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做家”：卡车司机筑家实践中的物质、情感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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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中国社会流动性及现代化的加快助长了人们的乡愁情绪。本文探讨卡车司机在流动劳动中如何筑造家园，缓解乡愁。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的方法，从物质、情感、权力三个维度分析卡车司机的筑家实践：物质维度，卡车司机通过食物、“灵物”以及各类意义物将驾驶室打造成家园飞地；情感维度，卡车司机与家人形成同时空惯例实现团聚，通过智能媒体提供的影像满足家园的景观想象；权力维度，卡车司机通过家庭对外的代表权以及对内与卡嫂共享权力，共担责任，构建权力区间。研究在提供筑家研究鲜活个案的同时，关注在平台研究火热背景下劳动者的个人生活，呼吁在“剥削-抵抗”思路流行的当下看到其作为“人”在情感方面的需求与能动。

作者简介

王炎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王石磊（通讯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益传播力构建的理论、路径与测评研究”（项目编号：19BXW090）阶段性成果。

家园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何时何地你会有身处家园的感觉？

——艾莉森·布伦特 & 萝宾·道林《家园》

一

问题缘起与文献综述

稳定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状态，也被视为人类文明区别野生动物的主要特征（Wang，2000：1）。然而，全球化的到来导致流动性不断加强，由此带来一系列“流动为生”的职业，人们通过地域流动、职业流动以及流动劳动等方式维持生存，寻求物质生活的稳定。流动与稳定相互依存，互为前提（Urry，2003：157）。交通系统的稳定使车辆自由、安全流动；物流的不断运转使网购者在一个相对定着的空间获取商品。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从卡车司机出发，关注其在流动工作中如何寻求“稳定”。由于平台经济的发展，从事物流行业的卡车司机人数不断增加。当下学界对卡车司机的关注多集中在劳动社会学，聚焦平台经济下他们劳动方式的变迁（周潇，2021）、物流平台的控制（周潇，2022）以及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马丹，2022）等，鲜有对其家庭生活、情感世界的关注。而在平台社会愈发介入人类生活的当下，对人类情感的关注成为抵抗日益数字化和工具化的生活对人的“类”本质侵蚀，确认自身存在、自我保全的重要途径（王鑫，2023）。

与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流动工作者不同的是：卡车司机往往是跨省远距离流动；而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员多在某一城市内流动，后者甚至只聚焦在某几个商圈。其次，无论是扎根本土还是离开家乡，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员始终要有自己肉身停泊的稳定物理空间——如自家住宅、出租屋等；但卡车司机“离土不离乡”：工作时要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且未在他处“扎下根来”，像“浮萍”一样漂泊。“陀螺式经济”（项飚，2020）使其不能频频归家，往往在几个劳动周期后才返乡短暂休憩。这样的“无根感”让卡友们有着比其他工种更迫切的寻求稳定的渴望。无论是通过行业社群寻求组织认同（刘学，任奕飞，刘金龙，2021）；还是从线上微信群走向线下团结希冀得到社会承认（刘楠，2021），都是他们试图在这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寻求自身位置的努力。在他们明知身体的流动不可抗时，更多地将对“稳定”的寻求转移至远方定着的“家”，以此对抗孤独、原子化的职业特性，支持他们不断流动（Novoa，2014）。

“家”作为中国文明构成的总体性范畴，是理解社会构成逻辑及变迁的必经之路（肖瑛，2020）。特别是在流动背景下，家（home）作为对归属和依附的感知，在现代社会呈现出关键属性（布伦特，道林，2006/2022：1）。当前国内对流动性下“家”的讨论十分丰富，但大多局限在移民等群体，他们或举家迁徙（张少春，2014），或同乡为伴（夏志，刘云刚，2023），并以某一固定点为基础展开家园营造，缺乏对卡车司机这样极端孤独化、原子化流动工作者筑家（home-making）实践的关注。而极端例子的价值在于揭示人类真实的恐惧与欲望（段义孚，2013/2021：179），以此更切实地经验研究对象的日常实践。尽管都处于流动中，但移民的筑家实践大多涉及两个面向：与迁出地的情感、关系维系（庄曦，高宁，2023）以及在迁入地的身份认同与融入（陈敬复，王炳钰，2023；张铮，周敏，2022）；且他们承担的是流动的静态后果，即一种相对定着的距离实践（谢书悦，徐红罡，2023），而非“永久流动”的动态实践。对于卡车司机而言，受职业带来的流动影响，他们缺乏迁入地的体认经验，其筑家实践无限倒向“远方的家”，只能通过媒介实现与家的联系。对他们的关注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家”的理解，还可以从人文角度为其缓解孤独的职业特性提供思路。郭建斌根据近20年的“独乡”资料，也呼吁要重新理解“家”的意义，将家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心安之所”来规避“交流的无奈”，以此拓展传播研究的视角（郭建斌，王亮，2021）。

作为农耕大国，中国的“家”天然带有乡土气息。无论是“乡村振兴”计划、“美丽乡村”建设，抑或是绿色发展道路，都要求我国在城镇化道路中走出一条“记得住乡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乡土”作为中国家文化的重要构成，有着丰富的内涵。具体到家空间，“土”指狭义的扎根土地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广义的包括山川湖海在内的自然环境，其成为家的“空间性”表达；在安土重迁的环境中，人们以“乡”为有限空间，构建出稳定的熟人社会，“乡”成为一种“社会性表达”（费孝通，2004：7-40）。家由此成为有着固定空间和生活方式以及稳定社会结构的存在。此外，构成家庭的血缘关系，既是家庭情感的根源，也是权力支配的起点，从中生长出父权制（肖瑛，2020）。而以父权为基础生成的各种权力关系，也是家文化研究的重要维度。家既存在于客观物质世界，也存在于情感空间与权力关系中。但在流动性背景下，家的建立并不依赖特定的地方，而是建立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地方化的动态过程（Nowicka，2007）。“做家”的基本逻辑即是在文化惯性与社会条件的双重作用下，不断调整一些核心的居住模式、家庭关系、角色分工等，以此营造出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家”（张少春，2014）。对于流动移民来说，家的感觉和家的筑造同等重要。他们需要在不同地方发现物质层面熟悉的参照物，需要真切的日常生活实践（Nowicka，2007）。日常生活在人们的实践中起着基础性和中介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将人类塑造成为一个整体的全部关系得以成形（列斐伏尔，1947/2018：90）。而家的意义，就是在日复一日的筑家实践被不断（再）创造出来。

