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园十年：成都公共生活和北京上海如此不同

我上一次在樱园吃饭，是两周前在那里请一个日本女孩。约好晚上6点，我5:59分在樱园楼下看到她，大热天的在马路上飞奔。

我告诉她：真的没必要，在成都迟到一点完全没关系。

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在樱园吃过的那些饭、参加的那些活动。我把这里看成自己的“主场”，带她参观书店，也讲解了“屋顶上的樱园”的由来。

不记得第一次去樱园吃饭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在2017年夏天，我就开始非常密集地去那里。

那时，我离开报社夜班编辑岗位，到新媒体平台“谈资”上班。我主持了一个系列沙龙活动，因为有房地产企业的赞助，不但可以支付外地嘉宾差旅费，每次还可以报销一千块饭钱。

我在那里请过好几次客，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成都：吃饭是最重要的，吃饭也是开心的，吃饭可以是公共生活，甚至能够创造一点什么。‍‍‍‍‍‍‍‍

2017年夏天的饭局不太正式，很松散。有一次开始请8人，在外面的长桌吃饭喝酒，后来陆续来了快20人。最后结账，快超支一倍，只有自己垫——这真是经济火热时候的豪气。

在那之前，我在报社做了10年夜班编辑，生活非常简单。每天下午4点开始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在上午11点起床，吃饭、看书，然后走路一小时去报社上班。

开始给“腾讯大家”写专栏，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从一个编辑慢慢转变成“写作者”，因为写专栏，也认识了很多作家、学者朋友。

在樱园，我开始请朋友们吃饭、聊天，进入更广阔的生活。现在，我甚至自己也开了一个书店。

樱园是非常理想的公共空间。小酒馆是音乐人的家园，白夜是诗歌、文学和艺术中心，它们都卖酒，而樱园的基础，则是一家餐厅。

这是成都和北京、上海不同的地方。北上广深的公共空间，都比较高大上，有大资本或者大机构的支持，而成都，更多是个体的、小的，基于生活的。

成都文化生活的魅力，就来自它的民间性和生活气息，李亚伟开餐馆，翟永明做酒吧，他们是很好的诗人，不是很好的生意人，但是他们仍然靠“小买卖”来养活自己，而不是依靠体制。

樱园最好的活动，可能是人类学和写作课。过去十年，这里有非常多的人类学观影活动、新书分享，写作课坚持了好几年，“学员”的作品今年也出书了。

熊燕和唐蕾、翟永明不一样，但是也有相同点：她们都有很强的原则性，非常能够坚持做美好的事物，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坚持。

一位朋友前两天告诉我，他和唐姐、白夜翟姐都合过影，但是见熊燕几次，都不敢合影，“熊姐太严厉了。”有一次他甚至在地铁上看到熊燕在认真读书。

我纠正他：是严肃，不是严厉。

然后又补充，其实也不是严肃。熊燕非常温和、善良——或者说是质朴。

她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像一个做生意的，主持了那么多活动，也处理那么多麻烦，说话的时候仍然会害羞。这种质朴和善良，就是她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