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40余年的抒情抽象，“乔治·马修”上海展出

8月28日，法国艺术家乔治·马修（1921-2012）亚洲首场大型同名回顾展览——“乔治·马修”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开幕，展览呈现约80件作品，全面展示乔治·马修跨越40余年的艺术实践。

作为“新巴黎画派”的关键人物，乔治·马修于1946年开创“抒情抽象主义画派”，并跻身为数不多对纽约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欧洲画家之列。“在前一秒都不知道要画什么的状态下，他将自己对画作瞬间的超感，放在了画面上，这个就是马修作画的过程。”乔治·马修委员会总监爱德华·隆巴德说。

展览现场，乔治·马修1965年巨幅创作《巴黎，艺术之都》。 摄影：shaunley

展览序厅，一件蓝底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由自主地向它靠近——黑色、黄色和红色线条于画面中相互交叠并汇聚至画面的中心，由此产生的符号群落似乎漂浮在多层蓝调色谱之上，而白色的弧线和轴线则从画布的两侧爆发出来。

这是乔治·马修1965年的创作《巴黎，艺术之都》，是当年巴黎夏彭蒂埃画廊举办的大型展览中的核心作品。这幅巨作以抽象的中心构图为特色，直线和曲线形成复杂的网络，兼具书法风格和纹章学特征。

乔治·马修，《希望的必要性》，1971，布面油画，250×600cm ©Comité Georges Mathieu / ADAGP, Paris, 2024. 图片提供：艺术家遗产与贝浩登

自1952年起，乔治·马修开始创作尺幅巨大的绘画，画幅通常在4米至9米之间。大尺幅绘画在艺术家的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体现了艺术家将其语言投射至巨幅画布表面的能力，蕴含着即兴行为所激发的爆炸性的身体能量，以及强烈、自由和开放的超越性的艺术冲动。

这一展厅展出的众多尺幅较大的作品，皆显示出无限的能量，细看画作的标题，虽然其指涉的事件可能与中国公众有隔阂，但其却能感受到画作本身置于某种暗示性的神话之中，它们唤醒了对于往昔的想象，将绘画演绎为一处抽象的戏剧性场域，一处个体直面命运的战场。

乔治·马修，《对刺杀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刺客弗朗索瓦·拉瓦莱克处以极刑，1610年5月27日，巴黎格列夫广场》，1960，布面油画，253×404cm ©Comité Georges Mathieu / ADAGP, Paris, 2024. 图片提供：艺术家遗产与贝浩登

丰裕与极简并存的“抒情抽象”

乔治·马修1921年出生于法国北部，年轻时代在多所院校学习语言、文学、法律和哲学，1942年在法国北部一所中学获得了一份英语教师的职位。这正是这一年，21岁的他出于兴趣，根据明信片临摹了英国的具象画作《牛津街夜景》。

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做过几份工作，比如担任美军翻译，在比亚里茨的美国大学任教。1944年，他开始反思美学，认为绘画不需要表现才能存在。这一启示源于阅读爱德华·克兰克肖（Edward Crankshaw）的作品以及他对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作品作为抽象文学的解读。由此，他创作了他的第一幅非具象绘画作品。

展览现场

1946年，他的第一批抽象画作在巴黎沙龙展览中展出，并与同道共同创立了艺术团体。1947年，法国评论家让·何塞·马尔尚形容他的创作为“抒情抽象”，从而使乔治·马修成为这一美学风格的开创者。马修发表了几份宣言来定义他对抒情抽象的概念。特别是，他提出了该运动的四个特征：“速度至上”“无预先存在的形状”“艺术家无需采取任何有预谋的举动”“艺术家心境的狂喜”，这些特征在他的作品中，均一一演绎。

乔治·马修在创作中。©Comité Georges Mathieu / ADAGP, Paris, 2024

1947年后，他定居巴黎，受雇于美国运通公司。凭借对英语的精湛掌握以及作为美国航运公司公关主管的专业领域联系，乔治·马修成为跨大西洋艺术对话的先驱。因为工作关系，他有机会接触到知名客户，建立了一个潜在艺术网络，将来自纽约和巴黎的艺术家们聚集一堂，组织策划了如今已成为传奇的多个展览。

“乔治·马修”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2024，摄影：shaunley

1951年，尼娜·多塞特画廊举办展览“激烈对峙”，将波洛克和德·库宁的作品介绍到法国，与布赖恩、哈同、利奥佩尔和马修本人的作品共同展出。次年，马修又在亚历山大·伊奥拉斯画廊举办了首次纽约个展。

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抽象主义运动横扫欧洲与美国的蓬勃发展期，乔治·马修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他摆脱了在上个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几何抽象，追求自由无拘的创作表达，转而采用一种重视形式而非内容、重视姿态而非意图的视觉语言。