此外，众多流动性背景下讨论家园筑造的研究也分析了电子媒介在其中的作用。关于电子媒介与流动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90：19）曾提出“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认为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让我们在家庭这样一个私密空间即可领略外面的世界，我们身体退回家中的同时精神在四处流动。这一方面体现了电子媒介跨空间的信息传递功能，同时也暗含了一种“物质-非流动”与“流动-非物质”的二分式认识观（袁艳，2016）。而在当前的媒介社会，各类智能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在流动中流动，实现“私人化的移动”（privatized mobility）。只不过，对于卡车司机来说，这种私人化并非主动设置的屏障，而是职业带来的被迫区隔。此时的智能媒体，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领略大千世界，还可以成为与亲朋沟通的媒介，由此形成一个可以全方位感知世界的媒介空间。但就本文的研究关注而言，卡车司机利用电子媒介并非“肆意”流动，而是通过它们实现精神的定向流动，以此建立家庭维系的管道。

在传播研究中，也不乏讨论家园筑造的相关研究，但大多只在电子媒介中展开，并未跳脱出虚拟网络，看到广大的物质世界。它们大多分为三类：一是利用社交媒介维系迁徙者与故乡亲朋的联系；二是借助媒介建立外来者与当地的联系，对迁入地产生身份认同；三是旅游视角下通过媒介营造“数字家园”，以此吸引游客。而这些媒介之所以能承载构建家园的重任，是因为其所具备的中介特性，媒介背后的物质景象、家园想象、社会关系等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家园”作为“地方”的核心（段义孚，1977/2017：1），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而非以地理空间为中心的概念（段义孚，1977/2017：123）。地方不仅包括客观空间的位置与尺度，更彰显了行动主体的实践、生活、身份以及符号等文化意义，毋宁说，是后者构成了“地方”。构成地方的来源是多样的，既有外在的知识，即由公共符号构建的地方性知识；更有人类基于日常实践生发出的知识和体验，如现实环境中的关照；情感紧密的物质环境认同；日常生活细节等（段义孚，1977/2017：6-16、17-19、86-88、110-112）。但无论来源何处，人们都必须将“身体”作为元媒介，经由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觉经验强化其与地方之间的关联（段义孚，1990/2019：6-14）。发轫于知觉现象学的人文地理学，始终强调身体在营造地方中的基础作用：意识通过身体为媒介来接近事物（梅洛-庞蒂，1945/2001：135）。

近年国内传播研究的“身体转向”也强调要反思身体的重要性（刘海龙，2018），以此突破“重内容轻形式”的藩篱。主体感性体验的行为对象首先是以身体为核心的空间场域，并在实践中将这种空间感受转换为亲近且熟悉的家园感。这种“转换”的机制，是将身体作为“元媒介”，实现身体与世界的交流与沟通，这种内在的交流沟通，就是一切传播的基始。媒介之于身体不仅是知觉的延伸，更重要的是媒介体验逐步构成了主体体验，成为了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芮必峰、孙爽（2021）在反思客观的“对象媒介”的不足的基础上，结合具身传播理论提出了“现象媒介”（phenomenological media），认为媒介是与人类传播活动和交往实践共生的现象，它不存在于外部客观世界，而是存在于我们的知觉经验中。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知觉对象才有可能成为媒介，否则便只能得出“万物皆媒”这样的泛媒介结论。对于流动在外的卡车司机来说，他们通过自身的主体能动将纯粹的物转变为携带家园意义的媒介，并在离家流动的筑家情景中，发挥将媒介物勾连流动身体与定着家园的作用，以此实现“人的延伸”。

但可能出于学术任务的不同，既有关于家园筑造的研究或偏向物质实践，或偏向虚拟空间，缺乏将二者统摄的整体性考察。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卡车司机来说，流动性、原子化的工作模式使其对家园的依赖更甚，但家园内的主体都基于所在地开展日常实践，无法时刻兼顾作为社会关系之一的卡车司机，他们对家园的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更多时刻是通过自身展开筑家实践，且他们对于家园的感知并非单一的情感慰藉。有报告曾描出卡车司机群像：他们起自田家，多为男性，青壮年司机占比近八成（77.4%），大多已婚已育（传化公益慈善研究院，2018：146）。作为农村家庭中的优势性别和经济支柱，他们的家园渴求还包括与性别角色和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权力关系。因此，对卡车司机筑家实践的关注，既要打破虚实二分的传统窠臼，也不能满足于避风港式的浪漫想象。他们的家园，是由日常实践、生命历程、社会网络、情感联结和权力关系等共同塑造的混合体（Blunt，2005）。

遵循上述思路，本文从物质、情感以及权力三个维度入手，关注流动中的卡车司机如何在狭小的驾驶室空间内通过日常实践构建家园。正如上文所述，家园是多尺度的混合体，三个维度事实上是相互交叉、彼此交融的关系，本文分类阐述只是为了更好地梳理卡车司机的筑家实践。具体而言，研究提出以下问题：卡车司机如何通过物质-情感-权力三个维度的日常实践筑造家空间、延续家文化？这种实践生成了怎样的家庭形态？

二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文关注卡车司机在流动工作中如何以自身为基础营造家园，那么必须从日常实践的微观情境入手，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田野观察的方法。事实上，观察流动中的生活事件，跟车田野是最理想的方法，但基于不干扰卡友日常实践以及现行制度的考虑，研究者只进行过一次跟车实践，剩下的资料主要靠在成都DXN货运集散中心（以下简称“DXN”）的访谈和观察收集。

访谈方面，研究以2022年4月至8月间确定的16位卡友作为正式的访谈对象，进行了60-120分钟不等的访谈，并根据需要，对部分卡友多次回访。研究遵循“最大信息差异饱和原则”，将分析资料和收集资料穿插进行。考虑到疫情影响，研究于2023年4-5月；2024年1-2月间又回访了8位卡友并访谈了3位新的卡友了解其当下的日常实践，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马丹（2023）在中国卡车司机调查的方法探索中提出的纵贯性研究与沉浸式调查。研究者采用半结构访谈框架，邀请卡友用自然回忆的方式讲述自己一天甚至是一个劳动周期的日常实践，重点关注其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安排，根据其已经提到的事实进一步挖掘细节。随后，研究者以“家园”为核心了解其对家园的认知、与家庭等社会关系的互动以及自身的感知营造等。

