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访谈：反抗之价值，弥补了世界之荒诞

反抗之价值，弥补了世界之荒诞

受访者丨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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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与加缪是同代人。

01.

米歇尔：“为艺术而艺术”的概念无疑与您操心的诸多问题无关。“介入”的概念，可以说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词非常“时髦”，但也同样不是您操心的问题。以时下的意义来理解介入，关键就在于用艺术为政治服务。在我看来，某种更加重要的东西才是您作品的真正本质，让我们可以呼唤这部作品融入其时代。这个说法是否确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定义这种融入呢？

加缪：融入时代，可以采用这种说法。不过说到底它定义了一切文学领域的艺术。 每一位作家都在努力为其时代的激情赋形。 昨天，是爱。 今天，对统一性与自由的巨大激情撕裂着世界。 昨天，爱曾以个体的死亡为代价。 今天，集体的激情则令我们承受着世界毁灭的危险。 今天和昨天一样，艺术都试图从死神那里夺取一幅关于我们的激情与苦难的生动画面。

也许这就是今天最难做到的一件事。人们可以时不时陷入恋情。但说到底，一次足矣。不过我们却不能闲来无事就去做政治积极分子。因此，本世纪的艺术家如果依然待在他的象牙塔里，就会有脱离实际的危险，而如果他永远围着政治的斗兽场飞奔，就会变得贫乏。然而，恰恰在二者之间，开启了名副其实的艺术所要遵循的那条艰难道路。

在我看来，作家不应该忽视其时代的任何惨剧，并且在每一次心知肚明或者力所能及之时做出表态。不过，他也同样必须保持，或者说时不时重新把握与我们时代的某种距离。每一部作品都意味着某种现实内容，以及一位制作其容器的创造者。因为，如果说艺术家必须分担其时代的苦难，他也同样必须从中挣脱出来，以便思考苦难并为其赋形。这种无休止的来回往复，这种说实话正在变得愈发危险的张力，就是今日之艺术家的任务。也许这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再也没有什么艺术家了。不过也许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时间、力量、自控和运气的问题。

总之，这些就是事情应该有的样子。还剩下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事情，还剩下当下那些并不那么美好的真相。这一真相——既然我起码感受到了它——就是，艺术家如今正在黑夜中摸索前行，迈着与行人同样的步伐，无法与世界的苦难分离，热切地渴望孤独与安静，向往正义，梦见非正义本身的根源，在身后拖拽着一辆比他本人更加庞大的战车，以为自己可以把它开动。在这令人筋疲力尽的冒险中，艺术家只能求助于他人，而且就像别人一样，求助于快乐、遗忘、友谊与赞赏，像别人一样，求助于希望。对我而言，我始终在词语中，在丰饶的思想中汲取我的希望。

和许多今人一样，我厌倦了批评，厌倦了诋毁，厌倦了恶意，一言以蔽之，厌倦了虚无主义。必须去谴责所谓“理应如此”，要既迅速又坚决。应该与之相反去长久地颂扬那种依然值得做到的事情。

总之，正是出于这一点，我是一个艺术家，因为即便一部给出否定的作品，也在肯定某些东西，并且在向我们悲惨而壮丽的生活致敬。

02.

米歇尔：当有人像您一样说话时，他并不仅仅是在为自己开口，也必然在为他人发声，为了某件事情发声。换言之，有些价值对于一些人很重要，他恰恰是在以这些人的名义帮助他们发声。这些人是谁，这些价值是什么？

加缪：首先，我每天都感觉到人类的团结。明日，世界可能会炸成碎片。在这种悬挂于我们头顶的危险面前，存在某种关于真理的教益。面对这种未来，品级、头衔、名誉，全都重新恢复了本相：一阵逝去的云烟。留在我们心里唯一的确信，就是确信那种所有人共通的、毫无遮掩的疼痛与某种顽固的希望彼此盘根错节。

在本世纪的斗争中，我总会感觉到那些固执者之间的团结，尤其是那些未能对某种尊严灰心绝望的人之间的团结。我曾经分担过并且依然大量分担着当代的谵妄。但我却从未能够像许多人那样，决定唾弃“尊严”一词。也许这是因为过去和现在我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弱点和不公正之处，因为我在过去和现在都发自本能地知道，尊严与怜悯一样，这种不理智的德行刚刚接替了正义以及已然变得无力的理性。

一个人，他把他的血液、他的疯狂、他微不足道的心灵都献给最多数人共有的弱点，他为了最终认识自己并认识别人，必须借助某些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厌恶那种满足于自身的德行，我厌恶世界上可憎的道德，我厌恶它是因为，它完全和彻底的恬不知耻一样，最终通向对人的绝望，阻止他们用自身过错与功业的重量去承担起他们自己的人生。

艺术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只可能是去增加存在于世界以及每个人身上的自由和责任之总量。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目标都不可以哪怕暂时性地缩减或废除这种自由。

有一些作品试图让人屈服并皈依于某种外在的准则。另有一些作品则想要让他被心里最恶劣的东西，被恐惧与仇恨奴役。这些作品在我看来毫无价值。没有任何伟大的作品曾建立于仇恨或轻蔑之上。相反，任何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最终都增加了每一位了解并喜爱它的人内心的自由。

是的，我为这种自由发声，正是它帮助我活下去。一位艺术家可以让他的作品成功或失败，可以让他的人生成功或失败。不过，如果他在长久努力之后，最终可以对自己说，他减轻或缩小了压迫在人类身上的奴役之总量，那么，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辩护，他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原谅他自己。

03.

