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师院七七级中文系纪念高考四十年《苦战》选：我的高考/杨洪海

徐州师范学院1977级中文系二班全体同学毕业留念（1982.1）

一、辞工备考

从上中学的第一个假期开始，中学阶段的所有假期我都是在打工中度过的。做过糕点，修过马路，蹲过车间，跑过工地。1977年的暑假（严格的讲，对我已不能称为暑假，因为7月初，我已完成高中学业，正式离开了学校——连云港市新海中学），我去连云港市罐头食品厂打工（当时叫做工，也叫做小工）。那时，连云港罐头食品厂是暑期吸纳临时工最多的企业之一，它要生产外销的糖水阳梨罐头，而水果是有季节性的，过了这个时间点，就要转产其它品种了。阳梨进厂，要一个一个的分拣，还要一只一只的削皮、切块，再装罐、封口、高温消毒、包装进库。除了封口是机械操作，其它工序全都靠人工，所以当时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没有在罐头厂做过临时工的不多。中学生手脚灵，适应快，很受厂里欢迎。

我喜欢工厂，喜欢车间，喜欢做工，虽然每次做工的时间都不长，暑期最多一个多月，寒假只有两个多礼拜，但我都是以极认真投入的态度去做，甚至还和师傅讨论技改，讨论自动化。空下来，还为车间写广播稿，抄大字报。所以，我在罐头厂里不是穿着白大褂，在统一的流水线上捡梨、削梨，而是在封口的工序上操作机器，那是一个让临时工们极度羡慕的岗位。1977年夏天在罐头厂一直做到阳梨下市，转产午餐肉罐头的时候，临时工都已离厂，做午餐肉厂里正式工就已经够了。我的师傅专门跑到厂部，申请让我继续留下来，厂里竟也同意了。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许多同学都在等下放，等招工，要找个临时工还得靠关系。而罐头厂的临时工，一天1.25元的工资，已经非常高了，我后来正式分配工作，一个月也才19元的工资。就这样一直做到1977年国庆节之后。大约是10月的中下旬，恢复高考的消息来了。那消息像一阵风，很快传遍了每个角落每个人，一时间似乎人人都在谈高考。我好像对这事并未上心，依旧迷恋做工，我做工的用心程度比上学认真——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在工厂里做个车间主任，能去按自己的想法与车间工人们一起对车间的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倒是我的师傅，他叫马效言，主动跟我说让我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还鼓励我说我一定能考上。家里人也在问我，人家都在复习迎考，你不考么？好多同学也在相互打听信息，跃跃欲试。我是个心里没什么主张的人，也就随风随流辞去了罐头厂的临时工，回家复习了。

二、返校补习

回家后，说是复习，其实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下手，要书没书，要资料没资料，要请教没老师。我的四年半中学（含寒暑假学制调整的半年），就没正儿八经上过几节课，学校里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农，各种活动频繁。初中时，我又在文体班的宣传队里待了两年，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几乎所有的节日和重要政治时间点都要演出，所以，基本上每天下午都是在排练。任课老师也不知什么原因，好多老师都是所教非所学，学中文的教历史，学地理的教语文，学数学的教体育，学历史的讲政治……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我大哥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听说我要参加高考，就把他保存下来的一批教科书都送给了我，记得有几何、三角、代数、物理等文革前的课本。我对数学还有些兴趣，特别是代数，觉得挺好玩。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点儿不假，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我就把这几本教科书粗粗地翻了一遍，还做了一些其中的习题。

许是社会上对复习迎考的需求太迫切了，忽然有一天，得到消息，我们这些已毕业的学生，可以回到母校复习了，于是大家又相约回到了刚毕业四个月的新海中学。到了学校才知道，学校更是为高考恢复的消息所鼓舞，许多老师比自己参加高考还兴奋——到现在好像还能记得老师们脸上兴奋的表情，感觉他们在校园里走路的神态和步伐都和以往不同了。有的老师甚至还一个一个和已毕业的学生联系，动员他们回校复习报名高考，并且把自己珍藏的文革前的高考讲义全都翻找出来，亲自动手刻钢板，印讲义。十几届的学生同时返校复习，除了场地问题，最主要的是上课的知识起点难以把握。文革十年，学校学到的那点东西，大多数同学早就在上山下乡闹革命中还给老师了。为根据不同情况分班教学，学校搞了一次所有参加补习同学的大规模摸底测试，就考数学一门。记忆中题目好像并不难，有几题还是我大哥给我的习题集中做过的。成绩很快出来了，上千人的补习同学中，就我一个人考了60.5分，其它都在60分以下。

三、初试上榜

当时的高考分文理两类，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学校根据摸底成绩，分不同的班级进行补课。因我的数学摸底成绩最好，所以学校建议我报理科，教改组的一位老师还在很多场合说过，杨洪海有希望报清华。我高中时的班主任，是一位外语老师，他大学学的是俄语，后来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中学就不教俄语了，他就自学英语，改教英语课了。他对我说，建议你还是报考外语类，你英语基础好，你如果报考北外，将来做外交官的希望很大。那时，我特别听老师的话，回来和家人一商量，就按班主任老师的建议，报文科外语类。

在文科班级补习，听老师讲历史，讲地理，既无基础，更无兴趣，几次想转到理科，却终于没有下决心。当时根本就没有现在青年人所说的人生规划，学什么专业，考什么学校，将来从事什么职业等等，都不甚了了，也没有好好想过，好像参加高考的不是自己。

