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场上，没有赢家

文 / 子玉

权力斗争和挣钱一样，属于零和博弈，蛋糕是一定的，如果一方势力吃掉过多的蛋糕，那么他一定是抢了别人的那份，于是，竞争就产生了，历史上所有的政变都是因为权力的不平衡、分配不公所引起的。

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以陈平、周勃为代表的功臣派马上就发动政变，血腥清洗了吕氏外戚，原因也很简单，帝国是高帝和功臣的天下，吕氏外戚抢了属于功臣派的蛋糕。

陈平等人只是执行在白马之盟中和高帝的约定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而已。

当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王朝之后，帝国的调子就已经被定了下来：皇帝和世家大族共享天下。

刘邦是凭借功臣派打的江山，刘秀是依靠地方豪强创业成功，他们都必须和自己的合作伙伴分享权力。

虽然东汉前期总是在抑制功臣的权力，但这并不影响功臣的体量，以世家为代表的大族依然掌控着帝国的命脉。而且，由于东汉实行察举制，这就更保证了权力被世家所垄断的格局。

所以，东汉的皇帝要想制衡朝臣，就必须得培养自己的基本盘作为皇权的延伸，而他们培养的对象，不是外戚就是宦官。汉武帝就是通过大打外戚这张牌成功维持了帝国权力的平衡。

由于东汉的皇帝大多短命，小皇帝就成为了帝国的特产，而女主为了驾驭朝局就不得不重用外戚，东汉的外戚政治成为一种常态。

但外戚在走上前台之后又往往驾驭不住内心的欲望，导致权力外溢，所以皇帝在成年之后为了拿回皇权一般都会向外戚开战，而皇帝所依靠的对象就是宦官。

第一位联合宦官干掉外戚的皇帝是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作为酬谢和联盟，汉和帝封宦官郑众为鄛乡侯，开启了宦官封侯的先河。

此后，宦官就作为皇帝制衡朝臣，打击外戚势力的御用打手，为什么皇帝总是处处包庇宦官，维护宦官的利益，就是因为，宦官是皇权的延伸，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

在拥立汉顺帝刘保为帝之后，宦官势力更是发展到了巅峰，不仅有十九人被封侯，甚至他们的爵位还可以由其养子来继承，延续他们在帝国的利益。

但这绝对不是以世家为代表的朝臣想看到的局面，在他们看来，宦官实际上是侵夺了属于自己的蛋糕，因此，朝臣与宦官之间必有一战，尤其是在宦官权力外溢胡作非为的情况下。

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是司徒杨震。但结果却是，杨震被驱逐回老家，在绝望的情况下饮鸩而亡。

朝臣向宦官的第一次宣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宦官势力就进入了快速扩张期，汉桓帝所封的“五侯”，在内垄断朝局，在外安插亲信，东汉的朝局是加速混乱。而汉桓帝为了确保皇权的安全也就对太监的种种作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毕竟皇权比江山更重要。

但朝臣肯定不会放弃，他们只是暂时蛰伏等待机会罢了。

延熹四年（163），太尉杨秉采取了曲线模式，先清剿宦官培养的外围势力，此次行动，共有包括青州刺史羊亮在内的五十多名官吏受到处理，不是被杀就是免职，宦官势力遭受重创。

165年，杨秉再次出击，目标直指宦官侯览的弟弟、益州刺史侯参，侯参被杀。

在扫清外围之后，杨秉继续出击，最终，宦官左悺自杀、具瑗被逐出洛阳城，宦官势力是被步步紧逼的节奏。

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朝臣对宦官势力采取了围攻模式——李膺弹劾宦官收受贿赂；廷尉冯绲逮捕了宦官单超的弟弟单迁，并将其拷打致死；大司农刘祐没收了宦官苏康、管霸的非法所得财产...

一副誓要将太监势力扫灭殆尽的架势。

而宦官遭受重创的背后又是皇权的削弱，因为，宦官本来就是皇权的代理人，皇帝为了不使自己与世家短兵相接，被朝臣绑架，还会继续支持宦官势力，打击朝臣，维护皇权。

所以，李膺、冯绲、刘祐三人都被处以苦役之刑。

当然，在太尉陈蕃和司隶校尉应奉等人的营救下，李膺三人最终被释放，李膺还出任了司隶校尉的职位。

朝臣力量的强悍也由此可见，毕竟他们的覆盖面是相当广。

李膺出任司隶校尉之后继续对宦官势力是穷追猛打，其强势从宦官张让家里揪出张让的弟弟张朔并将其处死就是具体表现。

朝臣与宦官之间是水火不容的架势。

由于陈蕃和李膺是士林中的佼佼者，在“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的人设包装下，已经成为妥妥的士林领袖，所以，以贾彪、郭泰为代表的三万太学生也成为了士林的忠实拥趸，由此形成了“处士横议”的风气。

当朝野两大力量形成合流之后，朝臣就同时拿到了权力和舆论两大武器，宦官根本就不是其对手。

公元166年，南阳太守成瑨将和宦官勾结的商人张泛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张泛的亲族和宾客等二百多人；太原太守刘质无视大赦令坚持将宦官赵津处死；山阳太守翟超在弹劾宦官侯览无果之后将其家捣毁；东海相黄浮斩杀了中常侍徐璜的侄子下邳县令徐宣...

