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硬刚——白江口之战，日本虽输，因祸得福

白江口之战是中国与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对垒，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大的一场战役，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唐帝国与日本这一隔海相望的岛国兵戎相见呢？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隋唐大一统的时代来临。而在唐朝东部的朝鲜半岛正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朝鲜半岛主要分为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方势力。隋朝曾多次东征讨伐高句丽，中原早已介入朝鲜半岛。百济与高句丽两国决定联盟合攻新罗，在联盟的不断侵入下，新罗屡战屡退，被迫向唐朝请求救援，唐要求高句丽停战遭拒。太宗李世民派兵讨伐并御驾亲征，高句丽后方遭到唐帝国军队的猛烈攻击，念季节转冬、粮草即尽，城池久攻不下，唐军无奈退师。但高句丽受此震慑，终于退兵。

而百济一意孤行，继续对抗新罗，新罗不敌，再次向唐发出求救信号，大唐派遣海军舰队，一路势如破竹。百济国破投降，但一部分的百济残军却并没有死心。百济投降之后，唐朝开始攻击高句丽，百济故地的防守十分薄弱，复国军才有了东山再起的可能。百济在660年7月灭亡，仅一个月后就出现了百济复国运动。他们聚众退至一隅，步步向外延展，不断收复失地。

但唐朝留在朝鲜的守军将领刘仁愿并不是吃素的。在这位曾经担任过太宗亲卫，并随军东征西讨的大唐将领身上，百济难以讨到便宜，一时之间场面陷入僵局。叛军头目扶余福信自知自身争取不了太多民心，遂派使者两次前往倭国乞援，并请求他们护送在倭国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回国继位。倭国即日本。被迫加入了战局的他们只能面临着两种选择。听从唐朝几年前下达的命令，对新罗进行支援，或者与唐新联军对抗，助百济复国。日本选择了后者。

那么是什么让日本下定决心与强大的唐朝对抗呢？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又灾害频发。自古以来，他们的野心从不止于小小的岛屿之上，他们难以忘怀曾经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的日本府任那。若趁唐军立足未稳，主动出击，将其赶出半岛，那一切便又有了机会。日本在多方面外交的政策下，与三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甚至是与百济敌对的新罗，日本也有意投诚。百济灭亡，也就意味着新罗势力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再等到唐新联军灭掉高句丽后，朝鲜半岛就只剩下新罗一家独大，就倭国的立场上来看，这种情况是不容乐观的。日本期望重回三国鼎立的时候，这样也就能保持某种平衡，因此他们将这次对外战争看作是一种外交政策。

总之，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绝不是靠表面的关系所决定了，日本愿意出兵帮助百济从深层次讲是以国家利益为决定因素的。日本认为在这三国之间，高句丽才是唐朝最大的敌人。高句丽的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韩国和朝鲜三国。大唐也是为了能专门对付高句丽，才先灭了百济，故而驻留在百济的唐军数量必然不多。事实上据资料显示，唐与新罗留在百济的驻兵仅有一万七千人，这给了倭国很大的信心反唐。

高句丽使倭国人初次见到马匹并被骑兵击败，因此倭国也不想与高句丽起正面冲突，但是帮助唐之后，他们很有可能就要被迫面临这个结果。而且日本长期处于相对隔绝的环境，只能依靠朝鲜半岛来接触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对唐和自己的差距没有清楚的了解。在此之前他们也从未与唐朝正面打过仗，所以并不知道唐的强盛。但对于高句丽，他们保持警戒。在两者之间，他们选择了与未知底细的唐敌对。

日本自古以来就对朝鲜半岛进行了多次的军事介入，企图建立一个“小中华”。早在公元五世纪，倭国就曾派遣使者向中原的统治者表示过希望对方承认自己对倭国以及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南部诸国的军事指挥权。他们想要迫使百济、新罗等国对其进行朝贡，使这些国家成为自己的附属国。

