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二战日本战败后，日本军方如何退出历史舞台？

文｜[日]加藤阳子

１

军用物资的转移

战败时，日本国内民众大多饱受战争摧残，过着缺衣少粮的贫苦生活。与此同时，他们的眼前却出现了趁着战败时的混乱，带着大量军用物资复员回乡的军人。目睹此情此景，国民对于军人的最后信赖也丧失殆尽。军队与国民之间的决定性对立，在战败之际的军用物资处理中暴露无遗。

值得注意的是，复员军人之所以会携带大量军用物资回乡，并不是因为长期以来军纪涣散，战败时军队基层出现了哄抢物资的混乱景象。相反，这是中央政府，即铃木贯太郎内阁最后一次阁议作出的决定。当时在阁议上提出将军用物资分配给复员军人的，正是内阁综合计划局长官池田纯久。池田主张在战败之后，尽快将国（军）有物资移交给地方公共团体，或是转让给民间团体或个人。如此一来，便能将物资隐匿下来，避免在战败后被美军收缴。

东久迩宫内阁成立后，池田自1945年8月18日起列席内阁的次官会议，并在战争物资军转民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战前池田曾作为一名精通计划经济的革新派军人而闻名，战败时池田亦作为内阁综合计划局长官，参与了将军需物资转移至民间的相关工作。战败时，美方对日军持有的报废武器进行了登记，之后命令日方销毁这些武器。当时东久迩宫内阁设立了以绪方竹虎内阁书记官长为首的终战事务联络委员会，被称为“特殊物件处理”的报废武器销毁工作，正是由该委员会全权负责的。该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乃是战时的革新官僚，内阁综合计划局第一部长毛里英於菟亲自制定了武器销毁的具体方针。此后，内阁又设立了特殊物件处理委员会。除毛里之外，美浓部洋次也以内阁调查局调查官的身份加入了该委员会。

1945年10月31日起，战时从事武器生产的5家大型民营企业（日本钢管、日本制铁、古河电气、住友金属、神户制钢）联合组建了报废武器处理委员会，直接负责美军所接收的各类日军武器的报废拆解工作。战时，革新官僚和大企业凭借着计划经济式的手段，将日本国内的产业产能迅速从民需转向军需。而战败初期，这些革新官僚和大企业凭借同样的手段又将日本国内的产能从军需迅速转向了民需。在日军解除武装的过程中，遗留了各类不计其数的物资。内阁先是尽力将这些物资隐藏于民众的海洋中，而无法隐藏的物资最终先是被美军接收，之后为了实现日本的去军事化，美军又委托日本的民营企业对这些物资进行报废拆解。如此辗转，这批物资又再度回到了日本企业的手中。

２

终战犯罪

日本宣布投降后，军方趁美军尚未进驻日本之机对各类武器进行破坏，同时将汽车、石油等军队财产物资藏匿于民间，将粮食和被服发放给复员军人。在1945年末召开的第89届帝国议会上，军方的上述行为引发了议会方面的强烈批评。12月17日，面对大河内辉耕（研究会，子爵）的质问，原守政府委员（第一复员省次官）就陆军保有的粮食的处理状况进行了回答。原守表示，终战时陆军保有的大米、小麦以及各类杂粮合计约17万吨。在8月17日—28日，军方共向民间“转让”了３万吨粮食，并向复员军人发放了5万吨粮食，实际移交给同盟国的粮食总计约有９万吨。

而当时移交给同盟国的物资，最终大多被美军打包出售给了日本内务省，再由内务省分配给各都道府县。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物资的处理情况。战败时日军共保有被服760万套，其中175万套被“转让”，185万套被发放给复员军人，移交给同盟国的共计400万套。770万条毛毯当中，100万条被“转让”，220万条被发放给复员军人，450万条被移交给同盟国。9796辆汽车中，1054辆被“转让”，8742辆被移交给同盟国。此外，陆军在内地向同盟国移交了8922架飞机、3113辆油罐车、2300辆牵引车、1万门火炮、4万挺自动枪械、131万挺小型枪械、3亿包子弹、1000万发炮弹。

和发放给复员军人的部分相比，原守在议会答辩中所说的物资“转让”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由于政府方面指示尽量将军需物资转为民用，军方将大量物资转让给了地方政府、地方团体或是公共团体。然而按照军方的方针，这些军需物资原本应当有偿转让给带有公共性质的团体，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变成了无偿转让。不过这些所谓的“无偿转让”真的是无偿的吗？军方在选择转让对象过程中客观公正吗？这其中怕是存在不少不为人知的黑幕。

1945年11月29日，在第89届帝国议会众议院大会上，战时作为应召议员而闻名的福家俊一将军方在物资转让过程中的各种贪腐行为定义为“终战犯罪”。他在议会上就“军方趁终战混乱之际贪污公款，在军用物资处分过程中中饱私囊，与民间势力勾结隐匿倒卖物资等种种终战犯罪行为”向下村定陆相进行了质问。终战前，军方一直在强烈主张所谓“自主解除武装才是国体护持的核心条件”，然而实际上“终战犯罪”一词才是战败后解除武装过程中日军形象的最好写照。

３

日军解除武装的总结

在莱特湾海战败北之后，小矶国昭内阁和军部开始向国民宣传“皇土防卫乃是国体护持必不可少之条件”的口号。同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陆相阿南惟几等军方首脑开始援引所谓的“天壤无穷之神敕”，论证保持军备或是自主解除武装对于国体护持的重要性，并尝试用这套理论来说服天皇以及陆军各个部门。

美国方面虽然一直在表面上坚持无条件投降，实际上却通过《波茨坦公告》、贝尔纳斯答复、空袭前后投下的传单、短波广播以及报刊等渠道，反复向日本解释同盟国在解除武装问题上的实际态度。在传单中，美方对政府、国民和军部、军队进行了明确分割，表态如果日本政府和国民同意解除军队的武装，战争便会立即结束。

另一方面，昭和天皇在1944年9月曾表示不愿在武装解除和战犯引渡两个问题上作出让步。然而1945年5月，在目睹业已丧失投降的政治主体的德军的实际投降状况之后，昭和天皇开始倾向于认为即便在武装解除和战犯引渡问题上作出妥协，也能够保证国体的存续。此后昭和天皇便开始援引三国干涉还辽时明治天皇的诏敕，说服军方接受同盟国开出的条件。

最终，站在国民和天皇对立面的军方，按照1945年8月14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最后一次阁议中作出的决议，着手将国内的军备与军需物资中能够转为民用的部分“转让”给民间组织和文官机构。在此方针下，军方通过溶“武”于“文”的模式，为自己拉下了帷幕，自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本文摘编自《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内容有删节）

《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

[日]加藤阳子著

贺申杰 译

好望角｜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日本战争研究第一人”、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数十年“战争”研究的集成之作，探讨了天皇与军队关系在近代的发展史，追溯了日本明治建军和立宪的历史根源，延展到日军解除武装和遣返回国的问题，涵盖“日本军队”存在的整个时期。她以清晰的逻辑和明快的笔调分析事实，提出了捕捉历史的新视角，解析了近代日本政军关系的特质，阐述了日本国家决策的背景。通过探讨天皇与军队的关系，回答了长久以来人们的疑问：“天皇为何没有叫停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