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40个教师节,早上看到发圈祝福的人比去年多了一些,甚至还有朋友向我发来节日问候,这让我感到一点苦涩:尽管一直在逃避成为老师,最终却还是被喊成老师。
十几岁的时候,我差一点就成了教师。初中毕业的时候,还是90年代初,那时最流行的是考中师,毕业之后,可以当老师,在镇上教初中或者小学。
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三学生,根本不可能有自主权。教师子女考中师,可以加10分,所以我爸就让我填报中师,谢天谢地,我最终差了11分,即便加上这10分,还是差1分。我不得不复读一年,去考县里的高中,注定要到外地读大学,离开家乡。
我妈前段时间中风了,从镇卫生院转院到县城治疗的间隙,和我爸一起回到家里收拾东西,据我爸说,此时我妈大哭起来。她认识到自己生命的转折和衰弱,也注意到眼前的凄凉。
我见到我妈的时候,她再次表达了一个长久以来的遗憾:孩子们都离得太远了。她理想的养老场景是,两个儿子一个在外地,一个在眼前。如果我当初在镇上当老师,能够骑着自行车(现在是电摩托)回家吃饭,也许是最完美的。
对这个问题,我的反应都很冷漠。我会告诉我妈:你让哪个孩子放弃读大学呢?如果在眼前生活,也许有各种矛盾,反而不得安宁呢。
我读高中的时候,同学中有不少都是教师子弟。这是90年代乡村的某种不平等:教师子女,更早知道教育和读书的价值,考父母的严格训练,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这让我们在和真正的“农民子弟”的竞争中胜出。
这不是说乡村或者镇上的老师,有多高人一等。恰恰相反,在90年代,即使在乡村,他们也是边缘的。他们比不上镇上其他“单位”的,乡政府、派出所、卫生院……都比在学校收入高多了。
他们甚至也比不上农民。我家只有我爸是“非农户口”,其他都是“农民”。所以,我爸也要种地。在田里,他的那些知识派不上用场。他非常努力,力气也不弱,但是技能不太行。
有一次我们在田里一起把搁下的麦子装在架子车上,堆得高高的,然后用绳子系紧,拉回麦场晾晒。但是,麦秸非常光滑,没走几步,我们车子上的麦秸就松了,它们倒了下来。
那是真正的绝望。很多年后我发现一个类似的场景:辛苦写了几千字,忘了保存,这时候电脑死机了。或者发出来一篇文章,没过几分钟就消失不见了。
我接触的最早的“阶层教育”就来自这个时刻。我爸没有沮丧和暴怒,而是不失时机地“上了价值”:农民的生活就是这么艰辛,如果不想受这个苦,你就必须考上大学,到大城市去打拼。
当然,我并没有马上发奋读书,因为从来没有去过远方,也对“其他生活”毫无概念,我缺乏想象力,能想到的“理想”,就是开着拖拉机在田里,取代我们艰难的人力车。
不过,“逃离”的种子也在这个时候种下。我爸没有试图把我们培养成“在田野里能干的人”。他知道自己作为人的局限,子女越是重复自己的生活,就越有可能重复自己的命运。
炎热的夏天,父母从田里回来,还要在厨房里忙活,满头大汗,我和弟弟在大树下的阴凉处下棋。邻居对这样的场景很不理解,也很不满:你们为什么不去帮父母烧火做饭呢?
这时候我爸总是会感到欣慰。后来我走了很远,在北师大读了硕士,我知道我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老师”,但是他似乎真正懂得教育的真谛:让下一代人过不同的生活,让他们远走高飞,成为自己。
预告一个直播。我想以后在书店多做一点直播,和朋友们交流。
希望朋友们能够提出问题。我视力很差,不能在直播的时候看手机屏幕,每次直播的时候,我会找店员来念出这些问题,并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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