另一方面，朝鲜半岛上纷争不断，当一国陷入不利于局面时，就会向倭国示好，并献上礼物，这就助长了倭国的野心，使日本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大家长，将自己视为大国。获取对朝鲜半岛的强大影响力对日本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话语权。而且日本当时的人口虽然达到了可观的数量，国内也渐渐可以通过风箱送风制铁，但完全推广稻作，制作砍伐森林的工具，实现生产材料的自给自足，还是十分困难的，况且当时日本多年也未挖出金银，金银作为装饰品正是权势的象征，事关国家统治者的威信，而朝鲜半岛又素有金银国之称。因此日本若可以将自己的影响力施加到朝鲜半岛南部，至少能保证通过买或他国给自己进贡的方式获得绝对的国家利益。

再有就是，据日本专家分析，当时皇太子中大兄手中的棋子——扶余丰必定是以丰厚的利益作为交换提出的复国请求。再加上百济将军鬼室福信又往倭国送去了100人左右的唐军俘虏，向其表明对手并非想象中那么强大，这些致使日本做出了误判。专家这样说虽然有推脱责任之嫌，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在百济灭亡的次年，齐明天皇从难波出航，前往筑紫国，也就是现在的福冈县，除天皇外，还有皇太子中大兄、皇子大海人、中臣镰足等权贵以及众多随从一同出征。倭国此次出兵规模极大，几乎相当于从飞鸟向筑紫迁都。

大唐龙朔元年（661年）正月，天皇亲自率领中大兄皇子以及数万士兵，准备渡海西征，不料因旅途劳顿，于当年7月突然发病，薨于行辕，出征之事暂时推迟。9月，倭国向朝鲜半岛派兵五千护送扶余丰并令其随从作战。出发前，皇太子中大兄授予扶余丰一种叫做织冠的倭国冠帽，这种行为相当于册封扶余丰为中大兄的臣下，日本将百济作为自己的附属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扶余丰归国后，百济气势大振。倭国赠送许多物资对其进行支援，但在中大兄派遣远征军之后，日本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迟迟没有动向。根据资料记载，日本为了出兵朝鲜半岛，在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冈山县仓敷市征集了2万优秀士兵。中大兄命令各地豪族从民众中征兵以集结军队，并派遣中央豪族任命的将军来率领军队。相对于中国高度的中央集权，日本当时的局势并不是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就可以召集军队的，故而战前准备持续了很长时间。战局也渐渐变得对百济复国军不利。

到了公元663年，唐军暂时停止讨伐高句丽，将彻底歼灭百济作为最优先方针，将主力投入百济。而在此时，百济王扶余丰璋和将军鬼室福信彼此之间产生龃龉，最终以后者死于前者之手而告终，百济实力大降。

另一方面，唐新联军进行了军事商讨，唐将刘仁轨认为周留城是敌人的巢穴，应作为重点攻陷对象。百济降而复叛的原因还在于扶余丰在内的这些旧贵族，所谓的正统思想影响着民心。而且敌军头目皆在此处，擒贼先擒王，先把他们消灭掉，剩下的就不足为惧了。所以如果攻下周留城，不仅能击垮敌人，顺便也可以收服民心，一举两得。

周留城在今韩国境内全罗北道扶安，唐新联军分别从水路两方攻击周留城。刘仁愿、孙仁师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出发，刘仁轨、杜爽和扶余隆从水路出发，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而出，自熊津江进入白村江。

倭国方面，中大兄于三月派遣27,000的兵力在新罗作战，围魏救赵。刚一登陆，倭国就企图从后方牵制新罗，他们成功攻取了新罗沙鼻、岐奴江两城，切断了唐新间的联系。中大兄在八月又抽调了1万兵力试图与百济王扶余丰会合，助守周留城。

倭国的1万远征军到达了流经周留城附近的白村江，此时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在白村江的入口摆下战阵的七千唐朝水师。

唐朝的海军实力究竟如何呢？

根据中国的兵书所述，大唐有一种兵船叫做楼舡，此船三层都有橹，面积大到可以在甲板上跑马。为了防火，船的外壁上附有皮革。船上还安装了投石器以攻击敌人。还有一种非常敏捷的小型船只——蒙冲，它可以迅速接近敌船，自窗口用枪和弩箭发起进攻。唐朝派遣战舰达170艘，而倭国则多达1000艘，唐只派遣了一万三千余名士兵，而日本先后共派遣了四万两千余人。