米歇尔：我们刚才谈到了把作品融入时代的问题。不过它也属于某种几乎可以说是地理意义上的思想潮流。在我看来，从您的作品中，就像从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中——我尤其想到西洛内（Ignazio Silone，1900—1978，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和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思想家）——可以说存在某种属于欧洲的特质。您对此有所意识吗？这个精神的欧洲在您看来是否如同某种现实呢？

加缪：是的，我意识到了这个欧洲，并且我相信它预示了我们政治的未来。因为我更感觉自己是法国人，所以我愈发相信这个欧洲。没有任何人对它的阿尔及利亚行省比我更加依恋，不过置身于法兰西传统之中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困难。

因此，我学到了，对于故土的热爱无须消散便可扩大，就像人们学会如何呼吸一般自然。最后，正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我感到自己是欧洲人。看看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例子，您提到他很有道理。他也许是尼采之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不过，他继续做西班牙人却有些困难。西洛内在向整个欧洲说话，而我之所以感觉自己如此喜爱他，恰恰是因为他与此同时不可思议地根植于其民族传统甚至乡土传统之中。

统一性与多样性，二者缺一不可，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欧洲的组成形式吗？它靠着它那些矛盾而生存下来，因为它那些差异而充实起来，通过它所实现的不断超越，它创造了一种文明，整个世界都需要这种文明，即便在世界对其拒斥之时。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一个在意识形态或特定宗教重压下统一起来的欧洲，它们忘却了欧洲的差异。同样，我也不相信一个单纯听任这些差异摆布，也就是听任各种敌对民族主义形成的乱局摆布的欧洲。

如果欧洲没有被烈火毁灭，它将会得到完善。俄国也会加入进来，带来它自身的特殊性。将来不会是赫鲁晓夫让我忘记那种把我们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他们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不过，这种未来受到了战争的威胁。我们再次身处赌局之中。只不过，这是一场少有的值得跟注的赌局。

米歇尔：当您谈论法国思想时，您曾多次讲出“复兴”一词。您不仅期望复兴，而且有时似乎已然从中领会到了一些最初的许诺。这种复兴可能会具有怎样的形式呢？征兆是什么？

加缪：在各个级别上发生的代际变化是最初的征兆。新世代的素质是另一个征兆，同时，还有对命令、对意识形态不断增长的抗拒，回归那些少一些浮夸傲慢、多一些肉体温度的价值。

欧洲（以及法国）尚未从一百五十年的虚无主义中脱身出来。这种虚无主义曾经由一些骗局奠定。不过自从对这些骗局的拒斥逐渐发展起来，就有了希望，问题就在于去搞清楚我们能否比核导弹走得更快。

不幸的是，精神的成熟往往比洲际导弹缓慢。但是无论如何，既然核战剥夺了一切未来的意义，它也就让我们恢复了行动的自由。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否则就是全部。

那么，前进吧！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赌注。如果我们必然失败，无论如何也要置身于那些想要活下去的人身侧，而不是站在那些毁灭一切的人旁边。

04.

米歇尔：在您的所有作品中，哲学的悲观主义仍然与某种东西并存着，不是乐观主义，而是某种信心。对精神的信心，而非对人的信心，对自然的信心，而非对世界的信心，对行动的信心，而非对结果的信心。您认为这种态度——这也是反抗者的态度，反抗之价值弥补了世界之荒诞——可以成为大多数人的态度吗，或者它只能是留给某些智者的特权呢？

加缪：这种立场真的那么特别吗？ 今日之人，遭受威胁，固执己见，难道他们不也这么生活吗？

人们无法呼吸，但幸存下来。 人们以为死于悲痛，但生命获胜。 本世纪人们的面孔，那些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的面孔，是一张知情的面孔。 在某些人的脸上，闪耀着更加强烈的勇气之光，如此而已。

另外，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它或者虚无主义。 如果我们的社会必须冲进极权者或资本家的虚无主义，那么那些不愿让步的人将被疏远，而他们不得不接受。 但是，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根据他们的才能，他们必须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为了让生活对大家来说重新变得有可能与所有人共存。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都不希望自己被疏远。 对于今日之人而言，存在某种孤独，它毫无疑问是时代带给我们的最为严酷之物。 我感觉到它的重量，请您相信这一点。 不过，我无意改变时代，因为我同样了解并且尊重它的伟大。 还有，我始终认为，最大的危险与最大的希望会同时产生。

米歇尔：今天我们无法避免谈及某些主题。 最严重的则是一个向所有人提出的问题： 在如今令世界分裂的各种斗争中，是否真的必须同意忘掉某一方身上的所有恶习，只为去与另一方身上最恶劣的东西作战呢？

加缪：理查德·希拉里（Richard Hilary，1919—1943，二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在作战身亡之前，曾经找到了一个表述，总结并传达了这种两难：“我们以某种二分之一真理的名义与谎言作战。”他认为这表达了某种非常悲观的思想。

然而，有时甚至会发生我们以某种四分之一真理的名义与谎言作战的情况。这正是我们当下的处境。只不过，西方社会拥有的四分之一真理，它叫作“自由”。自由是一条通向可完善性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没有自由，人们可以改进重工业，却不能改善正义或真理。

刚刚发生的历史，从柏林到布达佩斯，应该足以说服我们。无论如何，我做出选择的理由恰恰就在这里。我曾经说过，任何声称可以医治极权主义的疾病都比极权主义本身更加可恶。我没有改变过看法。相反，经历了二十年我们沉重的历史，我曾经尽力不去抗拒它的任何经验，在此之后，自由，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体，工作还是文化，它终于在我看来成了最高之善，统率着其他善行。

阿尔贝·加缪&米歇尔｜访谈，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

文章选自《孤独与团结：加缪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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