受访卡友全部为男性，缺乏女性，这也与当下的一些调查数据（传化公益慈善研究院，2019：231）相吻合，表明卡车司机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职业群体。他们的年龄大多超过40岁，多为农村户口，子女多为两个，全部已婚。学历上，大部分是初中，也有部分是小学和大专。从业年限最少为10年，最多为26年，整体趋势为年龄越大从业时间越长，但也有部分年龄较小，但因为入行时间早而积累了较长年限的卡友。在月收入方面，大部分都超过10000元，但这与其驾驶的车型有关，往往车型越大，月收入越多。在“是否单驾”上，多数卡友为一人独自驾驶，这也表明了卡车司机原子化的特点，他们对家园的渴求更甚。在媒介使用上，因其职业的特殊性，他们对媒介有着较强的依赖。据多位卡友介绍，大家在跑车之初就基本都拥有了手机，相比于当时昂贵的购机费和通讯费，信息的价值更加重要。

卡车司机主要存在两类不同的职业经历：“半路上车”和“从一而终”。如A最开始是装修队的一个队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A发现，自己是司机的“领导”，工资却只有司机的一半，当时A刚在烟台买了房，“欠了一屁股债”，为尽早还上债务，A开始学开大车（即卡车）。像A这样半路上车的卡友还有很多，如C刚开始在当地交通部门工作，发现卡车司机挣钱多遂转行；D属于东北下岗工人，下岗后被别人介绍去当司机学徒，后来自己出来单干。另一类则只从事过运输行业，如F从20岁大专毕业就跟着父亲跑车。据他介绍，他的父亲、大舅、二舅、弟弟、大表弟、小表弟、岳父、小舅子、两个姐夫都是开卡车的。25岁结婚后在父母和家里亲戚的资助下买了辆车，开始单跑。B也与F的情况类似，属于“卡车世家”，G、L、N尽管不是出生于卡车世家，但也属于“出了学校上驾校”，一开始的职业便是开卡车。这两类职业轨迹有一个共性，即他们都与卡车司机这一职业群体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无论是“卡车世家”、装修工作、交通部门工作、下岗工人，他们都有某种意义上的领路人。此外，所有受访者从事司机职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工资，绝大多数受访者月工资能达到1万元。这个数值已经基本赶上全国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国家统计局，2023）。这还是近些年货运平台冲击下的工资，在货运平台未搅动市场时，卡友收入要更为可观。

田野观察方面，研究者以DXN为田野点，流动的特性使得研究者尽管立足一隅，守株待兔，仍能观察到来自全国的卡车司机的日常流动。DXN除了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具体到中心内部，其已经形成服务卡车司机的小型社会。餐饮方面，中心入口处经营着一排饭店，其中既有当地特色的川菜馆、也有河南胡辣汤、山西刀削面、兰州拉面、东北饺子等特色菜馆，饭店内价格便宜，如大份刀削面需要11元。住宿方面，15米以下的车停车费一天30元；15米以上的车一天40元。中心内有一旅店，空调房60一晚，普通房40一晚，司机凭停车票可优惠10元。但多数卡友往往不会选择旅店，而是在车内住宿。衣物方面，尽管没有专门出售服装的店面，但中心内有自助洗衣房，也有5元不限量的自来水，可以满足卡友洗衣、洗漱、储水需求。此外，中心内充满了各种商贩，出售各类汽车配件以及生活用品。除了生活方面的配套设施，中心内还有二手车交易市场、二手车服务登记中心；门前还散落着各种收购、出售二手车的广告；中心角落也有各种维修店。不一而足，这些都为卡车司机提供了较好的休息、整顿条件，是某种程度上的“卡友之家”。此外，研究者还对DXN部分餐饮店老板、旅店老板、零售店、物流从业人员以及部分卡嫂进行了访谈；考察“卡车之家”等卡友常用的职业平台；关注部分短视频平台卡车司机博主的作品，并在访谈中向卡友核实以丰富对卡车司机日常生活以及该行业的了解。

研究伦理方面，研究者在访谈之初就向受访卡友表明了研究目的，告知其会全程录音，征得同意后展开访谈。研究者确保与受访卡友处在安全空间，面对面访谈时多选择在卡车驾驶室、餐馆以及停车场角落；网络访谈时研究者确保卡友处在家中、旅店或休息区。研究隐去受访卡友的真实姓名，用英文字母为其编号，最终形成转录文本及田野笔记20余万字。

三

独居飞地：家的物质营造

对物质的关注始终是家空间研究的重要维度。尽管对物的使用根本上源于其使用价值，但在多年的日常实践中，物所具有的情感价值与象征意义已经超过了其使用价值、经济价值，其已经成为携带意义的文化物。对物质的日常实践不仅彰显了其身体惯习与阶层身份（蔡晓梅，刘晨，2013），更是人类情感和社会记忆的缠绕和寄托所在（Pile，2010）：不同物体所具备的特性（气味、颜色、形状等）对人的感官有着吸引力；物品所处的空间以及呈现出的氛围、携带的意义都能向人们传递出某种情感。

食物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能量来源，在构筑家园的相关研究中被反复提及，其大多会强调饮食的重要，运用饮食弥补自身在迁入地的孤独感及对故乡的怀念（Fortier，Ahmed，Castaneda & Jackson，2003）。但与移民能够“慢条斯理”地在厨房制作一顿具有家乡风味的“盛宴”（刘美新，蔡晓梅，范雅迪，2021）不同的是，卡友们没有时空条件去制作一顿这样的餐食：时间方面，紧迫的工作安排使其步履不停；空间方面，狭小的驾驶室容纳不了过多炊具，他们只有简易的冰箱、电饭煲、气罐和小锅。在这样的情况下，携带部分保质期长的家乡饮食特产是最常见的做法：如河南的馒头、速食胡辣汤，山西的老陈醋。他们用气罐和锅热一下馒头、胡辣汤等，随后伴着辣椒酱、韭菜花、腐乳等吃一顿。“有些地方的饭实在吃不惯，我就自己带饭，我们这边的杂酱面，都有方便料包，自己买点挂面煮一下，用这种辣椒包拌一下，也很好吃。”（S，2023年4月6日）更有甚者，直接将家乡的各种食物真空包装后携带。F是受访卡友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他坦言吃不惯外面的东西，最爱吃家里做的饭。为此，他专门在家购置了一台真空封口机，只要几百块钱，塑封袋也很便宜。翻看其食物箱，除了干馒头、烧饼这种保质期长的主食外，烧排骨、过油肉、黄焖鸡、土豆炖牛肉等各种食物一应俱全，每包都是一餐的量，到了饭点只要用蒸笼稍微热一下就可以吃，十分方便。当然，F也不敢顿顿享用母亲的手艺，毕竟归期不定，家味有限。此外，当有卡嫂跟车时，那相当于随行了一位来自家乡的“大厨”，食物的种类十分丰富，甚至可以吃上饺子、面条等做法复杂的食物。“我在车上闲着没事，人家让我上车就是伺候人了，天天想着法给人家做什么饭了，饺子也能做，无非就是慢点，可咱在车上最不缺的就是时间。”（B嫂，2022年4月18日）部分卡嫂甚至以此为展演内容，帮助大家了解卡车司机的生活。“吃不惯”作为访谈中反复提及的关键词，正是卡友们长期浸润在家乡环境中形成的身体记忆。“吃不惯”尽管只是味觉层面的抗议，却印证着卡友与家乡之间无法割舍的联系，是他们在流动中对于定着的家乡的认同，他们能做的只有积极在流动中与家乡事物发生勾连，以缓解肉体层面的乡愁。

