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国家孩子”吗？一别整整65年，诸暨袁家小儿子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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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室门口，围着很多人。

来自山西阳泉的李海银和妻子、儿子、儿媳一家人刚下车，袁成忠一声呼唤：“弟弟，你终于回来了！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二哥啊。”他一把紧紧拉着李海银的手，李海银也一把拉住。

袁成忠今年76岁，李海银今年65岁，两位老人布满褶皱的眼睛里透着兄弟情深。

这段重逢的亲情，一别就是65年。

他是一名“国家孩子”

李海银是一名“国家孩子”。

2019年，央视曾播出一部电视剧《国家孩子》，讲的是1960年，一群被送到内蒙古草原的“国家孩子”，被大爱无疆的蒙古族养父母收养后的人生故事。

（《国家孩子》海报）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马利在报道《三千孤儿与草原母亲》中提到，1959年至1961年，我国正处于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批批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孤儿，通过“运孤专列”被送往内蒙古，交由草原母亲抚养长大。这批孩子是“国家的孩子”，这段历史被称为“三千孤儿入内蒙”。

另据《健康时报》报道，1960年是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一年，江南各地的父母们沿着铁路和运河，一路辗转想办法将孩子尽可能送到经济富庶的上海，这些孩子后来被送到上海孤儿院（现为上海儿童福利院）。1960年的资料记录显示，当年，“国家孩子”除了被送到内蒙古外，还被送往河南、河北、山西、辽宁等省。

2021年1月，公安部开展“团圆行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孩子”开始寻找远方的亲人。

一直生活在山西阳泉的李海银如今儿女孝顺，孙辈绕膝。他年轻时，从养父母那知道自己是从上海儿童福利院抱养的，除了来自上海，其他情况养父母都不知道。

我的父母是谁？他们现在生活在哪里？李海银想去找，但却无从查起。他曾去上海找过，但没有结果。

随着年纪增长，寻亲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解开这个谜底。

2021年，子女陪着李海银去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采集了李海银的DNA。

从南到北，一走就是整整65年

今年7月，盼来了好消息：李海银可能与诸暨市袁家村一户姓袁的家庭有关。阳泉警方请诸暨警方协助核查。

诸暨城东派出所社区民警杨金龙也觉得纳闷，是从上海抱养的，怎么又是诸暨人呢？他找到疑似家庭70多岁的袁老伯了解。

袁老伯说，他的父亲是上海人，在上海工作，母亲老家在诸暨，当时他们一家随父亲在上海生活。他的父母共生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1960年，袁老伯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回到老家。母亲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十分辛苦，当年自然灾害粮食缺乏，两个弟弟尚年幼，大弟弟因为生病去世了，小弟弟还不到1岁，“妈妈也没奶水喂，担心养不活他，想着送到上海孤儿院会好一点。”一天，他和妈妈一起抱着弟弟，辗转到了上海，送给一户人家，那年袁老伯11岁。

如今，袁老伯的母亲也已经去世多年，老人生前曾托人打听过，但没打听到，“我们以为弟弟可能不在了。”

“这两年，我一直做梦会梦到这个弟弟，还是小时候送走的样子，一直在哭。”袁老伯说。

杨金龙又先后找到袁老伯的哥哥和姐姐了解情况，从他们所述看，李海银老人很可能是同胞手足。

因为父母都已离世，无法做亲子鉴定，需要做关于兄弟姐妹亲缘关系的全同胞鉴定，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室民警分别采集了袁老伯等三人的样本，与李海银的信息再进行比对，最终确定，李海银老人正是65年前失散的袁家小弟。

“原来家在诸暨。”李海银老伯没想到，自己从南到北，这一离开就是一个甲子。

认亲见面会上，袁家三兄弟都已是白发人，老大80多岁，老三李海银也65岁了，三位老人彼此眉宇间神情相似、容貌相似，大家感叹着：“真像！”

所有的相聚都是久别重逢。

现场，兄弟姐妹四个都有晚辈陪着，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地拍了张全家福，“我们袁家的族谱要修改了。”袁成忠老伯说。

90多岁老母亲一直没忘记孩子嘴角的那颗痣

据了解，目前，内蒙古和浙江两地公安相互协作，为“国家的孩子”寻亲，助力他们早日和亲人团圆。截至目前，有20多名“国家孩子”找到了家人，他们如今都60多岁，来自浙江、江苏、上海、安徽等地。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副主任柯伟力开始了解“国家孩子”这个群体。

最早是寻亲者“黑哥”找上门。“黑哥”来自内蒙古，既是一名“国家孩子”，也是帮助“国家孩子”们寻亲的志愿者。

2021年夏天，“黑哥”找柯伟力帮助寻亲，柯伟力通过DNA比对，发现他和上海一个男子有亲缘关系。上海男子跟家里长辈一问，长辈说家里是曾送养过一个儿子，送走的时候小孩有一两岁了。

过了一天，有个大伯开车从福建赶到台州路桥来找柯伟力，“我们家兄弟现在在台州？” 柯伟力一听，明白对方是误会了，就跟大伯说了“黑哥”寻亲的事，随后采集了大伯的DNA，经过比对，他们是兄弟关系。

“我妈妈还健在，90多岁了，现在住在上海嘉定。”大伯高兴地说。在嘉定警方的协助下，将老人的DNA和“黑哥”再进行比对，确定“黑哥”正是老人失散60多年的小儿子。

当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把年过花甲的儿子抱在怀里，老人还清晰地记得儿子出生时嘴角有一颗小小的痣，手臂上有一小圈胎记。

