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雷：斯科特是活得通透的“偶像破坏者”

书评周刊2024年7月26日专题《詹姆斯·C·斯科特：现代学术的异族人》。

新京报：你翻译的《作茧自缚》（英文名：Against the Grain）是斯科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他的学术脉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什么最后选择“作茧自缚”这样一个意译的书名，而不是更直接的译法？（比如，繁体中文版的书名就采用了直译的《反谷》）通过这个译名，你想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田雷：其实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一直到交稿给出版社、并看到某一版校样的时候，我一直把这本书译为《谷物立国》。因为原书名的“Against the Grain”在中文里有逆潮流而动的含义，而“谷物立国”也是斯科特在书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

直到在校对某处脚注文本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人类历史中的早期国家不过是人类结的一个茧，它很容易就把我们自己困在里边了，由此凝练出了“作茧自缚”这样一个表述。

我也就译名问题咨询和请教了多位同仁，“谷物立国”和“作茧自缚”这两个译名哪个更好，当时的意见可以说是“五五开”，双方相持不下。最后，我利用译者的身份拍板定下了现在的译名。

新京报：从译者的角度来看，斯科特的语言风格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他的文字和叙事总是容易让读者产生共情呢？

田雷：从我的角度来看，斯科特的文字并不是特别好读，也不是很好翻译，阅读他的文字是有一些难度的。我也有不少翻译其他作品的经历，斯科特不是那种为大众市场而写作的人类学家。斯科特喜欢讲故事，但他也不是有意通过精心设计与优美表达，利用跌宕起伏的叙事来抓住读者的那类作家。另外，理解斯科特讨论的话题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比如东南亚的某个小农村、两河流域的古文明，这些话题涉及的知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并不是很友好。

然而，斯科特在中国确实有相当一批忠实的读者和粉丝。某种意义上，他的影响力是“出圈”的，他的主要读者或许不是人类学或政治学的专业研究者，而是来自互不相干的领域，完全是因为他的作品而被吸引过来的。对他们来说，阅读斯科特需要进入作者的语境，只有真正读进去，才会有恍然大悟、会心一笑、拍案叫绝诸如此类的感觉。

就写作风格来说，我觉得有两种学者，一类是学术著作的写作风格，比如做某一个区域或国别的历史研究的学术写作，我简单地称之为“专家型”。斯科特则属于另一类学者。在外人看来，他的研究课题是非常冷门的，他完全可以把它们处理得相当枯燥，枯燥到除了这个领域中三五个同行专家之外没人愿意看。然而，斯科特有一种能力，尽管他研究的是千里之外的缅甸农民，却让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生活相联系的部分。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斯科特？我曾在《作茧自缚》的译后记提到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他活得通透——一位研究人类政治的政治/人类学家在21世纪的那种通透。斯科特的作品随处可见一种豁达开朗的人生智慧。作者是悲天悯人的，他不断逼着我们去面对这种终极命题：人类从狩猎采集“进化”到春种秋收，到底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当人类驯化谷物、动物时，是否被驯化的对象也在驯化着人，说到底，究竟是谁在驯化谁呢？在一个绩效为王的社会中，那些因五谷不分而被我们嘲讽为愚昧未开化的先民，难道他们的四体不勤不是处处闪烁着质朴的生命智慧吗？在工作不息、内卷不止的竞争文化中，斯科特那种有事写作、无事放羊的生活节奏，难道不是活出了学者应该有的样子吗？

斯科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就像一个大厨，他用的是边角料的食材，却可以凭一己之力做出能登大雅之堂的佳肴。斯科特把自己称为“偶像破坏者”，我认为这是非常恰当的，但这也说明，他这样的写作并不是容易模仿的。对于绝大部分人文社科领域的人而言，斯科特永远只能是一个例外。

采写/李永博

编辑/罗东 李阳

校对/薛京宁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