当下流动性的加快也推动了餐饮的流动性，除了麦当劳、肯德基这样全球流动的餐饮集团，地区餐饮也在走向全国。以DXN为例，饭店的种类十分丰富；山西刀削面、兰州拉面、东北饭店、河南胡辣汤......价格也相差不大。受访者中一半都来自河南，河南人开的饭馆及邻近省份山西人开的面馆受到了大部分卡友青睐，到了饭点甚至需要拼桌吃饭。除了口味上的贴近，在家乡人开的饭馆里他们会有一种归属感。食物不仅可以用来果腹，还可以用来传递关于群体团结的信息（Anderson，2014：6）。他们会在餐馆里用方言交流，彼此询问来自哪里，询问最近的生意，有些聊得投缘的，没有要紧事儿的卡友甚至会和来自同乡的同行喝上两杯。此时，因食物联结起来的同乡卡友短暂地将饭店作为“异质情感空间”（Brown，2011），产生了一种“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家园感。“每次在这里（DXN），我都来这家店，老板就是我们河南老乡，焦作那边的，主要卖我们河南饭。一进门就有一种亲切感，河南口音，每张桌上都有醋，辣椒，蒜，糖蒜，碗也是家里用的大海碗，还有宝丰跟玻汾（河南的口粮酒）。”（H，2022年7月28日）流动的卡车司机尽管无法时时归家，但地方餐饮的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远游的卡友提供了相对固定的异乡家园，他们以此为中转站，排解这种生发于口味上的乡愁。

除了食物，随身携带的各种“灵物”也是他们对于家园文化、家园身份的一种认同表达。研究者在田野中发现，很多卡车车头处都贴着关羽图案：或位于挡风玻璃下，或位于驾驶侧的车门上。“求关老爷保佑”是根本原因。关羽是当前中国文化中传播最广泛的信仰之一：在官方和民间的合力下，关羽成为儒、佛、道三教的共同信仰，且在这三教信仰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更多含义（柳江南，张隼，2017：234）。民众认为其是武财神以及保佑平安的神灵，既可以让自己发财，同时也可以保证安全。对于走南闯北的卡车司机来说，大多也信仰其“忠义”。他们认为，张贴关羽像，就代表了自己是忠义之人，会努力做好雇主的任务，但同时也希望雇主讲信义，及时结清运费。关羽成为卡车司机佩服的“神灵”之一，不仅是官方和民间话语的统一，同时也是一种幼时故乡的记忆。“小时候看三国，很佩服关羽，忠肝义胆，而且我们那边也信关帝，我们那儿有个关帝庙，到现在还在。贴一个关帝像，保佑自己平安，保佑生意兴隆。”（E，2022年5月2日）这种根植于家园的记忆被挪用到当下的工作中，他们希冀带着家乡的关帝一起流动。家园并不只是一个定着的点，同时也是相对定着的观念，异乡进行的家乡礼仪也彰显着其将驾驶室作为“故乡飞地”的一种能动实践。研究者目睹了S张贴关羽像的过程。他先是将驾驶侧的车门擦干净，随后和一位女士架着梯子细心地将一个关羽像贴上去，但整体效果不佳，有些褶皱。S认为“让关老爷保佑，像都没有贴好，怎么保佑？”，随后将原先的关羽像撕下来，清理干净车门，重新贴了一张。贴好之后S摆上一些贡品，上了三炷香拜了几拜，将香插在事先准备的香炉里，最后离开。这个仪式是他耳濡目染、亲身实践的。“每年家里都要拜祖先、拜关帝、拜灶王爷的、参加葬礼的时候也是这套仪式，但要复杂一些。”（S，2023年4月6日）这并非S第一次贴，只是原先的脏了，S需要换一张新的。

尽管观音菩萨、貔貅、麒麟、葫芦等也都是卡友车内常见的摆件，但研究在田野中发现，关羽像是最为常见的。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是建立在乡村社会农耕文明、宗法社会基础上的，人们以土为生，对土地的崇拜具象化为祖先崇敬和鬼神敬畏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仪式（唐亚林，2018）。对于来自焦作的S来说，他熟悉“头枕洛阳”（相传关羽的头被曹操埋藏在洛阳，后埋葬地被称为“关林”）的传说，自小耳濡目染相关的礼俗，出门在外，特别是从事开卡车这样的危险工作，自然祈求“家乡”神灵的保佑。这些“风水摆件”中所蕴含的意义以及相关的仪式，是卡车司机在家园中逐渐习得，并将其携带在身边，时刻保佑自身的“灵物”，且在维持特定的文化习俗中成为他们与家园故土联结的媒介。

研究以食物、灵物作为物质层面的关键物象深描卡车司机在物质层面的筑家实践，并非说明其乡愁只有“单调”的口舌之欲和安全“保障”，而是以“物”为“意”，书写“地方上群体”——卡车司机能理解的实践知识，彰显“价值向下”的社会关怀。物质作为家园营造过程中最容易和最直接被使用的日常策略，成为异乡人复刻家园的重要手段，也是研究者更好地解释特定地方和抽象社会过程的有力武器（Jackson，2000）。事实上，有着生活、工作双重功能的驾驶室，已经被卡友们“改造”成了具有“家味儿”的地方：操作台前的全家福照片、陪伴多年的水杯、从家里带来的被褥，衣物、拖鞋、安全带上卡嫂们亲手缝制的带有“一路平安”字样的保护套，乃至空调、风扇、冰箱、大屏显示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将驾驶室“装扮”成了家的模样。研究也无意浪漫化驾驶室空间，烟味、汗味、脚臭味等各种令旁人不适的味道弥散在空中，各种工具散落在驾驶室后方的休息台，简易床铺上未收拾的被子、枕头，都向外界表明这是一个独居男人的“专属领地”。但就是这样一个显露着“生人勿进”的地方，从物质层面提供了一种整体层面的感知氛围，分担着原本家园提供的“再生产”功能，成为卡车司机们支撑故乡家园的“飞地”。

