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法学名师丨他们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来源｜北大出版社法律图书

他们，历经了世纪百年的大悲大喜。

他们，见证了法治中国的风雨坎坷。

他们是拓荒者，

他们是行路人。

他们，拥有望之弥高的成就，

他们，也有深怀内心的遗憾，

如今，他们都已悄然陨落，

留下一个个高岸的背影，

留下一行行曲长的足印。

让后来者追思，也让后来者果敢。

“这是悲剧， 也是喜剧。”

1 曾宪义

追求卓越 义宪法林

曾宪义先生1989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1990年出任法律系主任，1994年法律系与法学研究所合并成立法学院后出任首任院长，2005年卸任院长后担任名誉院长，直至2011年年初去世之际。算起来，先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工作、领导中国法学教育事业，长达二十年。

此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掌舵人和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领导者，先生组织参与了新时期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总体设计与重大决策的制定。在先生任职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化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富有社会责任、充满人文关怀、受人尊敬的法学院。

同时，先生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作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全国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名誉主任，全国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作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作为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召集人；作为国务院学科评议成员；作为中国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副理事长等，致力于推动新时期中国法治、法学教育以及法学理论的繁荣和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以上文字节选自「追求卓越，义宪法林：缅怀著名法学家、教育家曾宪义先生」，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写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版

2 蒲坚

蒲老师一辈子勤勤恳恳做研究，一辈子默默无闻在史料中耕耘，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古之学者为己”。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学者到了一定岁数，做学问就不再是工作，而是生命的一部分，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自己想做。对学问有兴趣，有好奇心，就有干劲，乐此不疲。这种状态下做出来的学问，可能也还是想着要出版，要有人懂，但肯定没有功利心，没有任何身外之物的压力，此时的学问是最纯粹的，人生也是最纯粹的，从心所欲，重返天真。

以上文字节选自「送别蒲坚老师」，作者吴志攀。

在我们这个时代，学问风气之“虚实温凉阴阳内外”又是如何呢？据我的有限观察，是学人议论太多、依傍太过、功利太盛。恰如段玉裁所言：“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蒲老师淡泊荣华，沉潜史料，论从史出，无事依傍。凭数十年的积累，在八十以上高龄，集中七八年之力，手写出四百多万字的大型专业工具书《中国法制史大辞典》。其间寄寓了蒲老师对中法史学问多大的期望，不言而喻。嘉惠后学，自然而然。

诚则灵，不诚无物，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蒲老师为人之诚，为学之笃，学界有口皆碑，不啻在为古圣先贤斯言作证。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以上文字节选自「李启成：沉痛悼念蒲坚老师（1927—2023）」，作者李启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3 金瑞林

“他是一位有风度的学者，是我走上环境法之路的领路人。”

——吕忠梅（全国政协社法委驻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北大法律系1981级本科生）

“他亲手创建并培育了中国的环境法学学科，为中国环境立法和环境法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大环境科学中心1985级环境法专业硕士生）

“他思想活跃、方法独特，却表现得谦和、低调；他有大师的学识，却无大师的架子。”

——汪劲（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法学院环境法专业1994级博士生）

三十年弹指一刹那。回首中国环境法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金瑞林这三个字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中国环境法学的印记上，有时甚至还是中国环境法学的代名词。尽管为中国环境法学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但已满头尽染白霜的金瑞林教授还是谦虚地声明：中国环境法学的发展是全体环境法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要实事求是，不要过多地强调他个人的作用。

“高屋建瓴，德学双馨”，这正是金瑞林教授为学、为人的真实写照。

以上文字节选自「【纪念金瑞林教授】中国环境法学的创始人：金瑞林」，来源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版

4 康树华

把课堂移到自家书房，送学生书必在扉页题“拼搏”两个字，在国内首开犯罪学课程，组织成立中国法学会中国犯罪学研究会，被誉为犯罪学的“开山者”，他叫康树华。2014年2月7日，88岁的康树华辞世。

1926年8月27日，康树华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一个贫困的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是位巧手裁缝。当时，百姓没钱缝衣服，日伪官吏活计多却又经常不给加工费，因此，康家的生活十分困难。

中学时，原名康德华的他，立志振兴中华，便毅然改名为康树华。

东北解放后，康树华参加了家乡的革命工作。1948年，康树华考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社会科学院教育系学习。入学后不久，组织上便将其编入部队。随后，他随部队南下参加了接收沈阳的旧法院监狱活动。

