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最近，深圳一位租客遭遇房东“提灯定损”式索赔引发社会关注。据这位租客爆料，房东找了一个所谓“定损师”对房屋做了检查，用便签标识了上百处“破损”。房东借此不仅不退押金，而且还要索赔损失。虽然最后房东迫于舆论，在街道办介入之后把押金全额退回，但也的确让租客蒙受了近似羞辱般的退租经历。
在江西玉山县“提灯定损”一事经由舆论发酵之后，社会上对“提灯定损”、江西房东形成了不太友好的符号化印象。“提灯定损”本质是租房纠纷，纠纷源于双方对房屋折损的心理契约出现了偏差。“提灯定损”的房东本着利益最大化目的去寻找所有可能的损失补偿，而这在租房时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约定（包括口头约定）。显然，房东这种过分自利的行为就是对租客的“刁难”，是缺乏品德的行为。
这种民事纠纷实际是许许多多社会民事纠纷中很普通的一类。但是，网友们对“提灯定损”表现出那么大的愤慨，主要是因为房东强势欺负弱势，充分利用了不确定契约的空间去追求尽可能多的收益。弱势一方因为没有格式合同的确定性条款为依据，因而失去了格式文本的保障，只能任由强势一方盛气凌人地主张利益。
在我国，私房满足了大部分租房需求，在没有格式合同的情况下，双方主要通过口头约定来达成租赁合约。房东“提灯定损”行为并没有法律支持。一般情况下，没有格式合同的交易常常是以社会信任为基础，而社会信任主要来自双方各自的道德习惯。只要没有过分的情形，双方不会发生纠纷，良好的品德使交易能够维持市场秩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序良俗。
这类纠纷是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或者法院审理来解决，但是因涉及个人司法成本，最终愿意走上法律途径的并不多。如果都由司法来解决，恐怕司法机关难以承受如此多的案件。换句话说，这类金额不大的民事纠纷主要通过协商和调解来解决。这也反映了一个普遍而又常见的社会问题，即法律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法律也不可能替代伦理规范。其实，缺德的不仅有个别房东，还有少数租客。我们通过各种媒体也能看到不少“缺德”租客的不道德、不检点行为，人走了留下一屋子垃圾，甚至遗弃自己养的宠物。
“提灯定损”现象反映了社会自主调节功能有所下降，也是某些人口中说的“道德滑坡”的一种表现。社会自主调节需要大多数人在社会伦理上具备共性，在道德认知上有共识。我们看到，“提灯定损”一经曝光，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唯利是图的房东也害怕舆论。说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伦理习惯上是基本一致的，这是公序良俗的社会基础。
从“老人扶不扶”到“提灯定损”，本质的问题是一致的，即都反映了利益分化导致价值观的分化，极少数唯利是图的人利用心理契约差异和社会权威去刁难他人，甚至伤害帮助自己的人，都可能使社会伦理出现“滑坡”。司法担当了最后的守护者责任，面对无礼纠缠或者于法无据，都应当支持和保护善良的一方。
可是法律毕竟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民事领域的很多事务主要依靠社会自主调节。当然，如果司法调解或者基层行政能及时介入，或许有助于及早化解纠纷。
“提灯定损”几次发生，说明社会伦理对个体的规约的确存在困难。因为强势一方往往无需承担多少代价，而弱势一方往往又缺乏充分的社会支持和法律支持。基于这个现实，舆论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舆论代表了正义的一方，通过弘扬和宣传善德善行和公共道德促进社会伦理持续文明化。媒体在维系公序良俗方面体现了应有的社会责任，对促进个体道德和社会文明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通过广泛传播，相信“提灯定损”的房东和缺德的租客都会越来越少。
文 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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