四

数字地方：家的情感维系

家园除了物质景象，更由一系列社会关系构成，地理层面的空间只是将这些关系囊括进来，需要人通过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去营造（布伦特，道林，2006/2022：27）。卡车司机工作的流动性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流动，他们有着随时与原生关系“脱嵌”的风险，这使得卡车司机积极通过社交媒体实现社会关系的“再嵌入”。他们通过智能媒体“转化”所看、所听、所想，搭建起一个数字生活空间：一方面维系家园所必需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满足其景观想象，实现“私人化的流动”。

卡车司机的日常安排是以工作进度为参考灵活调整的。以D的一次劳动周期为例，时限为5天，他需要将货从成都运到杭州，总里程近2000公里，高德地图显示的总驾驶时间为20多个小时，这一路他要处理装货、检查、卸货等事务；还要考虑天气、收费站、吃饭、休息等情况，看似时间宽裕，实则一刻也不敢耽误，只能昼夜奔赴。卡嫂在家的日程是固定的，一日三餐，接送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要想互动，只能调整自身的时空惯例。一般节点是下午孩子放学后，卡友会通过微信视频等方式与家人实现短暂团聚，了解一天的情况：其实也没啥说的，无非就是今天干了啥，吃了啥，小孩儿学了啥，爸妈身体咋样，没什么新鲜话题，但就是每天聊一下才放心（K，2022年7月28日）。这种掌握感使得卡车司机即使远在天边，也能通过移动媒介构筑一种“在场感”。除了这种每天的固定时间，卡车司机夫妻之间的交流是频繁且不固定的，这种固定与随机的互动联结了卡车司机与家的联系。但如果深入他们的聊天，会发现话题是浮于表面的。卡车司机在与家人沟通时，会故意藏匿驾驶卡车的危险，让家人放心。他们通过对聊天话题的选择性呈现，强化卡车司机在高工资、自由等方面的优势，弱化行车危险、找货难等劣势。

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偶有被家人来电中断的情况，此时受访者大都“换一副面孔”与家人沟通。F在与研究者讨论平台问题时情绪较为激动，抱怨找货难，价格低，其中不乏部分脏话。但接到家里电话后，态度马上变得温和。“每天都是这样，报个平安，问候几句。”（F，2022年7月28日）即使真的有事，他们也会最大程度将这些事隐瞒，不让家人担心：“说了也没用呀？只能让他们瞎担心。前阵子在锡林浩特那边，我电瓶没电了。你说给家里打电话有什么用？他们也不能帮上忙，只能干着急，还不如问问群里的卡友谁在附近，或者路过的，给我搭一下。”（E，2022年5月2日）

一是不想让家人担心，二是家人也确实无法及时帮忙，这样的心态使其往往在困难解决后再和家人说，甚至不说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除了卡友有这样的心理，卡友家属们也秉持同样的心态。特别是跟过车的卡嫂，更能理解这种心酸。即使留守，她们的心却跟随在车上。留守的卡嫂除了要负担具体的家务，还要付出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卡车之家里一位卡嫂的帖子展现了其在家的心酸：“都说跟车卡嫂难，在家的卡嫂更难！上有老，下有小，拉扯完小的拉扯大的。有些老的还能自理，有些老的不能自理还得卡嫂照顾。男人难，卡嫂更难！”（文末附上了家里的一些照片）此外，卡嫂还需要照顾好在外跑车的爱人的情绪。家里有什么事情尽量不打扰他们；联系也是尽量发消息，不打电话；尽量在他们休息的时间，以免影响卡友注意力。

可见，尽管智能媒体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随时随地连接的可能。但囿于职业特性，卡友与家人的联系仍不能“畅所欲言”，无论是在路上的卡友，还是在家的卡嫂。他们在联系时往往选择性地呈现聊天主题，将生活让渡给工作，以更好地服务卡车司机的劳动过程，形成一种“报喜不报忧”的祥和景象。研究者无法用一种看似理性的立场评价这种局面，但这种为彼此着想的出发点正体现了“家”之所以为“家”的深刻内涵。

家园不仅是内部关系构建的意义中心，也是家庭之外社会关系交互的场所，是情感连接的地方（Massey，1992）。作为当下中国人最常使用的社交软件，微信帮助卡友维系其在家乡积累的社会关系网。这些关系基本以亲缘、地缘为主，包括家人亲戚、老乡群、发小群、同学群等。这使得卡友既可以通过一对一的窗口进行私密聊天，也可以在微信群、朋友圈等场域进行一对多的互动。他们虽然物理身体不在场，却可以通过网络社群实现对家乡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对于卡友来说，长时间的流动使其无法实时参与家乡社群的各种讨论，他们在休息时间回看这些消息，尽管已无法参与之前的讨论，但这对他们来说无疑也有重要意义：“很少在以前的朋友群里发言了，有时候歇的时候看见了能热闹几句，大部分时候是不说话，可每天你看看大家在群里都说了什么，再看看朋友圈发了什么动态，大家最近在干什么，有什么大事，我都知道个七七八八。”（G，2022年6月28日）这种微信群和朋友圈构建出的远方的“共在”，帮助卡车司机构筑出建基于原生性社会关系上的体验感，帮助其缓解了流动时的思乡之情。此外，微信红包、转账等功能也可以帮助卡友实现远距离的礼金往来，而不用假力于人。这对于熟人社会中维护面子与人情具有重要意义。“以前我娃圆锁，朋友们都来了，前阵子我一朋友的娃也是圆锁了，人在群用那什么软件专门做了个请柬，说弟兄们有空都来热闹热闹。咱虽然回不去，可是礼必须送到呀！我就赶快发了个红包，跟人家又聊了几句。”（J，2022年7月28日）

除了具体的人，卡车司机如何自觉地与家园进行勾连，如何从自身出发想象家园故土，也是我们对其筑家实践进行考察无法忽略的关键。得益于智能媒体的普及，卡车司机的手机中存有大量来自家园的照片、视频，特别是来自子辈、孙辈的影像。卡车司机坦言：“跑车就是给娃儿跑了，给家跑了，累死累活都是想多挣点钱么。要是个跨汉（单身汉），谁干这个了？”（R，2023年4月20日）这也符合中国“下行式家庭主义”特色。对家庭的责任感使其踏入货运行业，而来自家庭的影像是支持其跑下去的具象化动力。他们经常翻阅手机里的相册来回忆家庭生活的点滴。在记录时，他们不求美观，只求留下瞬间。此外，卡车司机的相册中还有家乡的美景。他们甚至会通过纪录片来构建家乡的记忆。《航拍中国》第四季里有对河南的介绍，访谈中B主动推荐该纪录片以强化作者对其家乡的认知，他的手机中保存有截取自纪录片中的画面。此外研究者在访谈中发现，《舌尖上的中国》《早餐中国》等全国性的纪录片和部分地方性的纪录片也成为卡友们缓解乡愁、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他们共同在静态与动态影像层面营造一种家园感，实现与家的联系。有趣的是，当谈到这些纪录片时，他们根植于家乡的感情会与走南闯北的阅历相结合，自发地上升到对民族国家、传统乡村的认同与自豪，形成一种家国一体、今昔对比的含混情感。