1949年8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成立。康树华被选派到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合署办公）工作，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司法干部。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被选送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深造。1954年，新中国酝酿制定宪法。中央决定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抽调10人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康树华名列其中。

1954年，康树华被调入北京大学，参加法律系的重建工作，开始了他教学与研究的生涯。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工作期间，康树华的研究视角涉及宪法、行政法、刑法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犯罪学、青少年法学及比较犯罪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以上文字节选自「追忆犯罪学“开山者”康树华」，作者叶俊、周頔。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5 罗豪才

由于行政法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没有先例，没有立法经验，罗老师和立法组其他负责人提出要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组织考察组，到世界各国考察。在罗老师的倡导和带领下（罗老师多次亲自带团出国考察），我们先后赴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日本、韩国等十几个国家考察。每到一国，我们不仅与他们的立法机关议会议员座谈，了解他们行政法体系、内容和行政法制度运作情况，而且去他们的政府、法院了解行政法的执法、司法、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的情况。这些调研和考察，为我们后来起草我国一系列重要的行政法试拟稿，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89年，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启动了第二代高校法学统编教材的编写。罗老师被约请担任《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两本教材的主编。罗老师对教材的编写非常认真，非常负责，非常投入。有时，为了一个概念、一个术语的用法，他要亲自查找很多资料，征求很多学者的意见后才最后确定。如对“行政相对人”的表述，他就与我们多次探讨，是用“相对人”好，还是用“相对方”好，或者是直接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好，权衡良久，最后他使用了“个人、组织”的用法。因为他认为“公民”不能包括外国人、无国籍人，故用“个人”取代为好；“相对人”难于包括其他利害关系人，不如“个人、组织”包容性大。仅此一例，即可见他对教材编写的认真和责任感。

以上文字节选自「回忆法学大师罗豪才教授」，作者姜明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

6 邵津

燕园山水，湖光塔影，美不胜收，朗润园当属其中的一颗明珠。深秋时节，垂柳渐黄，落叶满地。由于地处校园最北边，园内只有个别科研机构和几幢住宅楼，因此行人罕至，显得格外宁静。郎润园13公寓，一幢普通的教工住宅楼，邵老师居住在这里已经数十年了。其间楼层有过调整，但室内家具陈设未见显著变化，桌上放着的书却引人注目：一本是署名为伦敦某研究所的国际法专著，另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著——《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师母交代的家政要事常常需要再三提醒，但只要一谈起有关国际法的事情，邵老师便神色爽朗，反应迅捷，仿佛脑子里随时都有备好的标准答案。

进了邵老师的家，推开阳面的窗户，是季羡林先生笔下的清塘荷韵，荷塘的四周，万条垂下金丝柳。推开阴面的窗户，正对着圆明园红色的宫门，屋后一墙之隔，万泉河水在静静地流淌……人常说，“上善若水”，邵老师的性情和做事的风格大抵如此。他静静地读书、 学习、工作、生活、做事，静静地倾听学生们在谈论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他言语不多，然而，必要时却会做出机智的反应……退休后的邵老师仍然居住在朗润园,大多数的时日或是在书房读书,或是在园中散步休息，或是去图书馆翻阅报刊。偶尔出门旅行，箱包里也忘不了带上一两本国际法或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那里永远是他辛勤耕耘的精神乐园。

以上文字节选自「邵津教授的求学治学之路——兼评邵津教授主编之《国际法》教材」，作者王晓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

7 沈宗灵

从1978年始，沈宗灵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先后指导了法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7人、博士研究生16人，其中有不少人此后成长为中国法学理论学科的中坚力量。

王晨光教授回忆到，他在硕士期间曾就法律可诉性问题向沈宗灵老师请教，沈老师很快便给他分析了国外学界的既有研究，而“沈先生这几句貌似平淡、却用意深远的质疑和点拨，不仅为我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材料，而且促使我进一步分析更深层的比较法的理论问题”。

而在沈宗灵弟子齐海滨教授看来，“若要对沈老师为人治学的品性与风格作一简练概括，最恰当者莫过‘严谨’二字了，这突出地表现为他的敬业和守纪精神”。他对于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导师恭楷手拟的详细培养计划和各门课的教学大纲，英文书目也是他从图书馆一一查阅后自己用打字机打印给我们的，面对着每次上课都全力以赴一丝不苟的导师，你若不曾认真准备的话一定会惭愧之极”。

