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接着讲王阳明心学《传习录》，继续讲王阳明和顾东桥的来往书信，王阳明说：你的来信里写到：
“大道的宗旨很容易明白，就是每个人都有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也有这些。至于大道具体的随时应用，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需要学习之后才能明白。现在谈论孝道就是温清定省这些，这有谁不知道呢？至于舜不请示父母就娶妻，武王还没有安葬文王便兴师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为亲人守墓三年等事情，在正常与变化、过分与不及之间，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然后人的心体方不被蒙蔽，遇事才不出差错。”
以上是顾东桥对王阳明说的，这些非常重要，是良知应变的妙用，可以破除很多人心中的观念，接着来看王阳明是如何回答他的。
王阳明说：“大道的宗旨很容易明白”，这句话是对的。只是后世的学者们往往忽略那些简单明白的道理不去遵循，却去追求那些很难明白的东西，这正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孟子说：“大道像大路一样，难道很难明白吗？是因为人病了才不知道。”
关于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同样也拥有，跟圣人一样，这就是自性的作用，而人人皆有自性，人人皆可为尧舜，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但唯有圣人能够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则不能，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因为圣人心中无我无私，不会遮蔽良知，而凡夫心迷不悟，此为病也，故孟子说“人病不由耳”，因为这个病，所以才不知晓大道。
“节目时变”，圣人对此岂有不知的？只是圣人不会一味地在这上面下功夫而已。圣人的学问，与后世所说的学问不同，它只是致其真知，以精确体察心中的天理。
你不去保存自己的真知，而是念念不忘这些细节，这正是将那些难于理解的东西当作学问的弊病了。
良知对于随时变化的事情，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方圆长短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具体的事情也是随时变化，不能够事先预测。
你在随时变化的事情上去做功夫，这就做反了，它随时都在变，你又怎么能抓得到核心呢？
因此，规矩尺度一旦确立，那么方圆长短就能够一目了然了，而天下的方圆长短也就用不完了。
这就犹如良知已经达到至诚的境界，那么随时变化的事情也能随缘而应事，应变无穷尽。
其实也就是不变随缘，此时已经是至诚的圣人，明悟了不变的道体，然后随缘而应事，不过就是一个致良知而已。
这才是正确的顺序，先明悟本心，而不是先向外去探究那些随时都会变化的事理。
所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在我们本心的良知的现前一念细微处去体察，那你怎么去应用你所学的东西呢？
这是不依照规矩尺度，而想去确定天下的方圆长短。这种狂妄的说法，只会每天徒劳而一无所成。
比如替父亲守孝三年，但并不是固定的，你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因为外在的环境在变化，你不能执定，不然就学死了，住相了，着在文字相上了。
你说孝顺就是温清定省之类，这些没有人是不知道的。然而实际上真正能致其知的人很少。
如果说简单地知道一些温清定省的礼节，便能认为他已经做到了致孝的良知。
那么凡是那些知道应当仁爱百姓的国君，都能认为他能够致仁爱的良知；凡是知道应当忠诚的臣子，都能认为他能致忠诚的良知。那么天下哪个不是能够致良知的人呢？
由此便明显可见，“致知”必须实践，没有实践便不能够称他能够“致知”。这样知行合一的概念，不是更加清楚了吗？
关于这一点，在前面讲“学、问、思、辨、行”时，其实已经讲过了，真正的学，是致良知，是真知必行。
你如果不行动，学的都是一堆道理而已。从书上学了一堆仁爱百姓的道理，难道你就是仁君了吗？学了一些忠心的道理，难道你就是忠臣了吗？
所以只要不行动，就不是学。并且这样还容易把人学死，看到书上说孝顺就一定要听父母的话，那为何舜不听父母的话，自己私自就娶妻了呢？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学，这里不过多讲了，这里主要讲讲，如何通过致良知，来达到“节目时变”的效果，从而随缘而应对万事万物，达到不变随缘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