他们还积极利用短视频平台来构筑一种家园感。得益于短视频的迅速发展，各地都涌现出有区域代表性的草根红人。他们扎根乡土，进行在地化的视听作品创造，甚至会围绕“乡愁”进行文化生产（王昀，杨寒情，2023）。此外，还有大量普通用户进行短视频创作，以此体验短视频风尚。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卡友缓解了乡愁。“我们村有个二蛋，几十万粉丝，天天就讲我们村的故事，以前没钱吃什么？小时候都去哪里耍？看得还挺怀念以前的。”（E，2022年5月2日）“有时候就看村里人在上面（短视频平台）出洋相么，跳个舞吧，唱个歌吧，难听死了还唱，热闹热闹，挺有意思。”（B，2022年4月18日）网络营造的家园感让卡友们身临其境，仿佛从未离家。

无论是通过来自家园的照片、视频思念亲人；通过纪录片等视听作品实现家国认同；抑或是借助家乡短视频消乏解闷，都显示了卡车司机在筑家实践中利用智能媒体缓解自己的思乡愁绪，他们借助有限的资源来实现与家园的联结。必须强调的是，尽管研究关注卡友的筑家实践，但也不能夸大“家园”的唯一性，卡友们在日常视听实践中仍会看一些影视类、新闻类的视频，以此度过休息阶段。

“家园”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媒介环境下，家园不再取决于空间上定着的点，而在于人在特定场所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维系与想象。常年在外的卡车司机，他们因流动而断裂的原生性社会关系，如家乡的亲戚、朋友等，可以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得到进一步联结和维持，从而获得一种“流动的家园感”；他们对于更大范围内的故乡的想象与思念，也可以借由智能媒体搭建的家园景象得以慰藉。且这种家园呈现一种差序格局式的特色，从大范围的家园景象、到同乡的线上展演、到亲朋好友之间的群聊互动、再到核心家庭内部的每日联系，卡车司机通过智能媒体这一中介化媒介，将现实与网络勾连，通过网络实现家园的“再嵌入”，不仅嵌入到青山绿水中，更嵌入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借助智能媒体形成一种“芥子纳须弥”般的流动家园。

五

双向依附：家的权力分工

家庭不仅是物质场所和情感空间，同时还包含社会秩序、性别分工以及代际权力（蔡玲，2018）。个人对于家庭的认同离不开其所扮演的家庭角色。但这种角色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在卡友与其家庭成员不断互动、协商中形塑。这种动态形成的家庭角色使司机始终嵌在家庭结构中，并以家庭为单位，进一步在社会性的原生社交关系中维持安全网络。相关数据显示，已婚卡友往往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部分卡友的收入还是唯一的经济来源（传化公益慈善研究院，2018：146）。但访谈中的卡友在介绍家庭分工及家庭贡献时，并不会以此托大，而是流露出对卡嫂的感激之情。他们大多表达了“后方稳定，前方才能安心，后方都得靠媳妇”（C，2022年4月23日）等类似的观点。

“那是零几年了，想让娃去县城上小学，借读费每年3000，我说‘去吧’。可这个事不是有钱就行，还得有关系，我不在家，只能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我媳妇跑前跑后，要去请别人吃饭，家里没个男人，女的不方便去，就拜托我大舅哥托关系搭上了线，后来才去城里上的小学。前前后后花了小5000。你想，零几年，5000不是小数目了。有一回说起来，我觉得我功劳大：钱是我出的么。人就不高兴了，噼里啪啦说了我一通‘你光有钱算什么？！你找不到门道，你再有钱往哪里送？！’以前她也没送过礼，也不知道找谁，着急忙慌的，又害怕耽误了娃9月开学，才觉得人真是不容易，慢慢就理解了。”（G，2024年1月10日）

中国下行式家庭主义的特点使得孩子成为家庭的核心（阎云翔，杨雯琦，2017）。访谈中发现，当谈到家庭权力分工时，如何养育后代以及由此带来的冲突，成为卡友们必谈的切入点。正如G所言，他将孩子借读的问题简单化为经济问题，但G的爱人认为这不单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关系问题。这折射出卡车司机家庭矛盾的重要原因，即卡友们对家庭事务的简单化理解以及对家庭经济的过度重视。但事实上，他们对家庭事务的了解多通过卡嫂转述，但言语表达这种方式本身就会折损家务的繁琐复杂，且卡嫂体谅卡车司机的辛苦劳动，一般不太愿意因为家务琐事打扰他们，这进一步强化了卡友们对于家务轻松的偏见，而转折点往往通过类似上述G家庭内“忍无可忍”的争吵得以出现。

“本来觉得他在外面忙，不想让他操心，可是他刚开始的态度就让我很不得劲，好像我每天在家享福一样。我有回忍不住了，就给他列了个清单，从早上5点叫娃起，到黑了晚上10点娃下了晚自习回来，我细细说了我一天都干点什么，让他看看我享的什么福气！说了几回他就理解了，也不吵吵了。”（N嫂，2024年2月8日）

除了借读这样的偶发性重大事务，更多的是卡嫂的居家劳作。但与卡车司机颠沛流离这种显性辛苦不同的是，卡嫂们的日常劳作是被遮蔽的，而诉苦、争吵这种揭露的方式往往会增加司机对卡嫂的理解，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家庭的责任分工。在经济的管理上，大多数司机都会将钱交给卡嫂，一是卡车司机走南闯北带太多钱不安全；二是当前手机支付的便利使钱能够快速流转。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他们筑家实践过程中彰显夫权来源的重要手段。“挣钱就是要给家里花了么，自己装那么多干什么？”（J，2024年1月10日）但对于部分卡嫂来说，她们并非单纯的保管者，而是会积极投资，实现“钱生钱”的效果。E嫂在2014年曾与E商量想在县城买两套房。E不同意，认为村里平房住着舒服，且亲戚都在这边，以后不会去县城居住，不如放银行挣利息。但E嫂在与朋友们的交谈中得知，进城居住是大趋势，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房价一直在涨，并用“反正就算赔了，房子又不会跑，还在咱手里”这样的兜底叙事，从正反两方面成功劝服E，果然买后县城房子价格就一路上涨，从刚开始的1800元一平米到现在已经突破了4000元一平米。此后E很少干涉过其爱人的投资决策，她也只是在决策时和E商量一下。无独有偶，J的爱人也曾入股家乡附近的酒楼进行投资；T则是在家里孩子上高中后，自己开了个小超市。而那些不投资的卡嫂，也会将钱妥善保管，以备家庭日后的不时之需。