2012年2月16日，沈宗灵于九十岁寿辰前夕因病在北京逝世。在其诸多弟子的追忆中，沈宗灵生前一心治学，而常常对世事保持一种有意的疏离，甚至直到生命前的最后一刻，也依旧不愿因为自己的事情麻烦任何人。正如《五灯会元》所言，“灵光独耀，迥脱根尘”。这句谛语，或许也是这位法理学大家的灵魂写照。

以上文字节选自「【影像】灵光独耀：沈宗灵与中国法理学｜北京大学法学学科建立120周年」，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8 魏振瀛

“敬爱的魏振瀛老师，今天上午7点45分走了。魏老师为当代中国民法学的重建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病榻上的三个月中，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民法典……”面对记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葛云松打开手机，翻出了2016年9月5日那天发出的微信，一脸往事如烟。

1933年出生的魏振瀛是河北省威县人，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担任过教授，长期致力于民法领域研究。他一生参与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是新时期中国民法学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2012年，中国法学会授予魏振瀛教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起草过民法，魏振瀛和佟柔、王家福、江平三位学者一起，参与了民法通则草案的起草。“民法通则的诞生，结束了中国没有系统的民事立法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说。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民法典起草，魏振瀛再入起草组。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魏振瀛已是耄耋之年，仍积极献言。

“直到弥留之际，先生惦念的都是民法典。进入重症监护室前，他说话就已非常困难。每次去探望，他谈的全是民法典，讲话困难，他就让我们多谈。”魏振瀛的学生、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说，“先生听得很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王轶最后一次去看望魏振瀛时说：“魏老师，您要坚持住，坚持到民法典出台！”魏振瀛艰难地点点头，紧紧攥住王轶的手，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走出病房，王轶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今天民法总则（草案）上会审议，我很激动。如果魏老师在的话，他肯定很想去参加审议，哪怕听一听。他一直在等这一天，他曾希望自己可以等到这一天。”在病床前陪着魏振瀛走完最后日子的李瑞珍说。制定出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是魏振瀛毕生的心愿。

以上文字节选自「道立国坚 自显光华——追忆为中国民法典奋斗一生的学者魏振瀛」，作者李亚彪、高洁、潘林青、陈晨、王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

9 肖蔚云

肖先生的学生们都坦言，一开始会有点怕老师，因为他看起来很严肃，而且治学极严，若是没新意没想法，很难在他手下过关。比如，论文的开题报告，肖老师的学生们都要比别人多准备两三个，他要细细审定之后，才定下其中最有新意和最明确的一个。然而，和老师接触时间长了之后，他们觉得老师相当地平易近人，“相当地”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比如他年事已高、德高望重，却一如既往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亲自指导自己的学生，认真审看学生的论文提纲，逐条帮学生分析，然后会打电话告诉学生问题所在。学生的事情他时常放在心里面，饶戈平说，他特别爱护自己的学生，每次他组织基本法研讨会的时候，总是尽可能为学生提供见世面的机会，他有意要将基本法研究的人才培养得更多更好，这种爱护并非为了私利。去年刚刚毕业的博士生张翔告诉记者，他没想到，从澳门归来的师母见他的第一句话竟是：“肖老师还想给你打电话，让你去参加3月份在澳门的会议呢。”这是肖先生临终还在挂念的事情。

让张翔难忘的是，去年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肖老师竟是在发烧打着点滴的情况下完成的，原本因为老师身体不适，张翔考虑着要不要换个时间，但肖先生坚持不改，他不愿因为他个人的问题给别人带来麻烦。张翔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老，无事不认真，无事不负责。”

学生王磊撰文回忆老师，自己刚有孩子的时候，肖老师和师母专门为他们送来了衣服，还为他的父母送来了西洋参，特地叮嘱，年轻人也可以吃一些，讲课累了弄点西洋参泡水喝。他回忆起肖先生笔耕不辍，由于不会电脑，一直亲笔用手写，连简短的发言稿也自己写好，然后念给他们听，听了他们的意见再修改。他的笔迹工整，每个字都能让人认得清清楚楚。遣词造句极其简单严谨，表达却相当准确。

学生们还感慨于他为人的正直，感慨他在学术上从不挂虚名，感慨自己可以不靠关系凭实力考他的研究生。显然，做他的学生，他们感到骄傲，而他的治学为人，也让他们受益终身。

以上文字节选自「回音——纪念已故法学家肖蔚云」，作者刘净植。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版

