族”，更没有借债度日。中高收入居民则不是支出能力不足，而支出意愿不足。

看看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并与他国比较，这一情形就应该比较清楚了。表1显示，2022年我国国民储蓄率高达46%，比位于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的印尼、韩国和越南分别高9、12和13个百分点，比西方发达国家高16个百分点以上，比美国更高出28个百分点。同时，图1 表明，1979—2023年间，全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年均增长21.2%，大大快于名义GDP的增速，且在最近几年名义GDP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增速反而加快。

可见，当前我国市场主体的储蓄意愿是多么强烈，相应地支出意愿是多么不振。因而，当前我国经济需求不足，主要不是因为市场主体的支出能力不够，而是其支出意愿不足。否则，大幅高于其他国家并高达46%的国民储蓄率是难以解释的。

“去旧换新”提供了一条解决需求不足的途径，也要通过市场主体来实现，其能否成功关键也在于能否实质性地提升市场主体的支出意愿。

四．提升市场主体支出意愿须多方努力

提升市场主体的支出意愿，除了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补贴予以激励外，更须市场主体在消费或投资观念上、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和银行在金融支持上作出努力改进。

首先，市场主体须改变消费观念或投资观念，削减数量满足感和提升质量追求感，以接受“去旧换新“的理念。为此，笔者前些时候撰文提到，按传统观念，“去旧换新”是浪费，是不值的；旧的还能用，为何要换新呢？这种观念在供不应求的产品短缺年代是被大力提倡的美德，在供过于求的产品剩余年代却是不值得提倡的旧习。能用不见得就用得满意，就像家电，很多功能不强且经常会出现故障，使人烦恼；住房，很多老旧、空间狭小与配套欠缺，令人不适；设备，很多陈旧落后，产出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佳，还需经常维护，使企业家头疼。所以，要用得满意，就必须以新的家电、住房和设备取代旧的。取代完后用得更满意了，就是消费或产业升级，就是向现代化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就是值得的。这正是现代化的意义所在。否则，一直用旧的家电、住房和设备，生活和生产活动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 试想，按我们现在所定的战略发展目标，到2035年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或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而如果那个时候我国仍有很多人和企业还在用目前的旧产品而不更新，比如仍有一半人左右住在目前的非商品房内，那能说我们已实现了这一目标吗？应该不能，只有经济和社会由具现代化标准的新产品全面覆盖，从而经济和社会整体性地焕然一新的时候才能这么说。另一方面，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时代，追求现代化不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满意吗？既然如此，去掉旧的就不能说是浪费，是值得的。

第二，政府应将支持形成“去旧换新”浪潮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首先应降低银行的存款利率，以减弱市场主体的储蓄意愿，相应地提升支出意愿。当前我国银行的存款利率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但与正常情况下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偏高。图2显示，除了近两年由于通胀突起美国和欧元区大幅提高利率外，在大部分时间我国的一年期存款利率都大幅低于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当然，以人均GDP衡量，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利率水平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但应该认识到，虽仍具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现在我国已不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很多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类似的特征。本文所关切的需求不足，就是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因而解决此问题也应该采取发达经济体的办法。就银行利率水平而言，应该更接近于发达经济体而不是发展中经济体。只有这样，市场主体的储蓄意愿才能降低，支出意愿才能增加。

当前我国的名义利率水平，如一年期存款利率1.35%的水平已不算高，但若考虑到通胀低迷，实际利率水平在当今也不算低。我国的通胀率，新世纪以来一直低迷；如图3所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涨幅不断走低，前者从1990年代上半期的双位数下降到2%以下，近几年跌至0左右，后者则从双位数跌入负值区间。

高通胀固然有害，但相对于银行利率过低的通胀也危害不浅，一方面使得消费者觉得货币值钱而不愿消费，一方面又致使企业预期销售和盈利前景暗淡从而不愿投资，都导致储蓄增加，支出减少。通胀低迷也是我国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特征之一，所以也应该采取高通胀以前发达经济体所采取的提升通胀率的方法。只有通胀率提升到一定程度，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才能降低至市场主体觉得储蓄不值得从而提升支出意愿的水平。

这意味着，我国应该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从降低名义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提升通胀水平两个方面入手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为“去旧换新”创建一个友好的宏观金融环境，推动“去旧换新”浪潮向前发展。

第三，商业银行可在提升市场主体的支出能力和支出意愿两个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应该意识到，能否融资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既关乎支付能力也影响支出意愿。如前所述，低收入居民和低盈利企业的支出受到支出能力的限制，得到融资将直接增强其支出能力，同时也由于今后财务预期的改善而提升其支出意愿。对高收入居民和高盈利企业而言，能得到融资则在支出能力和支出意愿两个方面都促使支出规模杠杆性地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的确，“去旧换新”，无论是设备更新还是消费品以旧换新，特别是前者，融资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我国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银行贷款是主要的融资渠道，因而商业银行为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提供贷款将是对“去旧换新”的重大支持。其实，技术改造贷款就包括或主要就是设备更新贷款，消费信贷也自然可以扩展至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已分别是商业银行重要的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之一。技术改造贷款可以说是传统银行业务，与基本建设贷款共同构成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只是近年来随着工业技术改造需求的放缓而走软，应趁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机遇而振兴发展；消费信贷在我国虽也已开展多年但仍算是新型银行业务，相对来说仍是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的一个弱项，应乘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东风产生新的增长点。于此同时，商业银行在推动“去旧换新”浪潮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