上述家庭权力的分工协调与彼此理解看似都秉持一种“物化”的权力观，即将权力看做一种可以交换的实物，具体表现为经济、决策与日常事务等不同的形式。但文章如此展开只是为了更好彰显家庭权力从矛盾出现到“各司其职”的全过程。事实上，文化规范在其中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卡嫂多为同村或者邻近村子的同龄人，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庭经历，研究在访谈卡嫂时发现，“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十分普遍。但这种思想并非一种“弱势性别”下的妥协，而是为家庭整体利益动态调整的性别分工。“我以前在镇上化肥厂上班。后来娃上了初中特别叛逆，天天跟旁人不学好。没办法，我只能在家带娃。没了工资刚开始花钱畏手畏脚的，特别是给我爸妈买东西，心里没底，后来我老汉（丈夫）安慰我。你又不是没工作，你的工作就是带娃，娃不带好了，我怎么安心在外面跑车。跑车的钱不是我一个人挣的，是咱俩一起挣的。”（K嫂，2024年2月8日）这种鼓励使得卡嫂们有着较高的家庭内部地位主观满意度：在家庭日常事务中有着较高自主权；在经济上没有愧疚感；在重要决策中有发言权。夫妻双方的支持与理解帮助彼此更好地筑造家园。

但传统中国家庭是空间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流动意味着对原有空间的打破，意味着“脱域”，代表着旧有社会关系的打破。而稳定有序的亲属关系是建立在地理相近空间基础上的。因此，筑家并不只是“关起门来”的权力分工，家庭作为所处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单位，司机们需要努力维持其家庭在所处社会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在这方面，离家在外的卡车司机已经与在家留守的卡嫂形成明确的性别分工：卡车司机负责在外奔波养家，卡嫂在家代替卡车司机行使一家之主的职责，以使自己的家庭时刻保持在整体亲属结构中的稳定位置，尽量实现“离而不疏”的关系格局。而这种关系维持主要以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等亲属互动为途径。

中国农村社会“从夫居”的传统使得卡嫂在嫁入男方家庭之初对其亲属关系的了解十分有限，此时就需要司机或其母亲（即卡嫂的婆婆）“引路”。“我刚嫁过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结婚那天虽然一一敬了酒，可是很忙，谁也没记住，晚上理账的时候H跟我又说了一遍，当时大概有个印象，是后面过年的时候走亲戚，才一家一家认全。后来我婆婆又跟我说谁跟谁关系好，谁跟谁关系不好，我才把他家这个深层关系理清楚。”（H嫂，2024年2月7日）此外，这种对亲属关系的认知与实地的亲友走访是同步进行的。当卡嫂嫁过来，其爱人不在家时，她们往往跟随其公婆去参加各种活动，由婆婆帮忙介绍，但公婆和司机卡嫂分属两家，需要上两份礼。当卡车司机在家时或者还未进入运输行业时，大多是司机带着卡嫂出席各种亲友活动，并帮忙介绍。

当然，上述只是卡嫂们刚加入司机家庭时所需要的引导。访谈中的司机、卡嫂多成婚已久，她们可以独自去参加夫家的各类活动。此时，她们是代替丈夫作为家庭的代表，而非作为个人去参加各项活动。“现在亲戚们办事的很多，不是这家结婚，就是那家老的走了（去世），一直要去参加人家谢家屋的事情，你看我都跟了他20年了，我还‘没有’名字，熟悉的人叫我的名字，长辈们或者不熟悉的都叫我‘ZQ媳妇’，我还是代表人家（指M）去的，礼簿上写得也是人家的名字。”（M嫂，2023年4月18日）可见，尽管在家庭内部卡嫂们已经取得了相对自如的地位，但在整个亲属体系中，其仍是父权的附庸。受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环境的影响，M嫂对这种行为是理解的：“村里面都这样，没结婚的时候家里是我大（父亲）出头，结了婚是人出头，女的不说这个，自己家过得好就行。”并且相比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流动在外的司机们显然对这些亲友往来更感兴趣：参加红白事上的礼金数额、参与的人员、席间琐事......这都是卡友夫妻间经常聊及的话题。“感觉他在外头闷（无聊）的吧，反正家里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跟他说，不说他还不高兴，特别是去上礼的时候，让我一定给主家赔罪，说他有事回不来，让主家不用介意，他在这方面特别在意，我有时候不说，人还跟我不高兴。”（A嫂，2024年2月7日）研究者在访谈中也发现，多位受访卡友都表达了对不能及时与亲属们互动的担忧。“每次亲戚们办事我都到不了，心里就不得劲，红事不请不到，白事不请自到，你每次不参加，等你办事的时候，别人不来，光送礼，脸上没光呀（指丢面子）。”（K，2023年4月19日）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上述朋友之间互相理解，通过微信彼此祝福、互发红包即可，此处的互动多涉及亲属制度，代际关系，次次不到，尽管同辈之间尚可理解，但对于长辈来说，仍会感到不受尊重。“有次逛超市，我媳妇遇到我三姑夫了，三姑父说我姑现在躺在床上了，病很重。这我媳妇当时就听出什么意思了，让我们去看了（指家中长辈生病后，晚辈前去探望），我媳妇隔天就去了。三姑明知道我跑车了，还说‘XJ真忙呀，再不回来就看不见他三姑了（指三姑病重，可能随时去世，无法坚持到E来看望）’。我媳妇这就听出来埋怨了。回头就跟我说，我回来又赶快买的奶、鸡蛋、排骨去看了一下她，唉，没办法呀。”（E，2024年2月7日）E的回忆与K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呼应A对主家赔罪行为十分在意的原因。这确实是一家之主需要考虑的事情。与旧有社会关系的维系，不仅是情感层面的慰藉，更是他们在家园所在地的社会结构、亲属关系中的位置保持，这对于仍处乡土的卡友家庭来说，十分重要，而这都需要留守在家的卡嫂帮他们操持。