10 杨紫烜

在“杨紫烜教授从教五十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山大学程信和教授深情回顾了杨紫烜先生对他的关怀，讲述了不为人知的故事。程信和教授在北大法律系学习、工作的六年期间，先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帮助他没有北京户口的小女儿上北大的幼儿园和小学。

1983年夏季，北大经济法教研室一行六人应邀到大庆油田讲课。有一天程老师讲课回来，发现要洗的衣服不翼而飞，原来先生已经帮他洗了。程老师当时真是非常感动，先生就是那样处处为别人着想，热心帮助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从思想到学习到生活。离开北大二十多年来，程信和教授还不断得到杨紫烜先生的关心、教育和帮助。

在2008年总结经济法、经济法学三十年时，先生在约好的通话时间之前十五分钟打电话给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将自己的思想与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他。在2004年杨紫烜先生七十华诞之时，程信和教授曾发一封贺电，一共有两联。第一联是：先行者开拓者践行者，立德在立功在立言在；第二联是：学术与践行融于一体，文章共人品相映生辉。

在2009年“杨紫烜教授从教五十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程信和教授深情撰诗“北望良师”两首，表达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第一首：五十春秋奋斗篇，硕果满园霞满天。借得东风到博雅，一丝不苟学紫烜。第二首：领异标新气自豪，而今又有六十条。乐游原上千里阔，飞来峰台万丈高。

以上文字节选自「永远怀念丨紫者丹心育桃李 烜日润雨惠学林 ——杨紫烜先生生平记述」，作者张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11 张树义

张氏控权成绝响，人间再无树义声！沉痛悼念师兄张树义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马怀德

树义老师是大我一旬的兄长，交往多年，经常以喝酒的方式彻夜长聊。关心国家大事，忧国忧民，因价值观相同而心心相惜。他上过兵团，吃过苦。高考政策使他得以施展才华和抱负。他有思想，不盲从，很多思想理念都很超前。他提出行政法的控权论观点，引起学界争论讨论。他很早提出，在公有制的中国，应该加强行政公产的研究，并指导自己的弟子撰写博士论文。在学术上，他曲高和寡，寂寥孤独！他的人品，学品，让我受益终生！面对病魔折磨，他意志顽强，积极乐观。他走了，我失去了一个情深义重的好兄长， 法大失去了一位特立独行的法学家！生当忧患，死当安乐！老兄解脱了！老兄一路走好！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李树忠

蓟门好烟柳，学道有纬经。先生在高处，此心光而明。

——梁凤云，张树义教授首届硕士生博士生，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长

以上文字节选自「树人立德，义薄云天 | 沉痛悼念行政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张树义教授」，来源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

12

久别重逢难剪烛，新生事物恒河沙，

十年浩劫宁如梦，万里枝棲便是家。

尚记黄龙审战犯，闲招明月看樱花，

沧桑历尽翱翔去，淡泊从容莅海牙。

本诗为倪老亡友、原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共事后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东亚研究所所长刘子健所赠，寓有诸葛“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深意。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

13 周枏

周枏先生（后排左一）与鲁汶大学中国同学合影

先生一生历经坎坷，从私塾学童到商业专科学习，又从中国公学转赴比利时留学，展现了战乱中一个农家少年的奋斗不息。

学成归国，虽满腹经纶，无奈山河已破，只得辗转于各大学，于炮火间歇声中传道，甚至已经完成的书稿也无法付印。

好不容易盼来了解放，也欣然接受了从每月620元大洋到400斤小米供给制的转变，但由于极“左”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盛行，依然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可教。

直到70高龄之后，先生才真正得展才华，在这个时代里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为社会、为学生，也为他一生钟爱的法学，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而为先生提供这个历史舞台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也许就是先生临终前选择入党的真意。

命运的力量有时候的确难以抗拒，而先生一生对我们的最大启示也许就是，不管多么长久的落魄和寂寞，一旦历史的机缘出现时就紧紧地抓住它。

人不能超越时代，但更不能辜负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比先生幸运百倍，没有理由不以先生为榜样，努力继承先生钟爱的法学教育事业。

也许这就是先生的一生对我们后人最大的教益。

以上文字节选自「永远的怀念：周枏先生的生平、贡献与思想」，作者王源扩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14 龚祥瑞

龚祥瑞先生在北大讲课

盲人ORION是一颗星座（猎户），他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当太阳出来时，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着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昼夜。

我非常的像他。

我写本书始于1993年7月，我已82岁，却还没有把孩子时的事丢弃。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仿佛依然历历在目。

