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凯X葛优，会不会是年度最戳？

最近在院线上映的电影《刺猬》是暑期档稀缺的“异类“。
这部电影在上映前就备受瞩目——由葛优、王俊凯主演，导演是顾长卫，改编自东北新生代作家、编剧郑执的短篇小说《仙症》。
很多人给出了院线国产片久违的高度评价——“年度十佳国产片！这是一部写给理想主义的诗”“恭喜顾长卫导演又回归了”“这部电影适合每个INFJ体质观看”“愿我们不被万事万物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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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顾长卫完成了自己的“神经病和远方”三部曲。以《刺猬》为名，回应着19年前的《孔雀》。影片确实延续且回归了顾长卫电影当中难得的人文关怀，相比前两部而言，这部温和了许多。甚至可以说，差一点，这部电影就沦为了劣质鸡汤，成为不痛不痒的“麻醉剂”——但还好，它在商业和文艺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平衡。

原著改编的创作困境

电影当中讲述了俗世当中的“病人”——王战团与周正，一个陷于时代背景和传统世俗秩序的压力，另一个陷于东亚原生家庭的困境。影片以“刺猬”寓意着不愿随波逐流的理想主义者，在世俗当中如何以异类的方式坚守自我，不被万事万物“卡住”。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编剧也是由原著小说作家郑执操刀。小说以“我”的视角去呈现大姑父王战团这个人物故事，而影片绝大部分都保留了小说的情节，甚至在短篇小说的基础上，从“我”第一人称叙事体，变成王俊凯饰演的“周正”，并在周正这个人物角色的空间做出了更多的故事延展。
或许正因为文学改编的底色，片中最有亮色的地方，就在于文学性隐喻的想象空间。比如“刺猬”作为最核心的符号，它既被具象化了，又带有抽象的想象空间——既是地域民俗色彩当中的神“白三爷”，又是王战团和周正浑身带刺但又柔软温暖的异类象征。

一些日常细节的意象化和回应，让这部电影有了更多值得回味的细节。比如象棋里有王战团的人生哲学——“死子勿急吃”；水的意象无处不在——王战团念叨的“太平洋”与杯子上的大海印花，小纸船随水流而去，照片上王战团的头像被抠出来然后顺着水流流进了下水道。再比如王战团三次“抓烟”的动作，尤其最后一次儿子火化成一缕烟，他抓住珍藏在心里，如同顽童般的动作，却让人由此心生感慨：人生无常如一缕烟。

这也是顾长卫较为拿手的地方，故事文本与顾长卫电影风格较为匹配，他一向擅长拍不被世俗理解的“异类”故事。
此前在《孔雀》《立春》当中，多处有文学隐喻的电影语言，最突出的就是《孔雀》当中降落伞和孔雀开屏的意象。从创作风格来看，《刺猬》依旧延续着顾长卫对理想主义的人文关怀，让它带上文艺作品的质感。
但时代与拍摄方式的变化，让《刺猬》与前两部也有所不同。
《刺猬》的主角王战团这个灵魂人物能否立住，取决于他是否足以让人相信。诚然葛优在当中的演技极为亮眼，让人看到了《活着》的影子，他可能贡献了今年度院线影片当中最好的演技；只是片中王战团的叙事，因为电影叙述空间的限制，会令人遗憾地感受到某种悬浮。
原著《仙症》里对于王战团的过去被时代所迫从正常到“不正常”的变化过程，在片头浅浅带过，吴主任的脸谱化形象、初恋的悲惨过往潦草地承担了某种历史叙事的功能，王战团匆忙地完成了变化。

之后王战团的精神状态介于清醒与糊涂之间。这个人物最核心的戏眼就在于与世俗不相容的矛盾感，需要与周边、社会空间和人物发生交互关系才能突显。
影片以喜剧感的方式强化了与家庭和亲戚的传统世俗秩序之间的矛盾，正常和不正常都是家里维持的脸面的说辞，并没有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他的发疯更像一种不被理解的行为艺术，而不是让人共感强烈的异类。
同时，电影也填补了原著小说，丰富了周正的原生家庭背景。比如周正父亲母亲背负着较为沉重的东北下岗工人背景，父亲的暴戾感、母亲的负重感色彩浓烈，家庭秩序压力的外化更明显。

周正的结巴和口吃，让他背负了异类的标签和青春的伤痛，结尾他对着父母说“我不原谅”，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王战团衣钵，成了能抵达太平洋的海员。周正的人物矛盾感被强化了，原生家庭是“卡”住他的困境，它贴合了当下网络语境当中，年轻人讨论最多的母题——“哪吒自刎弑父”，原生家庭，亲子关系附带的伤痛。

