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水”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中国“风水”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中天易张永红整理

很久以来，“风水”二字被国人视为迷信的同义同，成为人们不敢涉猎的禁区。其实，古今人们对“风水”的看法，有迷信的一面，也有科学的一面。
“风水”即“藏风得水说”。被古代堪舆家推为经典的《葬书》解释说：“藏民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机”，古人又叫“堪舆”。堪指高处，即天道；舆指低处，即地道。这是为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住的阴宅择地、选址的一种学术。风水艺术，源远流长。有人说“风水”是一棵树。它萌芽于史前，破土于秦汉；生长于魏晋，而盛于唐宋；成熟于明清。据史书记载，它始发于汉。《汉书·艺文志》有关于风水理论的著作《堪舆金》14卷，可惜书早亡佚，内容已无可考。三国时孟康注《汉书》。以为“堪舆”是“造图宅书者”的名字。许慎和颜师古则以为“堪天道，舆地道”，这是一部研究“天道”“地道”的哲学著作。后人多倾向于孟康，并因而尊称风水先生为“堪舆家”，“风水术”也被称为“堪舆术”。中国最早的“风水先生”，现在有姓氏可考的首推青乌子。他写了一部《葬经》，后来成为“风水术”的经典。晋人郭璞著有《葬书》，引用了《葬经》中的许多观点。到了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命博学的吕才改编《葬经》、《葬书》。吕才跟青乌子和郭璞针锋相对，写了《葬篇》；宋朝的司马光追随郭璞的论点，写了《葬论》。

“风水”伴随我国传统建筑两千余载，一度因其有迷信色彩，被国人当成糟粕，为文化人所不齿。令人感慨的是：“风水”却早于70年代在欧、美为人瞩目，风靡海外异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地区兴起了“风水热”，有许多人进行专题研究，他们在中国风水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出了建筑环境学。与《易经》热一样，由于“外转内”效应所起的影响，国内也开始转变了对“风水”的看法，有许多人进行研究，并陆续出版了许多关于“风水”的专著。启示吾辈，风水绝非一团糟粕，不可概之为虚无。也许是“无道好还”吧，已消声匿迹了50年的“风水术”，却突然又兴赶起来了。

其实，风水的核心是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官室、寺庙、陵基、村落、城镇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其他方面的称为“阳宅”。风水是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如认为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能阻拦邪气的弯曲水流，即使是好的环境，也是人们常说的“风水土地”。它不仅影响到人们居住的周围环境，也会对人的健康发生影响。“风水术”选阴宅，首先定方位。根据自然地形、地貌、水流方向、阳光和气候特点决定大向。一般规则是坐北朝南的“负阴抱阳”格局。《老子》云：“万物负阴雨抱阳”，古人的大地二方向定位观念，当是源于对太阳运行的实际观测，在此基础上很自然地形成了“喜东南厌西北”和“背山面水”的自然现及等“左”习俗。东南向住宅，阳光好，避西北风，有利人的身体健康，少疾病。“背山面水”的居住环境，对任何一个中国农民来说，都是最佳模式。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此种模式依然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住宅佳境。又如“识水”中说：“粪屋对门，痴疖长存。”这是环境卫生对人的影响。试想，住宅对着堆满粪便垃圾的厕所，处在臭气熏人、蚊蝇孽生的环境中，难免要患皮肤病、生疙疖及其他疾病。可见，古代的风水术中着重阳光、空气、水份等人类生存的三大要素还是可取的。

现代科学已证实“风水”所要求的生态环境，类系人类的生存与健康。人类生活在自然界，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重视建筑的“风水”，创造优美宜人的人工生态环境，将生态设计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人类住宅和城市建设之中，不仅增添了环境美。而且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风水”产生于古代农耕社会，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界之间而采取的一种自我完善手段，本来没有丝毫神秘之处。可以说“风水”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它引人建筑，充当了中国古老哲学、科学、美学与建筑的中介，因而“风水”是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在缺乏现代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建筑学知识的时代，人们只能根据当时知识水平认识环境，解释自然。于是，气、阴阳、五行、八卦、星象等中国古代解释宇宙和自然的观念，以及罗盘、指南针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风水术的主要理论依据和操作工具。为了适应人们普遍存在的进凶化吉的心态，风水师编织了许多玄而又玄的谎言和巫术笼罩在它的上面，使本来具有朴素科学原理的东西变成了神秘莫测的骗局，使迷信代替了科学。“风水”作为一种民俗文化观念，它和任何文化遗产物的存在一样，其中有鱼龙混杂、真伪并存的部分。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使其为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的居住环境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