我因此而焕发昔日的青春，像一个手工业者那样不倦地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我想，这种执着追求实践智慧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那源于我家乡的江东父老乃至芸芸众生繁衍生息、死而复生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外部世界的变迁，而在于内心世界的体验。人的本质乃是高度发达的物质与繁衍生息的精神“亦此亦彼”地相互作用的一种综合的产物。

1923年，我以一个免费走读生的身份进入美国浸礼会宁波北郊路末端的一所中学，这是我童年的终结，少年的开始。自1930年起，我离乡背井，远走各地。

这本书将告诉读者，我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是怎样在思考和感受的。我将用半文半白的地方语言向他们追述这一点。

我希望，这种体裁会使他们爱读这本书；使他们觉得，它不是一本用专业语言编写的法学及政治学教科书，而是在我家里听到的故事。

以上文字节选自「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作者龚祥瑞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

15 王名扬

王老已届花甲，他以可贵的有生之年，全部付诸于行政法学的教学研究，完全不虑及生活上最起码的条件。

在我撰写此文时，眼前时时映现出王老身居陋室的清影。

从我认识王老开始，他就住在位于朝阳区的狭小的二居室中。室中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柜，加上两个破旧的待客沙发，挤得转不开身。

这一切，几十年了，一成不变。

王老以古稀之年，不知疲倦地致力于研究、著述，但器物却疲惫了，椅子破了，用一块垫子盖住破洞继续使用，可最后连电脑也疲劳罢工了。我们看不过去，大家设法给他换了电脑，买了新椅子。其间，因王老行动越来越困难，我们准备给置备一张自动控制可以摇起来的特制床，但被他谢绝。

王老的物质生活是如此清贫，而他的学术贡献却是如此丰厚，他真正如鲁迅所说：“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

他是我国法学界的楷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法治的发展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途，法学研究工作也肩负着无尽的发现、阐释、总结、指导、校正的职责，路漫漫其修远，期望年轻学者们能接过王老传递过来的这根接力棒，完成王老这未竟的课题，以加倍的努力，创造出更新更美的行政法画卷。

以上文字节选自「一部未能完稿的著作」，作者应松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

16 谢怀栻

2001年，谢怀栻手术后伏案工作

谢老一生主要以民事法律科学研究和教育为职业、为志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为了民主政治而大声疾呼，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自己最富有创造力的大好年华，但这非但没有摧毁他对民主的向往，反倒使得他愈挫愈奋，为民主法治积极建言，竭尽绵薄。

他追求自由，却被剥夺自由：即使在不自由的境遇中，他还要买来俄文版的“语录本”温习俄文，憧憬着春天到来时，可以在法学领域更自由地飞翔。

他曾因言获罪，但到头来历史证明言者无罪。

支撑起他自由、民主、科学信念的基础则是谢先生对于民族国家的热爱。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谢老。

以上文字节选自「写在《民法总则讲要》的前边」，作者张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17 潘汉典

很多年来爸爸一直是国家图书馆的常客，经常从那里带回很多书。

他要看的一些书在那个时代的国家图书馆是从当时的苏联图书馆借来的，一本书要等很长的时间。

在家里爸爸又翻又看那些大部头的书，当年既没有传真机也没有复印机，需要的文章资料要一页一页地翻，书一本一本地查看，而且要一字一句地打字或手写记录下来。

那些年年月月，在浩瀚的书的世界中，他辛苦地工作，快乐地生活。

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时，他经常在单位的图书馆里查书、看书。

那时，每年单位的图书馆在订阅下一年度的书报期刊时都会请爸爸过目、选择，那不仅是为了爸爸的工作需要，也是为了所在单位研究人员的研究项目选书。

他很认真地做这件事情，以至于后来商务印书馆、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为引进外文书籍做选书计划时也都会请他参与。

以上文字节选自「爸爸与书」，作者潘百进、潘百鸣、潘百方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

18 佟柔

从左至右，分别为王益英、孔庆云、佟柔、周大伟

一日，和一位电视剧导演在一起谈天。席间，他知道我曾在大学任教，就问我能不能描绘一下中国大学校园里的教授的形象，最好能有点“画面的质感”。

我略微思考了片刻，描述了许多年前真实的一幕：20世纪80年代某个初春的早晨，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教授，着一身藏青色中式对襟上衣，戴一顶前进式鸭舌帽，从学校宿舍区缓步走向教学楼。

