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最年轻的开国中将，却因做错一事，被朱老总取消评衔资格

前言：

一直以来，网络上有一种错误的说法是，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皮定均因为毛主席的一句“皮有功，少晋中”从少将晋升为了中将，成了解放军最年轻的开国中将。

这种说法的前半句并没有错，错的是后半句。因为在55年的大授衔中，41岁的皮定均（1914年出生）并不是最年轻的中将，刘西元、张池明、周志坚、谢有法这四位中将当时都是38岁（1917年出生），他们才是最年轻的开国中将。

其实，除了这四位将军，还有一人本有机会成为最年轻的中将，但他却因为犯错遗憾错过了这次授衔，他就是1919年出生的戴镜元，在55年授衔时他只有36岁。

10岁的县委书记

戴镜元1919年出生于福建永定，出生那一年正好五四运动爆发。

熟悉党史的朋友知道，在这一年，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已经是进步学生，走上游行示威、抗议北洋政府的道路了，而戴镜元才刚刚出生，可以说他的起点已经落后了不少。

但戴镜元在后来的日子里可谓奋起直追，不甘落后：

他9岁加入共青团，同年就参加了家乡的农民工运动，历任乡儿童团团长、区儿童团团长、金丰区团委书记，10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共产党员，同年他又担任了共青团在永定的县委书记，后来又在龙岩县和连城县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

身为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戴镜元的这个彪悍履历放在整个党内都是非常炸裂的。

戴镜元突出的表现让他备受组织的信任，1933年3月，他被调入中革军委二局工作。中革军委二局是一个绝密的情报部门，主要任务是通过无线电侦听敌军通信，破译敌人的无线电密码，获取情报。二局的局长是曾希圣，副局长是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革军委在长征中的代号为“红星纵队”，电台代号为“第四分队”，分队队长和副队长是曾希圣和钱壮飞，15岁的戴镜元是党支部书记。

据记载，长征过了湘江后，部队减员非常严重，中央的很多同志饭都吃不上了，第四分队也断了粮，炊事员急得流了泪，这时候，毛主席派自己的管理员提着3只母鸡来到了四分队，让他们吃上了饭。在那样特殊的困难时刻，毛主席宁愿自己饿着，也要把母鸡送给四分队，可见他们是多么的重要。

四分队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遵义会议后，中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战役计划，与会同志大部分都同意进攻，毛主席坚决不同意，他敏锐地意识到蒋介石在那里一定布下了重兵，如果强攻得不偿失，但大家求胜心切，最终还是决定攻打打鼓新场。

散会后，毛主席无法入睡，提着马灯找了周总理，建议延缓发布战斗命令，周总理同意了。这晚11点，值班的戴镜元截获了国军的行动路线和兵力部署，立刻跑去向毛主席汇报。马上政治局就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想法是对的，进攻计划因此放弃。

后来，周总理感慨又后怕地说：“要是我们打了打鼓新场，结局不堪设想。”

在长征中，四分队这样的高光时刻不止一次，毛主席后来高度评价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二局的工作“胜过一个军团的作用”。

当时李作鹏（开国中将）也在二局工作，据他回忆，中央红军和张国焘分裂后，毛主席在率部脱离右路军时，曾要求叶剑英务必将二局的全体人员安全带出。

在那样危急的关头，毛主席下达这样的命令，可见二局在红军总部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抗日战争期间，军委二局奉命攻克日本电台密码，在戴镜元等同志的带领下，二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1939年7月1日建党节，二局将他们的成果作为献礼汇报给了中央，6天之后，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奉命来到二局，给他们带来了一封嘉奖信：

“你们最近以布尔塞维克的毅力、突击的精神、艰苦的工作，已开始获得了研究科研工作重大的成绩，我们都非常高兴！祝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克服胜利中一些不可免的困难，为完成党中央和军委给予你们的最艰难而且是最重大最光荣的任务而斗争。

兹特派滕参谋长代远同志前来慰勉，并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赠予工作出力同志的奖品，计每人布鞋、线袜、牙膏、大日记本各一件。”

在给戴镜元的本子上，毛主席还亲笔题词：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这个本子，戴镜元一直留着。

滕代远参谋长对戴镜元说：“在我党的历史上，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写信嘉奖一个工作单位，这还是第一次，这是你们的最大光荣。”

1939年夏，戴镜元率领二局成功破译日军一条密电码，几个月后，杨成武所部在黄土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战后，杨成武将阿部规秀的军大衣送到延安，毛主席收到后非常高兴，把这件珍贵的战利品奖励给了戴镜元。

戴镜元和阿部规秀的军大衣

这年秋天，毛主席去西北局参加会议，途中车轮陷入泥中，无法继续前进，毛主席得知二局就在附近，立刻决定晚上就在二局那里过夜。那天晚上，毛主席和戴镜元谈了很长时间，这是一次让戴镜元终身难忘的谈话。

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戴镜元开始担任二局局长兼政委、党委书记，二局在他的领导下，对中原突围、挺进大别山、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等重要大型战役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报保障。

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可谓炉火纯青，屡创奇迹，戴镜元在其中功不可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戴镜元才30岁，他在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副局长等要职，可谓我党青年才俊中的佼佼者。

然而，在他担任总情报部副部长兼技术部部长时，他却因为挪用木材被人举报，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的尾声，尽管戴镜元是初犯，尽管我党一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工作方针，戴镜元的事情还是被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严肃处理。

朱老总对此事非常重视，他亲自调阅了案卷，并和中纪委的同志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终决定对戴镜元作出了留党察看、免去职务、收回住房的处分，同时，戴镜元参与55年评衔授衔的资格也被取消，下放到北京崇文区某工厂参加劳动。

如果不是这件事，以戴镜元军委总情报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副局长的职务（行政级别为九级，相当于副军级），加上他过去耀眼的履历，他本可以作为最年轻的开国中将——最差都是开国少将——被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书上。

一失足成千古恨，戴镜元的故事足以令人遗憾，也足以令人深思和自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