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于疫情时期，一部充满人文色彩的有机主义电影

《内沙》——杨弋枢的有机主义电影

文/程美信

《内沙》，于2022年初开机，正值新冠疫情的严控时期。剧组在崇明岛上进行拍摄工作，无疑遭遇了不少艰难。值得一提的是，扮演女主角的张丹，是来自我们古村保护团队的成员之一，她在福建屏南山村里默默做了六年义工，每天打交道的是留守老人、民间工匠，还有残垣断壁与废土荒地。2017年夏天，杨弋枢导演和王超导演来屏南厦地古村为我们学员讲课，这使张丹有幸与杨导结下了不解之缘。观察生活在空心乡村和半荒废土地上的人们，对于注重田野调查的导演，无疑是创作的鲜活素材，最终成就《内沙》这部充满人文色彩的有机主义电影。

直至2024年7月6日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内沙》终于迎来正式首映，我们才得以一窥其剧情脉络与角色风采，深刻感受杨弋枢导演电影作品的有机主义精神与自然主义风格的艺术魅力。

影片中，“有机农业”犹如一把无形的梭子，将汤老师、张小余与其母亲的个人命运，脉细如线地裹藏在当下时代的献祭图卷中。

一、创作的时代语境

《内沙》，基于生命、土地、家园的思考设问，是当代生活无法回避、却惮于直面的痛点。众所周知，食品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广泛议题，它引发的心理危机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焦虑现象。人们往往将各种肿瘤疾病归咎于环境污染和有害食品。特别是在中国市民社会和广大女性群体中，对食品安全和健康问题的关注愈发凸显，不光出于对自身健康的忧虑，更关乎子女健康成长和家庭经济负担，一旦家庭成员遭遇重大病患，整个家庭将陷入灾难性困境。这种安全感和医疗福利、食品安全监管等制度息息相关，另外女性的关注焦点和家庭角色也起到主要作用。或者说，牵挂家庭成员健康安全成为女性的本能神经。

在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民众食品主要来源大型超市，监管部门和经销商负责检查食品质量标准，通常是相对安全，农残不超法定范围的无公害食品。商场也销售非转基因和有机产品，其价格高于普通食品两三倍以上。事实上，有机产品已成为富有阶层的消费专利，除了经济实力之外，这一阶层还有特供和自产的农场。因此出现发达国家富人普遍拥有健康的身材体重，收入较低阶层体重普遍偏高。当然，不排斥健康保健的因素。

“食品安全”关系到一个社会发展的文明水平，同时也是政府公信力、社群内聚力和信任度的直接表现。然而，在“三农”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的中国，从城乡二元化演变为社会分层的结构变化过程中，要建立普遍的食品安全机制是极为困难的。在食品之外，不光是监管层面的制度约束，更有赖于社会凝聚力和同理心的伦理机制。换言之，农药化肥的泛滥不是认知水平和技术手段的问题，而是制度公平和道德共识的文明程度。食品的市场价格，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公平、劳动者地位、消费者理智的砝码。从早年的三聚氰胺到地沟油，再到新近的油罐车装食用油事件，它是制度缺失、社会贫困、道德沦丧的必然结果。然而，恶果远不止于此，相比之下，对国民健康影响更为隐性而深远的是农药残留、土地和水源污染。

杨弋枢导演把有机农业作为《内沙》潜在场景，它影射面积大大超出食物安全的议题，除了历史社会因素之外，还有经济产业和生产关系，其中最为复杂的是现代工业技术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共构秩序。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系统性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症结，从男性垄断财产、姓氏、权力的继承权开始，女性沦为劳动力和国家兵源的发生机器，男性继而对土地和资源进行有效控制，构成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原始基础。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绝大部分人被边缘化，特别是女性的集体退场，造成文明发展的方向偏离和价值扭曲，权力与财富成为少数人的存在意志和价值体现，从根本上违背忽略了人的世界本质和生命的自然规律。

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的核心危机：以控制货币、军队、司法的国家权力为世界秩序的主要单位，而不是以人与家庭构成世界体系。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化战争，权力膨胀的扩张行为成了帝国主义发动争战关键因素，打着国家或民族“生存危机”的理由，进行破坏性和报复性的争战内耗。权力与欲望构成男性文化，充斥病态猎杀洒血本能，世界上爆发疆土争夺战往往是权力版图之争，而非实际的土地产出。正如当前的俄乌争战，它是一种典型的反经济行为的权欲争战，这场战争的巨大消耗损失，对胜负双方都是得不偿失的代价。痛苦的是人类的子宫——失去亲人的母亲姐妹和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而这一切，是在女性被退场和边缘化历史情景下发生的灾难悲剧。

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同样是沿袭历史权力意志的惯性逻辑。正如“宁可毒死，不要穷死”的豪言壮语，竟然出自地方官员的公开讲话。这种反人类的发展模式合乎历史惯性逻辑，一个地方经济指标与官员政绩息息相关，上升到一个国家层面则是综合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体现。当下世界，发达国家，依靠资本积累与先进技术，将大消耗和重污染的低端产业转移海外，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资源枯竭。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富有阶层大量转移，脱离环境恶化、危机丛生的故乡祖国。当代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遵从的是工具理性逻辑，而非人性化的生命理性。