这让柯伟力感动：“这边的母亲一直没有忘记，一直念着这个孩子。那边的家庭很伟大，把自己的好东西留给孩子，把好衣服留给孩子穿，供他们上学。”

两名“国家孩子”找到嘉兴的亲人

内蒙古有一句谚语，“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来自内蒙古等地养父母对“国家孩子”的爱，令人动容。

（收养国家孩子的草原母亲们，资料图）

据《三千孤儿与草原母亲》报道，当时送到内蒙古的孤儿，锡盟有200名，乌盟有200名……为保证孩子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背后是无数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据记录，锡林郭勒盟西苏旗保育院80%以上的职工都给“国家孩子”献过血。

(上世纪60年代来到内蒙古大草原的孩子们，资料图）

“国家孩子”巴特尔的“额吉”（蒙古语：母亲）叫张凤仙，她和丈夫收养了6名汉族孤儿。

1961年，张凤仙还很年轻，是内蒙古镶黄旗哈音哈尔瓦公社卫生院的护理员。当时，因为一些送养的孤儿水土不服生了病，卫生员们一直在照顾他们，等身体好了，孩子们陆续被收养家庭接走。

（张凤仙）

这些孤儿中，有刚出生不久的婴幼儿，也有已经记事情、会思考的孩子，他们不愿走，有的悄悄逃回来，最后剩下了六名不肯走的孩子，年纪十来岁，眼看就要入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虽然孩子调皮，但张凤仙打心眼里喜欢他们，她和在畜牧场工作的丈夫道尔吉商量：我们收养他们吧。

张凤仙并没让孩子们叫她妈妈，而是说：“你们是国家的孩子，你们的妈妈在上海，你们叫我阿姨。”

养6个孩子并不容易，生活在南方的孩子吃不惯草原上的果条和炒米，张凤仙把家中的面换成米，做米饭给孩子们吃；孩子喜欢吃饺子，张凤仙去学怎么做饺子；一次，粮食局发放救济粮，张凤仙徒步去旗政府背粮，遭遇大雪，几乎冻死在路上；对孩子，她和丈夫倾尽全力，给他们请老师教学，6个孩子中，两个孩子考上重点大学，其中巴特尔考上南京气象学院，其他孩子有的参军当了军官，有的留在草原当了干部。

“我们一定养活好这6个孩子！”这是张凤仙当初收养孩子的承诺，她用一生兑现了这一承诺。

（“草原母亲”张凤仙夫妇和她收养的6个孩子及家人的全家福，资料图）

1991年，张凤仙积劳成疾住进医院，弥留之际，她叮嘱巴特尔：“我希望你回上海找找亲生父母。”

去年3月，巴特尔在“黑哥”的帮助下联系到柯伟力，柯伟力采集了巴特尔的DNA，经比对发现他与嘉兴海盐县澉浦镇的邵家有亲缘关系。

（柯伟力陪巴特尔一起回家）

经过当地志愿者进村入户走访排查，打听到邵姓一户人家有送养孩子的经历。经DNA比对后，巴特尔找到了自己的亲兄弟姐妹，遗憾的是父母已去世。

（巴特尔回家了）

巴特尔在邵家时，取名邵文斌，1959年，离家时才7岁。在他记忆中，因为家里穷，自己经常挨饿，吃饭喝的都是稀粥。母亲和姐姐带着他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坐船去了上海，他和弟弟妹妹后被送到上海儿童福利院。

去年7月27日，离家65年后，身着红色蒙古袍，头戴尖顶蒙古帽的巴特尔终于回家了。大家一看，邵家兄弟姐妹长相相似，都有个特点：额头高，鼻梁挺拔。

（巴特尔和姐姐拥抱）

今年3月27日，寻亲4年的程晋穿着蓝色蒙古袍，回到了离开64年、嘉兴的家。

（程晋给姐姐和哥哥献上蓝色哈达，蓝色哈达象征着蒙古族最高的礼仪，代表亲情、友情和蓝天。）

1960年，程晋8个月大时，因父母分开，又赶上饥荒，母亲无力继续养育三个孩子。母亲和大姐抱着她到了上海浦东，送给当地一个老太太收养。

同年秋天，程晋被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养父母回忆起刚见到他时，“头大、肚子大，四肢却是麻杆杆”，身体极度地瘦弱，养父母说当时的程晋像只“孱弱的小猫”。领回家后，养父母一天喂他一颗鸡蛋，半斤牛奶，渐渐地，程晋长大了，也变壮了……

去年，在内蒙古、浙江两地警方帮助下，程晋比对上了嘉兴的姐姐和哥哥，父母也已去世了。

（姐姐难过地说起往事，程晋为她擦眼泪）

如今，当年的“国家孩子”大多已过耳顺之年，离家也有60多年，在有生之年找到家人，成了他们最紧迫的心愿：“国家的孩子想回家了。”

前几天，生活在内蒙、年近70岁的“国家孩子”关福生大伯带着遗憾地走了，临走前，他叮嘱儿子说：“如果找到了，一定要认祖归宗啊。”

橙柿互动·都市快报记者 杨丽

通讯员 黄纯熠 沈余霞

编辑 高欣奕

审核 张倩 王晨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