也怪这些宦官不争气，污点太多，轻松就能被朝臣拿到罪证给办了。

但宦官毕竟是皇权的代理人，如果宦官势力被清空，皇帝就得直面朝臣的绑架，所以，皇帝就必须得对朝臣密集性的出拳作出回应。于是，士人群体就遭受了重创：成瑨和刘质被处死，翟超和黄浮被判刑。

由于成瑨和刘质都是士林圈的重要成员，这样的结果肯定会引发朝臣的极大不满，于是朝臣与宦官之间就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由于宦官和皇帝的利益是深度绑定，所以，当宦官将李膺等人定义为“党人”之后，汉桓帝就出击了——包括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士人陈寔和范滂等在内的两百人被抓。

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党锢之祸。

表面上看，这是士人与宦官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朝臣与皇帝之间的博弈，核心都是为了权力。

在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霍谞的斡旋下，汉桓帝最终以天象为借口，委婉地释放了李膺等人。

毕竟，经过此次事件，汉桓帝已经狠狠地敲打了朝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没必要搞得不好收场，让朝廷经受损失。

但有些事一旦开了头就会像转动的螺旋一样，不可能停下，只要权力还存在争议，斗争就还将继续。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刘志驾崩，十二岁的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

由于皇帝年幼，外戚势弱，宦官就成为了一家独大的格局，在没有皇帝指挥的情况下，宦官势力就和朝臣是狭路相逢，激战，在所难免。

为了共同对抗宦官势力，以大将军窦武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和朝臣达成了合作关系，宦官集团一时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陈蕃和窦武在向窦太后施压的同时也在进行关键岗位的布局：以朱寓为司隶校尉；以刘祐为河南尹；以虞祁为洛阳令...

同时，窦武以亲信山冰为黄门令，弹劾并逮捕了宦官曹节的同党——长乐宫尚书郑飒。在对郑飒的严刑拷问下，曹节、王甫等宦官被供出。

宦官的命运只剩窦太后在看到奏章之后点头批准。

但由于窦武的奏章被宦官朱瑀所发现，在看到陈蕃和窦武要全部诛杀宫中宦官的请求后，朱瑀马上就将信息透漏给所有宦官。

在生死面前，宫中的所有宦官结成了统一战线，并劫持了汉灵帝，在先发制人以及拥有皇帝印玺、符节的优势面前，宦官调动了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成功赢得了对朝臣的胜利：

太傅陈蕃和他的八十多个学生全部被杀；窦武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绝望自杀。

接下来就是必然的大清洗——

窦武的亲族、宾客全部被杀；陈蕃和窦武举荐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门生故旧，一律革职，永不录用；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被灭族；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郎被逼自杀；士林领袖李膺在狱中被拷打致死；范滂死于狱中；虞放、朱寓、刘儒、翟超等人被冤杀...

凡是和宦官阵营为敌的，都遭到了血腥的清洗。

是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是刀刀见血，直接就是你死我活的大厮杀。

为了进一步打击士人，宦官集团还将打击面进行延伸：有一百多位被列为党人的士人被处死；有六七百名被牵扯进来的人，或丢官、或放逐、或被处死...

就是太学生，也被牵扯进来了一千多名。

外戚、士人、太学生，这些只要能和朝臣产生链接的群体都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宦官通过打击朝臣，控制皇帝，操控了一切，宦官势力在灵帝时代达到了巅峰状态，一家独大。

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气丧，在精英缺席的情况下，帝国的管理肯定是在下行曲线上一路狂奔，东汉王朝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但宦官的得势注定是有保质期的，因为，皇帝需要独揽皇权，朝臣需要夺回权力，外戚也要分红，所以，帝国的内斗还将持续。

而造成如此乱局的原因就是，东汉王朝的基本盘是以世族为主体的官僚集团，皇帝出于制衡，于是就培养了外戚和宦官势力，在皇权不断更迭导致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三方势力为了权力就展开了反复厮杀。

乱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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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人，全都是赌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