一种面临市场的温情妥协

如果看过原著小说，再对照电影，或许你会发现当中最为迥异的两种基调。郑执写的小说底色是悲凉的，无论是王战团从过去到现在的命运，还是叙述者“我”本身。
小说当中最能亮出作者之意的在于这两处——王战团曾跟“我”说过一句梦话：“人一辈子就是顺杆儿爬，爬到顶，就是尖儿。我卡在节骨眼儿了，都是灰。你得爬上去。”
到了小说结尾，是这么一段话：“木剑竖劈在我脑顶正中，灵魂仿佛被一分为二。我感觉不出丝毫疼痛。赵老师再度高呼，吐出来！剑压低了我的头，晕漾在我嘴里的一口鲜血借势而出，滴滴答答地掉落在暗红色的地板上，顷刻间遁匿不见。一袋香灰从我的头顶飞撒而下，我整个人被笼罩在尘雾中，如释重负。我再也听不见屋内王战团的呼声了。许多年后，当我置身凡尔赛皇宫中，和斯里兰卡的一片无名海滩上，两阵相似的风吹过，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编剧郑执在映后受访称，从小说到剧本，故事走向已从一个相对灰暗的结局，被重塑为一个有暖色调、更有希望的故事。对于他来说，面对世俗，异类拧巴的解法是相对悲观的，一半的灵魂消极入世，另一半变成刺猬消失遁形，他想探讨的是“入世与自我”的主题，对于传统世俗和信仰神明，他想保留的是敬畏的色彩，于是人物才有了难以左右命运的无力感。
导演顾长卫让片子整体基调变成暖色调。对于青春叙事，从带刺抵抗，到最后与父辈和自我和解的温情走向，是影片与原著小说最大的区别。
相比起顾长卫前几年的青春片来说，《刺猬》是他整体完成度最好的一部作品；而饰演周正的王俊凯难能可贵，或许这个角色也是他从业以来最大的突破。
片中比如周正面对着父亲威吓，一怒之下将中药抻在面里，还有最后见神明“白三爷”的片段，周正被打到口齿冒血，仍挺起脖子，不愿跪下妥协，盯着赵老师，决绝地一字一句：“你家白三爷，救不了我。”这些戏份，王俊凯演得让人眼前一亮。

王俊凯在读剧本时，印象最深的台词在于电影尾声，周正的母亲渐渐意识到家人多年来对孩子的伤害，她问周正“你能原谅我们吗”，周正回“我不原谅”。这也是编剧郑执认为，和导演在创作上最强的共鸣——当所有人都经历了“拔刺”的过程，电影最后并没有想用和解的方式，而是保留了“我不原谅”的刺。
“我不原谅”的下一个场景，就变成了阳台开满了鲜花，父亲与周正聊孩子的名“阳阳”。父亲问：“是太阳的阳吗？”而周正回：“不是，是沈阳的阳。”两人相视一笑，面对父辈周正主动完成了和解。
“我清楚，从此我们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原本这句话出现在小说最后，是带着悲观色彩的：周正被迫顺从守序，消极对抗和入世，是一种人物面临命运的无力书写，也是突显王战团悲凉命运的一环，这两个人才足以让人信服。

但这句台词在影片当中停在了周正冲破桎梏，控诉命运，又入世和解。周正看似继承了王战团的衣钵，奔向海洋，但这种理想化的色彩，似乎迎合当下“发疯”精神状态的趋势，正应了电影海报宣传的那句话“有病没病，先疯为敬”。
你能在这部电影当中找到顾长卫久违的风格，看到《孔雀》《立春》的影子。影片当中最能挖掘人物深度的地方在于，王战团半醉半醒、混沌交错的状态，以及他与周边亲友等社会关系的互动。但顾长卫将故事处理得更像《人间喜剧》的类型片。

这也无可厚非，喜剧能突出荒诞感。但荒诞感的灵魂在于讽刺，与外界无法兼容的孤独和渴求，也在于人物在命运当中的挣扎和无奈。
片中最有感染力的地方在于王战团爬上高高的烟囱，含泪喊着送女儿出嫁的情节，这是他偶尔的清醒时刻，意识到不被世俗理解，但内心深处又有孤独和渴望的状态。
对于片中的主角，让人更能共情的不是他们的发疯状态，而是难以逃避的命运和病因。尤其是普通人对理想的偏执与现实的错位产生的精神失常，好比《立春》里不甘平庸的乡村女教师王彩玲，她的人物厚度和矛盾，是在她周边的人和社会关系的交错互动中产生的，她的每次人生的选择，背后都似乎有一种必然的命运感。

影片里除了王彩玲，还有浪荡想成名的，但最后成了婚介所骗子的流浪画家黄四宝，也有被传统性别观念压制下，以极端的行为证明自我的芭蕾舞老师胡金泉。他们自知是不容于世的“六指”，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的“鱼刺”，面临着自我的坚守和落于世俗与平庸的困境，有的人流俗，有的人走了极端。王彩玲最后放弃了唱歌的执念，开了一个羊肉铺，领养了一个女娃娃叫“小凡”，最后看着天安门，画面是她在中央歌剧院当首席女歌手的想象。
这结尾也跟《孔雀》最后有异曲同工之妙——姐姐最后碰到自己最开始喜爱的男人变得庸俗油腻，她带着孩子在动物园里等着孔雀开屏。影片最后终于等到孔雀开屏了，但面对我们的不是它开屏的羽翼，而是它不怎么样雅观的屁股。

理想主义者可能是每个普通人与生俱来、从心底萌发过的微光，它的美正在于你终于知道从来不曾拥有过它，但落入世俗和日常并不意味着英雄主义般的妥协。生活还要继续，只是疼痛依旧存在，而且要直面它。
很显然的悖论在于：当创作者过于面向观众和市场创作，它便会失去某种向内挖掘的深度和厚度，容易沦为一种鸡汤书写，一种但愿的呼吁，若体现深刻的荒诞感，则锐利和温情难以兼得。所有的创作者都需要在市场和自我表达之间找到平衡，《刺猬》尽最大可能完成了它的人物，没有敷衍认真的观众。
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刺猬》或许会有另一个不那么理想主义的结局。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需要拔刺的过程，也不需要一首关于人生的情诗，保留该有的刺痛感也挺好。

作者：谢秋如

编辑：钟毅

题图：新周刊
校对：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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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黄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