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妤：浅析温方伊的话剧《蒋公的面子》

在我看来，《蒋公的面子》这部话剧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塑造三个性格特征鲜明，而又各有弱点的知识分子形象：时任道思想进步，洁身自好，追求民主自由和学术独立，在立场上摆出一副绝不与独裁者同流合污的姿态，然而他的弱点恰恰来自自己的文人属性，那就是爱书如命，当远在桂林的爱书即将付诸一空之时，他每天辗转反侧，寝食难安。最终，在爱书和所谓操守面前，他选择了爱书。这样一个人物让我想起了光绪年间的名相翁同龢，两袖清风却异常好名，最终被政敌轻易陷害，罢官归乡。

夏小山则是一个典型的骑墙派的代表。他没有特别的政治倾向，然而出于文人的面子和虚荣，则总要做出一副清高的姿态。极好美食的他轻易被一盘火腿烧豆腐击中，心里面早就想去赴宴，却碍于在学生面前说下不承认蒋中正这个校长的海口，不好意思直接接受邀请。因此，他坚持要把请柬上的蒋校长改成蒋院长（行政院长）或蒋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就同意赴宴。这实际上已经不是给不给蒋公面子的问题，而是如何给自己一个台阶，给自己一个面子。

卞从周则是与体制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鼓励学生游行，给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撰稿，同时支持国民政府，并与多名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关系。然而卞毕竟也是一位文人，一位知识分子，当时任道和夏小山把他的行为斥之为谄媚之时，他为了自己的面子，也摆出一副不去赴宴的姿态。

然而不能不说，这部戏还给我留下了几点缺憾：
首先，既然是讽刺性喜剧，那么把视角仅仅停留在对知识分子的虚伪和软弱性的批判上是不够深入的。如果说，民国时期的学术自由是多和少的区别的话，那么到了文革时期，学术自由就是有和无的关系了。在民国时期，三位性格和立场各异的知识分子仅仅为了赴领袖的一次宴席，就要争论、犹豫一个下午；而到了文革时期，在政治高压和生死存亡的情况下，任何操守和原则似乎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他们唯一祈求的，只是苟且地活着。
其次，话剧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哲学专业话题的讨论。这首先不太符合几位教授任教于中文系的身份，其次讨论内容相对专业，会影响普通观众对话剧的接受程度，最后，这些内容对于表现人物性格和剧情冲突，帮助和关联度并不大。这些内容最大的作用似乎是展现编剧的才华，但却减缓了话剧舞台表演的节奏和张力，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拿掉。

第三，我觉得在这部话剧中文革时期的场景只是对往事的回忆，却没有对两个时期的任何对比。”其实布景所反映的大时代背景及三位教授在那时的状况已经将两个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了。这也是精彩深刻之处。过多的表现文革或者49年之后的遭遇可能会有喧宾夺主之嫌。剧中把南大的几位老教授，以及老蒋，甚至毛，周等人都语言上调戏了一番，不仅调戏了民国文人，还调戏了民国的政治。而且是比较见文学功底的，虽然”调戏“回合次数两个小时可能过于冗长，略可能显乏味。

第四，我认为这部话剧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引出回忆里的故事。时太太的死，也被时先生简单带过，我们只知道是因为卞从周交代了蒋公请客的事情导致时太太自杀。

相对于回忆部分的高潮迭起，这部分显得尤其平淡。夏一直不承认去赴过宴，究竟是真不记得还是不愿承认？时太太为什么而死？同时期还关着什么人，他们的命运如何？革命小将除了残暴外，还有没有别的特点？这么多年来三位教授的人生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可以发挥的空间太大了，一味讨论有没有赴宴不免有些可惜和乏味。

最后，时太太的戏份其实可以适当多一些。作为女人和家庭事务的操持者，她没有太多立场和操守的概念，她唯一关心的，是如何相对体面地活下去，如何让自己的丈夫不太担惊受怕。这样一个角色，既是普通中国民众的象征，又给三位教授后来在文革中追求和境况的改变埋下了伏笔。因而，这样一个人物，完全可以塑造得再丰满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