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地 吴承学：第一件好事还是教书

文/吴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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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潮州枫溪。潮州有中国瓷都之称，枫溪陶瓷则是其代表。因陶瓷与雕塑、书画关系极密切，故而我的家乡自古不乏懂书画、擅诗文之人。

1974年我高中毕业，原本准备到珠海白藤湖农场，因两个姐姐已下乡，按政策，我属于“可暂缓下乡”对象，又碰上镇里小学缺教师，我便借“暂缓”之机临时补缺，当了代课老师，从此开启我的从教生涯。

那时候，教师被视为“臭老九”，又分为公办、民办、代课三六九等，代课老师地位最低，说白了，就是临时工。我们这群“临时工”，从小学到高中，基本都在断断续续的停课“闹革命”之中，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不但没受过师范教育，甚至连培训、试讲都没有就直接给学生上课了，而且哪门课缺老师就上哪门课。

潮州有句俗语：“肚困（饿）胆就大。”当时肚子是真饿，胆子也真大，我不仅教过语文，还教体育，教音乐，并且作为学校运动队教练，带队参加县里比赛，每天领着队员从枫溪跑步到潮州，往返数十里。后来，我和我指导的研究生开玩笑说，你们的文学课真的是由“体育老师”上的！

最早是给小学二年级上课。当时条件很差，有些教室就设在老祠堂里，桌椅皆由学生自带，高低不一。教室四周便是民居，鸡犬之声，终日盈耳，炊烟燃起，很是呛鼻。学生倒很质朴，但也有一些顽劣少年，而代课老师也少不更事，于是老师和学生打架的事就时有发生。

当时乡镇中小学普遍面临校舍不足师资缺乏。为了解决教育资源不足，国家采取了在小学开设初中班的方式。枫溪小学也附设了初中班，初中班更缺老师，学校见我小学的课上得不错，便派我去初中班任教，但仍旧是代课老师。

回想起来，代课老师地位卑微，前途无望。但是，当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即使低到尘埃，亦有腾起之机。当年我安心代课，却不甘心只是代课。那时有城里的中学教师因各种原因下放到枫溪小学，这些老师受过“文革”前的大学教育，学养很好，我对他们很是崇拜，有一种仰望之情。

我的大哥和大姐分别是“文革”前的大学生、高中生，他们留在家里的语文课本都是我的宝贵读物，不懂之处，就悄悄请教这些下放老师。

代课数年，我一直没有中断过学习。1977年12月11日，全国首次恢复高考，我走进考场，翻开语文试卷一看，古文翻译题竟是《愚公移山》，这正是我刚给初中学生讲过的课文，顿时感到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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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我离开了从教数年的枫溪小学，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从此真正体会到师道的尊严和教师的光荣。

当时，中文系的教师力量非常强，光是老教授就有容庚、商承祚、黄海章、王季思、楼栖、高华年、吴宏聪、潘允中、赵仲邑等闻名海内外的大师名家。他们都被尊称为“老”，如容老、商老、海老等。除了这三老之外，上述名师都给我们本科生上课。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入学时，有不少学问很好的资深教师，却还屈尊为讲师，如卢叔度、邱世友、饶鸿竞、苏寰中、陆一帆等先生，他们却不计得失，倾囊相授。

至于给我们上课更多的中青年教师，如黄天骥、吴文煇、李新魁、金钦俊、曾扬华、刘烈茂、吴国钦等，他们风华正茂，讲台之上各极其致，有的雄辩激昂，有的诗情洋溢，有的热烈，有的冷峻，都能引人入胜。至今犹记得李新魁老师上古代音韵学，举手投足之间，一派学者风度，古今各种语料，信手拈来，深入浅出，既严谨，又生动，把“冷门绝学”变成了极受欢迎的课程。

正是从大学时代的老师们身上，我开始领悟到老师应该有的模样。

本科毕业后，我在中大继续读硕士，后来又到复旦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回中大工作。从本科到研究生，我先后师承卢叔度、黄海章、邱世友、王运熙几位师德高尚、学问精深的先生。他们成为我此后从教为师的楷模。

从小学代课老师，到大学文科教授，转眼间，我已从教五十年。孟子说“君子有三乐”，他把家庭幸福、道德完善以及培育人才当作“三乐”，称王天下之类都不在其列。以前我觉得孟子的说法只是夸张的修辞，从教之后我慢慢体会到，当教师果然乐在其中。

教师的快乐其实很简单。我曾经指导一位2000级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我建议她撰写詹安泰先生年谱。当时有人认为年谱不是论文，我坚持己见。她听从我的建议，到相关档案馆去抄录大量第一手资料，访谈詹安泰先生贤嗣詹伯慧先生，从中获得许多宝贵文献。

这篇毕业论文受到詹伯慧先生的高度评价，后来他编《詹安泰文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就把这篇年谱收入文集作为附录，成为研究詹安泰先生的基础文献。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看到研究詹安泰先生的文章仍在引用这篇本科毕业论文，我为之欣然，快意无比。

教师的快乐因简单而平凡，因平凡而纯粹。就像农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教以来我获过这样那样的荣誉，包括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省南粤优秀教师等。但我的快乐更多来自学生的肯定。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教授写了一篇题为《学术工匠的个体民俗志》的文章，回忆自己的学术道路。文中提到，他多年前听了我开的《论语》研读课。“吴老师素以严谨、缜密著称，他的读书方法让我终身受益，我在吴老师这里真正感受到了学术的严肃和神圣。”他还把听我的课当成学术人生的一级台阶，激发了他“规范写作的学术自觉”。

朋友把这位教授的文章转给我，我大为惊讶，因为我已忘记当年上课的情景，更没有想到会对他的治学产生影响。这种来自学生的不虞之誉，比不少荣誉都来得更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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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办公室有一面照片墙，上面挂的全是我家人和学生的照片。在我心目中，他们是最亲近的人。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年岁渐长，师生成了朋友，从他们那里，我也收获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快乐。

韩愈《师说》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朱熹论学，有“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之说。在这个知识爆炸的科技时代，在反省旧学、接受新知过程中，年轻人比老一辈更为敏感，吸收能力更强。即使在拓展旧学方面，也是后生可畏。当老师的，要敢于向学生学习，不必“装”，也不可“装”。能从学生那里获得新文献、新知识、新观念，我有一种由衷的快乐。

其实何止于专业。专业之外，许多方面更是“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长期生活在校园，生活环境相对封闭，思想和视野容易受限，往往困在“信息茧房”而不自知，导致认知固化。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尤其那些毕业后参加基层工作的学生，他们对现实生活有更为真切的了解，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经常在师生群里讨论现实问题，他们发表的意见就要比我们敏锐而全面，我从中获益良多。

五十年来我以教师为志业，冥冥之中似是命运在主宰。其实，皆因家庭传统与个人爱好交织，形成了一种无须选择、自然而然的“路径依赖”。我们家世代以教师为业。我的祖父是私塾教师，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当过幼儿园老师，大哥、弟弟都当过大学老师。我的叔父、婶婶、姑姑、姑父乃至我大哥、嫂子、大姐、姐夫都当过老师。我们的大家庭从幼儿园、中小学乃至大学都有“师资”。

有一副著名的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更愿意把“读书”二字改为“教书”。在我看来，教书是快乐的职业，也是积德的职业。

五十年前当代课老师时我教过音乐，我的音乐素养当然不胜任于此，却也培养了听歌的爱好。有一首歌曲叫《只要平凡》，歌词写道：“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这首歌最打动我的是，让我想到了我这辈子的职业——教师的工作就是以知识点燃生命之火的事业。虽然平凡，但此心此生可以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