好在时间不长，大概个把月吧，也根本容不得你去思考琢磨，就参加了市里组织的高考初试。几天后初试成绩合格者名单就发榜了——当时发榜，就是在人流较多的公共场合用大红纸张榜公布一下有资格参加省统考的名单。记得当时这份名单一个是贴在新海中学的大门外，一个是贴在解放路市政府对面的第一招待所墙外，那里有一个公交站台，来来往往的人流量很大。不知道公布的名单是按什么顺序排列的，但肯定不是按姓氏笔画，因为我的名字竟然排在第一个，于是，“杨洪海又考了第一名”的传说便开始流传于江湖了。

四、英语面试

报考外语专业需要在英语笔试的基础上参加面试，那年参加外语报考的人数并不多，笔试后，确定参加面试的人数就更少了，我记得连云港市是三十人，我是其中之一，面试的地点就在解放路市教育局院子里的一间办公室里。那天，我异常紧张，根本不知道面试是怎么回事，甚至连面试这两个字都是头一回听说。在院子里等候的时候，心里非常忐忑，紧张的程度无法形容，好像见到人话都讲不出来了。

参加面试的老师有三位，坐在一排，我坐在他们对面，且保持有左右的距离。面试的题目有英文，有汉语。现在回想起来，那些题目都是极其小儿科的。英文的题目其实就是些现在小学课本里的句子，“你在哪里读的中学，你的家里有哪些人，你为什么要学英语”之类。因为从来没进行过听力训练，再加上高度紧张，脑子走神，一个题目连问两三遍，我还是傻傻的一片空白。汉语题目倒是能听清楚，但因知识面实在贫乏，所问题目竟也没答上几题，如“塔斯社”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世界上哪些国家使用英语等等。

两米

一场狼狈的英语面试把我整蔫了，一下子从摸底测试唯一的及格者，初试张榜上的“第一名”，掉进了冰窟窿——虽然本来对高考也没怎么用心，但真的面对落榜，失败感对我的打击还真的挺大。

五、申请转系

结果倒是挺意外，录取通知书还是拿到了，不过已不是英语专业，而是汉语言文学了。当时也不知自己考了多少分，还是前几年鲁金武同学告诉我，偶尔的机会从学校的档案里看到了我的成绩，说我考了288分，其中政治61，语文84，数学70，史地73，总分达到了文科线。拿到通知书时，我已经进入连云港市医疗器械厂正式工作，在汽车车间做钳工。那时厂里生产花果山牌救护车，说是生产，其实就是组装，发动机，底盘都是人家的，厂里也就是做个骨架，做个外壳。整个工序都是人工，整个产品都是用木榔头敲出来的，一年也就生产个十几台车。我喜欢工厂，喜欢车间，在厂里待了两个月的时间，和师傅，和木榔头、老虎钳也有了些感情。是去？是留？又没了主意，最终还是听了同学和父母的建议，去上学吧，先上了再说。于是告别工厂，带上行李，来到了徐州和平路22号。

望着一堆刚刚发到手，似乎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教科书参考书，我又一次懵了，而且有一种压抑感，窒息感。我不敢相信自己要和汉语，写作，文学，历史……打一辈子交道。终于鼓起勇气，跑到系党总支，找到顾正银书记，说我要求转系，他问想转哪，我说，除了体育系，哪儿都行。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招生是有计划的。中文系挺好，安心学习。之后，好像徐荣街老师、王旭善老师也都来安慰过我。

几周的痛苦纠结，虽然课堂还不是很适应，但同学的好学精神，同学间的相互关心和热情帮助，让我感受到了班级集体的吸引力。同宿舍共9位同学，葛云生，陈家民，崔成柱，朱存明，傅刚，邱林，张广周，莫立刚，都是非常热情又非常好学的同学。印象中，傅刚是最刻苦的，宿舍中最早起床和最晚睡觉的总是他，床头总有几本不知从哪里自己找来的泛黄的参考书。生活上大家也都很关照我，朱存明是徐州市区人，经常问我，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崔成柱是宿舍里的老大哥之一，每天早晨都提前几分钟喊我起床，晚上又帮我和莫立刚这两个小同学打好热水。班上的女同学对我们几位年纪小的同学也格外照顾。王一涓同学虽然年龄大不了我两岁，但似乎非常有核心力，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大姐大，她对我这个小同学也很关心，问我，杨洪海，会洗衣服么，不会就送过来我们帮你洗。连云港的老乡同学刘敏，秦勇，都不止一次的问我饭菜票够吃么，不够就说，他们的吃不完。

更多感染我教育我的是老师们的授课，刘剑仪老师，苏小青老师的现代汉语课，徐荣街老师，刘洪甲老师的写作课，臧云甫老师的历史课……都既认真又精彩，慢慢地让我对文科的学习也有了些兴趣。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天一天适应，一点一点改变，然后四年就过去了，然后自己就做了老师，然后又改行从事其他工作。虽然后来的岗位变来变去，但一直都在和文字打交道。

我对自己的事，向来不够用心，回想起40年旅程的每个节点上，似乎一直都在被别人推着走，高考如此，工作分配亦如此，从连云港调到南京还是如此。转眼间我的高考已经过去了40年，40年间，偶尔还是会有些纠结，还会想起自己车间主任的小目标，想起对理工科的偏爱。但我始终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随遇随心，无奢望，不强求，一定是最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