家不仅是物质场所，情感空间，更是卡车司机身份得以被认同的重要场所。他们作为物流工作与家庭生活的连接点，对于前者来说，其只是整个体系的微末齿轮；对于后者来说，其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在孤独工作环境中遇到的困境会通过家庭责任得以转移和消解。在多年流动工作的状态下，他们通过与留守卡嫂展开家庭权力的冲突、协商、共洽，最终实现双向依附的责任与权力区间，即卡嫂更倾向于家庭内部日常事务的决策与维持；司机则更倾向于保障家庭经济、对外“代表”家庭，以及双方共同参与、商讨家庭内部重大事务决策。他们的男性气质在家庭空间得以支持和彰显。权力与责任作为家庭角色的一体两面，共同体现在作为一家之主的卡车司机身上，支持他们不断“前行”。

六

结论与讨论：

吾心安处是吾乡

当前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尽管关注到“家”的多种尺度，但对媒介世界的多样认知仍有待提高；传播学视角内的相关研究尽管充分调动了媒介的丰富特性，但对“家”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扁平的浪漫想象。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关注流动中的卡车司机如何展开筑家实践，以“物质-情感-权力”为分析框架，强调媒介在其中的基底作用，目的是打通学科间的藩篱，而非拘泥于边界的修补。研究在传统筑家研究上更进一步，既关注到将极端流动作为日常的个体的家园营造，又强调了人在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非表征主义对于媒介地理学的影响，即身体转向、物质转向以及实践转向（袁艳，2019）。受限于逼仄的空间和紧迫的时间，卡车司机简化其筑家实践，以卡车驾驶室为有限空间，筑造根植于故土的“家园飞地”：物质层面，他们通过各类物，将作为工作室的驾驶室改造成舒适的空间，弥补了原本家园提供的“再生产”功能；情感层面，他们借助智能媒体，实现私人化的流动，将家园的情感联系、社会关系与景观想象纳入到便携移动的智能手机中；权力层面，他们通过家庭外部的代表权以及家庭内部的与卡嫂共享权力，共担责任的方式，实现了对“远方的家”的掌握与“遥控”。三个维度相互交叉，彼此融合，共同形成卡车司机流动中的稳定家园。卡车对于司机一家来说，并非仅是简单的“生产工具”，而是“移动的家”。无论是赋闲在家的卡嫂，还是放暑假的孩子们，他们都曾有过陪伴卡友出行的经历，以此实现短暂但珍贵的流动团聚。卡车司机的流动模式就像扎根故土的风筝一样，无论飞向何处，“线头”总在故乡，他们并非孤身“在路上”，而是携带家园前行，这其中既有偶发性的亲人具身陪伴，更有长时间的纳于智能手机中的亲友联系与互动，形成“家-车一体”的筑家成果。

当然，尽管我们关注作为流动个体的卡车司机的筑家实践，仍不能忽略远方的家为其所做的努力。家对于不同成员的意味是不同的，卡车司机承担家庭经济责任，无暇他顾的同时，是卡嫂承担起了本该夫妻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就像M嫂认为自己没有名字，被称作“ZQ媳妇”一样，“卡嫂”这一称谓本身，也饱含“附庸”意味。但卡嫂不是一开始就是卡嫂，她们为了家庭的整体利益，放弃工作，包揽家务；无论是物质层面的食物、干净的衣物；情感层面的互动，抑或是权力层面的具体执行，都是卡嫂在定着的家中作为后盾践行推进。他们最终形成一个以定着的家为基点，以卡车驾驶室为“家园飞地”的两端连线的家庭形态。部分研究认为流动化、现代化的进程使得家庭离散、亲属关系破碎以及个体化程度加深。但对于司机家庭来说，尽管家庭表面形态为“扎根式流动家庭”，但内在形态反而因流动更加稳定。究其原因，当前中国个体缺乏家庭之外重新嵌入的制度性机制（Yan，2011）。对于仍身处农村社会的司机家庭来说，物理距离的接近使其无法从传统的亲属关系中完全剥离出来；卡嫂“从夫居”的居住模式、独自顾家的劳动模式带来的繁重家务以及公婆的日益年迈，也使其无法脱离传统家庭的父子主轴，而是与公婆互相帮助。卡车家庭并非在消极承受流动工作带来的预想后果，而是作为一个弹性组织，积极适应变化，形成特有的稳定、平衡的家庭形态。且当有着稳定的家庭结构、情感联系、社会关系、权力机理等时，流动中的家庭主体的情感与关系并未因距离而产生巨大变化，反而因流动增强了对家庭的依恋与归属。流动与定着作为一对相互辩证的关系，彼此支持。卡车司机选择这样一个陀螺式的工作以换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家庭发展，何尝不是一种“筑家实践”？“我跑的时候，虽然累，但是心情好呀，我知道这一单跑完我能挣多少钱。”（N，2022年5月2日）这种将“钱”与“心情”勾连的直观感受，背后折射出的是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用“离家出走”的方式来更好地巩固定着家园的发展。他们与留守故园的亲属，共同筑就了卡车司机的特色家园。

本文以DXN作为研究田野，倾听19位卡车司机的流动故事、家庭故事，试图关注这群流动者在当下对劳动异化趋势（不）自觉的抵抗与自我表达，为家庭研究提供了鲜活个案。诚然，在货运平台化乃至社会平台化的趋势下，卡车司机凭借分散的个人力量很难抵抗。就卡车司机这一工种本身来说，根据研究者的田野资料以及相关调查研究显示，货运平台的出现确实使其生计更加艰难。他们在整个流动体系中被交通媒介所使用，成为不为人知的“幽灵工作者”（格雷，苏里，2020：8）。研究中的卡车司机多为中年男性，起自田家、负担沉重、文化水平低，但仍发挥有限且灵活的主体能动性，在流动过程中始终保持与家园的联系。这种有限能动是其在当下时空条件下的最优解。当我们关注方兴未艾的平台经济时，更要看到平台经济下劳动主体情感层面的能动实践。事实上，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对于“乡愁”的重视，还是学界对于家园的关注，归根到底是对人情感的重视。

不能否认，既定的方向、有限的个案、特殊的群体不能代表整体，研究并没有从这一群体出发关照到更多类似群体，即使是卡车司机内部的筑家实践，也会出现差异，我们只将其当做一个整体看待，忽略了群体内部更为复杂的声音。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向群体内部进发，甚至突破卡车司机这一群体，关注在当下城镇化、流动性背景下，更多离乡主体的筑家实践。家园感这种深刻的情感体验，不仅要靠政策引导与环境构造，同时也要依靠个体在日常实践中不断体认、筑造。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5期。

本期执编/ 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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