自1953年起，他的作品开始进入所罗门·古根海姆基金会、芝加哥艺术学院和里约热内卢现代艺术博物馆等著名机构的收藏。

乔治·马修，《博福特公爵的葬礼》，1960，布面油画，300×200cm ©Comité Georges Mathieu / ADAGP, Paris, 2024. 图片提供：艺术家遗产、纳哈迈德当代画廊与贝浩登

乔治·马修的职业生涯不限于绘画领域，还伴随着多种角色，包括教授、翻译、作家和理论家。乔治·马修还曾参与了许多其他文化活动，致力于推动艺术与公众的互动。1953年，他被提名担任《美国线报巴黎评论》的主编，这让他有机会采访当时的名人，包括艺术界（约翰·凯奇、亨利·米勒等）和科学界（爱因斯坦、摩根斯坦等）。在此期间，他游历日本、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中东等地。

在日本东京仅用三天时间便完成了21幅画作和一幅长达15米的纸本油画；在大阪，他创作了6幅画作，其中包括6米长的巨作《向秀吉将军致敬》。一些历史档案展现了乔治·马修身着日式浴衣，头戴钵卷，全神贯注地于公众面前作画的情景。这些档案证明了调动全部身心的马修对于工作的心无旁骛，即忠于艺术家本人所言：“吾画即吾。”

1957年，乔治·马修在日本大阪大丸百货的屋顶上现场创作《向秀吉将军致敬》。©Comité Georges Mathieu / ADAGP, Paris, 2024.

“禅”与“书法”

对马修而言，绘画意味着节奏，如同音乐的即兴创作。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些作品中将肉身般的丰裕与激进的极简主义并置，后者指向了禅宗式的纯净的视觉语汇。

乔治·马修的艺术生涯中并没有所谓“禅”的时期，他也从未将其视为一种支持自身创作的哲学。他说：“禅通过拒绝来提出沟通的问题。”然而，当其他人用“禅”来描述他的一些极简主义作品时，马修确实承认了这一形容。“马修认为这些画已经存在着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多一笔、少一笔都是对整个画面的打扰。”爱德华·隆巴德说。

展览现场

此次展出的作品《向路易九世致敬》便基于红、白、黑三种色彩的协调融汇，同时揭示出马修对书法的兴趣。书法的概念一直贯穿于马修的作品中，有过远东游历经验的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安德烈·马尔罗甚至评价马修说：“终于有一位西方书法家了！”

乔治·马修，《向路易九世致敬》，1957，布面油画，97×195cm ©Comité Georges Mathieu / ADAGP, Paris, 2024. 图片提供：艺术家遗产与贝浩登

马修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理论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东亚书法的“非定型”先锋派运动中，他看到了一套与他的笔势语言相似的律则。由于创作中对于速度性的要求，马修认为自己和西方的同侪相比，与这种亚洲艺术更为亲近：“使用非具象符号不足以使这种‘书法’仅被框定为亚洲意义上的。唯一与我的方法相符的风格是日本的‘狂草’和中国的‘草书’。”在1956年与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周麟博士的对话中，马修分析了非具象抒情绘画和中国书法在某些方面的关系。

展览现场，“书法笔势”部分

展览有一个板块强调了马修的“书法笔势”，隆巴德认为，马修所有的画作都带有书法的特色，但这一板块中的作品在更多人眼中有点接近中国书法的来处，“如果西方也有书法的画，西方人写得很慢，中国人书写的手速比较快，马修的用笔风格更靠近中国书法家。”

乔治·马修，《伊斯拉·萨博伦》，1981，布面油画，97 x 195cm ©Comité Georges Mathieu / ADAGP, Paris, 2024. 图片提供：艺术家遗产、纳哈迈德当代画廊与贝浩登

20世纪60和70年代，马修将几何元素融入画作，拓展了自己的艺术创作。这一时期的某些画作类似于乐谱，线条变化丰富，为他的抒情表达提供了更具建筑感的基础。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另一些作品，如《波利比奥斯》（1970年）、《扎伊斯》（1970年）和《卡默利纳II》（1978年）则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图像语言，其浓稠的轮廓、元素彼此分离的形式预示了涂鸦美学的渐强。

展览现场

到了80年代，乔治·马修进入了全新的实践阶段，他重新拾起了在50年代发展出的极富激情的抒情风格，同时拓展了对于图形的使用。这些来自“野蛮时期”的作品展示了强烈的、几乎带有巴洛克风格的色彩层次，以横扫的姿态和不透明与半透明颜料的复杂叠加为特点。例如，在1980年的作品《神秘的统治》中，破碎的线条浮现于深色背景以及较亮的区域里，创造出迷人又难以捉摸的深度效果。在导览中，隆巴德特别提到了几面墙上的作品观看的不同顺序，对于马修而言，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场庆典，标志着一个纯粹而独特的诞生时刻。

展览将持续至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