虽然倭国在人数和船只数量上占优势，但他们的武器装备和战船质量都不及唐。倭军是各地豪族率领的军队，在将军的背后还有中央豪族。总体上来看是一个纵向松散的组织，并没有统率全军的大将军，没有形成一个组织能够指挥进行全局战略的布置。倭国军队是由豪族或者说中央和地方的势力，以私人形式组织和动员起来的，没有受到过系统的训练，与唐、新罗和百济相比，倭军也缺乏实战经验，更何况是短时间内匆匆集合起来的。

唐朝有军团制度，常有军事训练，通过集团战法，能有序地击退对手。

663年8月27日，倭军将领未加整顿部署，也没有去考虑风向、潮流等问题，妄图仅依靠船只数和人数上的优势先发制人，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军水师。

唐军以楼船和海鹘压阵，以斗舰、走舸分走左右两翼，占据江面两侧，两面夹击，将倭船辖制在中间，使其动弹不得。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日本船小不利于攻坚。中日双方的船只相撞，许多倭军被迫跳船，溺水而亡。部分唐军登敌船直接与日进行白刃战，倭军武器也远不及唐，故而兵败如山倒。随着战斗地点的转移和扩大，唐军的火器使用量不断加大，倭国的400艘战舰烧毁殆尽，伤亡惨烈。这一战即为白江口之战。

在压倒性的实力差距面前，日本还是只能四散奔逃。倭国的1万远征军在短短两天的海战中就覆灭了。之后周留城也被攻陷，百济和倭国残军无奈投降。百济王逃往高句丽，最终不知所踪。白江口之战落下帷幕。

影响:

倭国松散的地方豪族已经各自进入了自立分权的状态，稍有不慎就是变成强盗或者是造反军。中大兄把其派往战场，赢了即可获得物质收益，输了也可以将这些危险因素消灭掉，达到裁军的效果。这样一来，在国内也为改革减轻了阻力，加快了改革的渗透速度。

日本更是在此次战役中看到了唐朝的强盛，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向大唐臣服，加强了与唐朝的交流，多次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不再敢侵犯中国。在此次战役后，中大兄的野心彻底粉碎，深恐唐军进攻本土，开始大力建设军事设施以保障国家安全。

668年中大兄继承大王之位，史称天智天皇。在战败的阴影下，以中大兄为首的统治阶层亲身体会到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重要性，明白了只有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才能顺利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立防卫体制。天皇的改革顺势而生。两年后中大兄发起了日本历史上首次全国户籍也就是庚午户籍的制作。而后在内乱中取胜的天武天皇也继承了天智天皇的意志，继续推进国内改革。

在战败后有许多百济人逃往日本，其中有的是工匠，有的是贵族。在灭国之前，百济效仿了许多来自唐朝的制度规范。到来的百济人中有很多深谙官僚制度知识的优秀人才。倭国也借此从中国引进了律令制度，在大唐的《永徽图》的基础上，于公元701年颁布了《大宝律令》，它是日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标志着律令制国家的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得以完全建立，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倭国才形成了天皇的称号，也将国号改为了日本，日本终于整合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因此白江口之战也是日本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正是在白村江战役之后，日本才迈向了崭新的国家体制。这前后只经历了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说是中国加速了日本的国家体制建设进程。

战后唐与新罗合作灭掉了高句丽，李治完成了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未完成的大业。大唐在此设立安东都护府，并命令大将薛仁贵率两万多唐军镇守平壤，高句丽最终成为大唐治地。新罗也统一了朝鲜半岛，明确地有了国家的观念，建立起新罗王朝，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境线。

总结:

作为中日从古至今的第一场战役，白江口战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东亚的政治局面产生影响，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局势，让日本见识到了中国的强大，并推动了中原文化的东传，彰显了大唐的繁荣强盛。

参考资料：《旧唐书》刘昫著《日本书纪》舍人亲王著《大漠烽烟——唐帝国战争史》顾晓绿 赵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