进了教室后，老教授把讲义放在讲台上，摘下帽子，露出一头稀疏的银发。然后抬起头来笑眯眯地看着同学们。大家抬头看着他，但他没有开口讲课，仍在微笑地看着同学们。

大约过了半分钟，教授开口说话了：“大家今天早晨听广播了吧！我们国家的乒乓球队这回一共得了七项冠军。一共七项啊！不容易啊！”老教授一边说着，眼睛里闪烁着顽童般天真的目光。同学们都开心地笑了。

老教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今天上课的内容——民法的调整对象：商品经济。

不必再问他是谁了！他就是民法教授佟柔。

他应该是很著名的，同时也是很普通的。

无论如何，他是不应当被人们遗忘的。

以上文字节选自「谁是佟柔？」，作者周大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

19 马克昌

1979 年，时年53岁的父亲 ， 结束了二十多年人生的冬天， 即将重返阔别多年的三尺讲台，他用了“实在令人兴奋”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为了弥补黄金岁月里流逝的遗憾，父亲重返讲坛后，极尽全力地投身于在此后三十多年里为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法学教育。

父亲的弟子说：“做马先生的学生既欣慰又紧张。”欣慰，源于他们对父亲的尊敬仰慕；紧张，源于父亲对他们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

父亲对指导的每一个学生负责，每一节课负责，几乎做到了极致。不管上什么课，什么讲座，都做充分准备。

有时凌晨他还在伏案工作，我就知道明天一定有课、有讲座。即使是十分熟悉的讲课内容，即使是可以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的报告，父亲都会把最新的知识、最新的信息、最新的案例、最新的学术观点及时补充进去。

直到晚年都是这样。

以上文字节选自「怀念父亲马克昌」，作者马重慧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20 芮沐

他，生于旧中国的大上海，离家后的几十年中先后辗转于法国、德国、中国的重庆和昆明、美国，直至来到北京，人生轨迹围着上海画了一个大大的圆。

他，中年时冒着内战的炮火“回国迎解放”，在晚年岁月里，他却平凡、淡然，俨然世间隐士。

他，早在抗战期间就完成了被称为“1949年之前中国民法学的绝响”的法学著作，多年来却被误认为“没有著作的法学专家”。

他，“逍遥法内”，首倡创立了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两门新学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格局，自己却“甘愿藏在学科的背后”，提携后进。

他，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对于曾经的苦难和不公，却始终颔首无言，只有淡然的微笑。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法学第一翁”的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芮沐先生。

以上文字节选自“北京大学新闻网”，作者商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21 张文

他自谦地说自己是“自不量力，斗胆提出‘犯罪人刑法观’”，旨在“向平淡无奇缺少学派之争的刑法学界抛出一块石子，以期引起一点波澜”，在我看来，这块石子对我国刑法学的贡献和影响，将不是一点波澜，而会是一场风暴！

以上文字节选自「张文教授的刑法人道主义情怀」，作者刘仁文。

一个人一辈子从事某个学科、专业或者领域的研究，总会提出一些个人独特的见解，这并不困难。但像张文教授这样在自己热爱的刑法专业中，投入人道主义的关爱，不仅影响学科，而且影响社会，这是极不容易的。张文教授的学术情怀和学术贡献，弘扬了北京大学刑法学科的学术理想，对于我们学术的后来人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以上文字节选自「人道主义情怀是张文教授学术思想的核心」，作者陈兴良。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22 江平

“在江平教授家中錄製関於制定中國民法典基本問題的對談，出版了一本《問道民法》的專書（燕大元照，台北）！江老師一生為法律而鬥，為私權吶喊，為法治奉獻的精神和貢獻，典範永存！我個人痛失一位良師益友，中國少了一盞引導法治向前邁進的明燈！”

——王泽鉴

今年夏天，我从西班牙给江平先生带了一件梅西亲笔签字的10号球衣，他一眼就认出是梅西的球衣，非常高兴，他也是别人的粉丝。

——王涌，初识江平先生的时光

在更亲近的一些人眼里，老师的形象是“永远的校长”。

余生也晚。1990年入学时，老师刚卸任校长之职。那时候，老师声望如日中天，但很长时间里，只闻其名其事而无缘见其人。听得最多的故事，是老师如何成为法大“永远的校长”。这些故事，直到现在，仍然浇铸着法大的精神气质。

——朱庆育，茶期不至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版

时值教师节

谨以此文表达对法学前辈们的致敬与怀念

也祝愿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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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金梦洋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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