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代记录者，这是她一生最想拍的题材

许鞍华在大学读文学专业时主修诗歌，多年来诗是她的护身符。疫情期间她终于决心一偿夙愿，为香港的诗文图景做记录。她心爱的文学世界和她对香港的经验感知衔接起来，既是以诗写城，也是为城写诗。

她的新作《诗》以访谈形式呈现香港诗人的诗歌观念、生活状态，在流动中探讨诗/诗人与时代、与世界的关联，更抓住生活本身的诗性，写出一首影像的诗。

《诗》

诗心在 “我城”安置，不仅为这时代和地域中的人事做了一份见证，更伸向时间和空间的更远处，触动个体的记忆与心灵。

若有一刻觉察灵魂颤动，便是诗的意义，也是《诗》的意义。

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典礼上，诗人黄灿然说：“得知许鞍华要拍香港诗的纪录片，我的感觉是很奇妙。以她的年龄和名气，可谓德高望重，而她拍的题材，是所有香港事物中最没人知道的。就像在黑暗的广场上，一盏聚光灯聚焦于一棵小树下的几株青草。”

从《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到《诗》，许鞍华始终真诚而耐心地拍摄着那些她所关心的香港人与事。

在本片中，她说在艰难的时刻，是小时候读过的诗支撑她走下去。她知道拍这个题材未必有多少观众，找资金去拍已经很困难了，但“早一阵子我突然在想，我还有什么想拍的呢？不考虑其他因素，最想拍什么，我最想拍这个，那就拍吧”。

无功利心也成就了《诗》的气质，它平和、舒缓，不讨好观众，某些地方流露出导演纯真的趣味，但也有它的抱负。

许鞍华在对当代诗人的闲谈采访中，为历史、为香港整理出一册诗人谱系。

借黄灿然“经济流亡”到深圳和廖伟棠“在北京用完了青春”又在台湾为生计奔波的故事，港深北台四地并置成诗人们的空间坐标系，自然而然衍生出诗歌之外更多层次的表达。

香港是脚步的起点也是精神的锚点，是本土诗人生命史的核心：“我不懂写乡下，也不懂写天堂，又不懂写地狱，那就写我的城市吧。”

诗人气质和香港气质相互渗透，香港成就了这批诗人和诗歌，这些诗和诗歌也增添了香港的多义性和生动性。

无论是淮远《天堂无雾——悼戴天》中的“我站在香港，看不见香港”，还是廖伟棠《寻春田花花幼稚园不遇》中从 “别来无恙吗，这是另一个香港”到“它不是另一个，而就是这一个香港了”的折返。

这些关于“香港”的辩证法，折射出香港这座城市所携带的不确定的、令人难以把握的气质。

诗人们在那些真实与幻想、理智与情感、私人与公共的皱褶里，在时空的动态和无穷丰富的变量中，不断地印证和追问关于香港的一切。

诗歌在抽象的层面上，对这个实存的、具体的城市予以提炼和把握，在经验的凝合中，无限贴近于香港的精魂。

于是在一个茶餐厅里平凡的顾客，一个裁缝店里专注的匠人身上， 都有了关于这座城市的诗性的发现。

需要一个同样对香港饱含深情又感官敏锐的人，把诗意重新还原为一种具象，捕捉和呈现人性中亲切而又值得尊敬的部分。

由许鞍华来担当此任，是再合适不过了。

诗人廖伟棠在本片中提到，另一位诗人黄灿然对他的影响是“他教我尊重日常生活”。

生活是有待发现的，需要一种诗意的精神去召唤出生活的诗性。生命意识注入日常生活，令平实的事物也成为值得欣赏的风景。

纪录片在对诗人们的访谈和诗歌念白中间，有意识地穿插了许多生活画面：在公交车站告别后，牵着小狗在随风舞动的绿树下走过；牛仔裤缝缝补补，反被误以为是时装；等水烧开的间隙里摇晃着保持单脚站立；突然闯入打断谈话的孩子的火车被戏称为“超现实的东西”……

这些素材经过裁剪和再组织后，生活内部富有诗意的层次就凸显出来。

许鞍华还在片中尝试“搬演”诗歌，这并非易事，因为诗歌最动人也最难以说清的部分往往是一点“微妙”，它含混而朦胧，通过极致含蓄的表达开启丰富的感受和意义空间。

导演在处理诗歌语言与意象的关系时如果带有明确的意向性，就会削减诗歌本来蕴含的可能性和动人力量。

许鞍华曾在与戴锦华的对谈中提到，那些感觉性的、并非实在的东西才是电影，电影讲究的是看法和感觉，而叙事可以放到电视剧里。

导演杨荔钠也曾提到她看许导的电影，“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 就是我一直能闻到（电影中的味道），《天水围的日与夜》贵姐做饭的味道，我也能闻到桃姐她所在的养老院的味道，我也能闻到《女人，四十》阿娥忙忙活活一身汗的味道”。

这样一种具身可感的氛围的营造，延续在《诗》里。在可说和不可说、可视觉化和不可视觉化的边界，许鞍华做了许多尝试。

诗在纪录片中，不仅具有文字形式，还有声音形式，比如用粤语朗读的诗歌、念诗时的配乐如南音《男烧衣》和西藏珞巴族音乐，更有流动的影像——时间、空间和叙事的综合。

对诗境的呈现不拘泥于对意象的复制，而着力于传递气氛和意蕴。

比如在呈现《寻春田花花幼稚园不遇》中的“在半途遇劫烂漫，那些花哪儿去了？”时，画面上远处是暖色的灯光，近处有人收起一把颜色单纯而鲜明的伞，还有路人穿着有许多花儿图案的T恤，画面上的物象与诗中意象构成了近似隐喻与本体的关系，可以经由隐喻（画面）索引和回归其本体（诗意），也可以游离开去。

诗歌语言和镜头语言相互诠释，又各自延伸出新的内涵，交织成复合的新文本。

在由不同形式叠加而成的复合的意义体系之外，这部纪录片中还存在着多重复调：不同的诗人之间，诗人和“非诗人”之间形成了对话和互文，碰撞中带出对诗与诗人微妙的反思；诗意世界和现实世界，在地的香港和意义环境中的香港之间亦有张力。

如果说生活注定是形而上世界和形而下世界的千百次折返，那么《诗》就是对此折返的一次诗意观看和记录。它邀请我们参与其中，明白尘世间始终有疏解艰难和抵抗庸常之途。

诗心不死，生活就能被编织成诗，这是无法被剥夺的精神的拥有，长久地给人以欣悦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