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王逸舟：中国外交“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关键特征

近些年来，活跃的中国外交受到广泛瞩目。国内公众见证了一次次反响热烈的主场外交，多数国家及联合国对中国在调解国际争端、推动地区和平中扮演的建设性角色给予积极评价。总之，中国展现出不同凡响的主动姿态、一种被称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外交新趋向。那么，什么是中国外交“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特质？它对以往的外交方式有何继承和创新之处？还有哪些不足与挑战？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顾问、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 。

本文大约3500字，读完约7分钟。

近些年来，活跃的中国外交受到广泛瞩目。国内公众见证了一次次反响热烈的主场外交，多数国家及联合国对中国在调解国际争端、推动地区和平中扮演的建设性角色给予积极评价。单单浏览国内外媒体的标题就会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例如去年3月促成中东海湾两大“要角”沙特、伊朗的对话复交，今年7月邀请巴勒斯坦14个派别高级别代表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以及不久前中方就俄乌危机访问巴西、南非、印尼开展穿梭外交等。诸如此类的举措还有很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总之，中国展现出不同凡响的主动姿态、一种被称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外交新趋向。

那么，什么是中国外交“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特质？它对以往的外交方式有何继承和创新之处？还有哪些不足与挑战？在这里笔者分享一些个人的认识与心得。

一、为维护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发挥建设性作用，对外传递出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信号。新征程上，中国将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对外方针的调整要贯彻顶层设计，纲领层面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为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做出相应贡献。实践中则以各方面稳妥协调推进，如设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维护海洋权益工作办公室、国家移民管理局等机构，增加对联合国的投入（尤其是会费与维和经费）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设、主导创建亚投行和澜湄合作机制，内部加强多部门协调联动和完善涉外立法。一系列措施的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

须注意，与某些外部观察人士猜测的不同，按照中国官方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意涵，发挥建设性作用绝非抛弃中国长期坚守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而是根据海外利益扩展、国际责任增强、世界格局不确定等现状做出的战略调整及充实。由此衡量，“发挥建设性作用”方针并非是根本方向的改变，而是主动参与解决国际分歧、争端的频率及力度的变化。至于“边界”是否清晰，“战略进取”与“战略透支”之间的均衡有无偶尔的打破，各方面确实存在不同见解。对于个别重大外部事件，例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国的调停角色，不仅外部认知与实情相距甚远，国内公众亦出现大相径庭的议论。对于这些不同看法，可能现阶段尚难以统一认识。

二、展现“大国的样子”

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外交，在强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探索“争取更大范围听众”之道，尝试通过国际常用做法传递中国主张。

比如，适度增加国际组织经费和对外援助以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对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世界获得高度共鸣倾注更大的传播力度；关于中国为世界做出贡献和赢得尊重的故事被分享给全球范围的更多受众；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使世界各国民众感受到中国的亲和力。这些内容通过网络信息时代新平台新渠道，在海内外持续发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的十余年间，从次区域的国家间经贸合作倡议，发展成有上百个国家及数十个国际组织参与、具备“共商共建共享”色彩的中国式国际公共产品。

与之相配合，外交人继承优良传统和文化精髓，努力打造亲诚惠容、乐善助人的国际形象。在行事风格及语言方面，中国外交重视友谊，讲究多渠道协调及非硬性的沟通；外交话语中引证古典格言和诗性隐喻，展现出宏大的历史观和对人类前途的愿景；哪怕刚硬的时刻亦不失大国风范，言辞里始终承诺不称霸、不忘道义责任。从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技巧和风范（包括主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邓小平同志与英国人交涉收回香港主权的“一国两制”大智慧，再到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间依稀可见一条既连续又渐强的对话开新局线索。实事求是地说，通过全面梳理不难发现，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对外发声保持了务实、稳重、重视互利合作的基调，一直展现着“大国的样子”。

三、促成“发展和平”新路径

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方针既保留了传统外交的要素，即坚持谈判优先、谅解为上，最大限度以对话沟通解决争端，同时又凭据日益强大且多样的国家力量，助力主要目标的实现。

与传统西方大国不同，中国人遵循“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古训，“软的更软”和“硬的更硬”两手并用。军事、商业、文化软实力等应用服从外交的需要，力争“斗而不破”、特别是避免燃起战火。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中国周边地区尽管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利益摩擦，但最近四十余年未发生大的战事，没有影响东亚整体（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作为世界经济一大重要板块的基本格局。这不能不说同中国的外交克制与斡旋技巧有关。

中国在国际维和领域的贡献，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资金贡献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参与了20多项国际维和行动，是主要大国中使用武力最谨慎、为当事国社会经济重建出力最多的。研究人员的追踪调查显示，中国正在促成不同于传统的“维持和平”或“缔造和平”的新路径，这是一种被称为“发展和平”的维和学说及实践，即把相关方的和解，尤其是社会经济重建作为基础，实现冲突热点的有效消弭和当事国的长期稳定。

这些事例从不同侧面提示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关键特征，那就是在看似不可能的局面下寻求新的可能性，以尽可能的方式实现最大的公约数。它要求发挥外交的能动性，增强公众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或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信心，为焦虑不安的国际社会输出稳定性。显然，创造性是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关键所在，创新助力新外交进程的推进。

四、多方向拓展提升空间

需要指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积极外交仍面临不少的难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去努力解决和克服。

一是在主要大国战略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尤其在美国及其盟友于高科技和高端人才交流领域对中国展开所谓“脱钩断链”的情势下，如何保持开放与合作共进的姿态，既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紧密协作，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前沿地带保持黏性，是过去未曾遇到的全新课题。外部某些势力的恶意封堵和国内某些偏激思潮的泛起，业已构成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双重牵制。

二是面对与周边区域因历史遗留问题或现实利益矛盾造成的敏感摩擦，由于域外大国的“带节奏”，以及通过硬实力方式实施干扰，导致已有的共识和建设性努力受阻。这种困难和挑战是以往不曾经历过的，需要我们以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方式去加以应对。

三是外交工作需要外部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外交人自身感受的困境同他者从表象得出的判断落差甚大，这方面的问题从部分自媒体的苛责到少数网民的怪话可窥一斑。网络时代铺天盖地的真假信息，对还未充分成熟的公共外交能力是一种考验。

四是从多层社会的国内背景研判，迄今为止各地外事部门（包括港澳地区）在配合中央外交工作开展活动之外，还可以打出富有创意和国际影响的“外事牌”。考虑到超大社会的丰富潜力，尤其半数省区涉边的地理区位，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双重积极性，探索建构有高度统筹性又富有层次感和地域特色的“大外交金字塔”，是外交现代化转型有待完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五是对外交规划及效果的评估可以丰富通道，加入智库、研究院所等“外脑”，搭建群策群力的评价平台。经验表明，现代国家建设离不开有效的反思与纠错机制，外交评价方式的完备是其要件之一。

六是持续借他山之石为己所用，同样是中国外交人时刻需要关注的。要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和事物形态的演进，外交领域正在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前沿探索，诸如高边疆外交、互联网外交、多轨外交、国际组织外交，乃至话语权外交、国际胜任力外交等，它们并未取代传统外交，而是增加了外交的多棱面，拓展了现有国际制度的功用。善于兼收并蓄、取长补短的中国外交，才能更好彰显特色、助力建设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

图文编辑：李卓然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