二、《内沙》的剧情

《内沙》的开篇，就是几位讨论有机农业发展的男性在说：“我们现在这样走，等于是走在以前的江水上。这些地都是围出来的……是呀！长江就消失啦！”

张小余（张丹饰），是来沙洲生态农场工作的义工，她目睹农场主汤老师因经营困难，妻子和合伙人的纷纷离去。她由对汤老师经营理念的认同，悄然转化为对他不幸遭遇的同情，伴随着对“人人都吃得起有机食品”的理想憧憬，让她在沙洲农场坚守了六年，身兼数职，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在艰苦的环境中，她对汤老师寄予了一种深厚的信任和希望：汤老师既是亲人、师长，又是神往的“理想”。而汤老师对她的信任则仅限于人品和业务层面。小余这种价值认同的升华，展现了女性情感世界中的一种潜在力量，如同大地般宽广无私。

农场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汤老师决定屠杀用于繁殖的牛群以支付工人工资。在屠宰日子里，小余被派遣到上海，去找汤老师的前妻签署农场股权委托书。这显然是顾及她的内心感受，那些牛对她而言，不仅是她精心喂养的生命，还是牲畜繁殖与成功发展的希望。

当小余回到沙洲农场，只见牛棚里孤零零的一头小牛，而汤老师正与农场转让评估人员把酒言欢，同事当面夸赞她养的牛的口感肉味，这犹如生吞活剥她一般，但她强忍痛苦，理解杀牛卖肉是无奈之举。汤老师用美丽的谎言安慰她：“有了资金，牛想要多少都不是问题。” 然而，当小余姑娘得知农场融资实际上变成了土地承包权转让的套现交易时，无疑面临绝望打击。她多年的辛勤努力付诸东流，“人人都吃得起的有机食品”的农场梦想将化为泡影。

在噩梦连连的夜里，她来到汤老师的住处，忍不住放声哀哭，流露出情到深处的伤感。在导演有意淡化的镜头下，汤老师显得矜持而世故，他递上一张纸巾，颇具玩味地安慰她说“哭吧”，表明他接受命运的安排。当一夜飓风来临，沙洲农场被吹得七零八落，加上拖欠农民的土地租金，身陷经济纠纷的汤老师选择不辞而别，留给小余姑娘的是一张“随心之所欲，不弃未来”的陈词滥调……

在这中间，还贯穿着一条小余陪伴母亲返乡祭奠亡父的线索。事实是，返乡无门，归家不能！它隐约透露出小余的家庭背景。家园的离散，使得小余把希望都寄托在自己劳作的土地之上，将沙洲农场视为家园，期望在此安放父亲的亡魂和母亲的晚年。

在全片的拍摄中，导演总体使用了一种自然克制的写实手法，演员也倾向质朴本色的演出。唯独在描绘人物内在情感时，间入超现实片断：汤老师围篝起舞，妈妈对话鬼魂，小余更是挽弓搭箭，狂跑追赶、暴食彷徨。这些镜头的运用，不仅有效的烘托出矛盾挣扎的心灵世界，还投射出导演对角色人物的主观塑造：汤老师身上男性游牧的功利属性；妈妈上辈女性面对不平的皈依放弃；小余，则表现为一种淤积的内伤状态，这也通常是现代人的精神处境。

还有一些看似平静的剧情，值得细细体味。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汤老师用诗化的空洞意象，概况人生的虚无和理想的破灭，所谓“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后来更是跑路换地。对比之下，尽管小余姑娘无法改变农场的败局以及汤老师远去的身影，可生活对于她而言没有失败一说。看似柔软的小余姑娘，在一顿痛哭之后，埋葬了母亲的苹果，俯身大地，在飓风中在悲愤里抢收……表现出女性特有的坚强韧性。导演同样不惜大量空镜头，赋予理想主义悲壮的诗情画意。

全剧最后，小余在满目苍夷中寻得牛犊，并把它带到一处水草丰美之地，她以慈母般的口吻抚慰它“不怕！不怕！”……充满爱意的象征性落幕台词，与片头那只汪汪牛眼的特写镜头，呼应出全剧充满爱的献祭色彩——善良成为时代的祭品！但同时，它也是找到未来安栖之地的一丝希望。

三、《内沙》的人物能指

汤老师作为“60后”一代人，身上有着中国现代化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落后就挨打”，他们似乎被实用主义的器物逻辑深深束缚。这也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共同犯下的错误，只是中国人缺乏必要的反思与批判，一味沉溺既定经验和习惯思维的现代化陷阱。

现代化，本应是物质与精神的同步进程，是思想观念、社会制度、工具技术以及生活方式的全方位进步。一旦片面追求技术手段和经济效益，忽视了人的生命本质和生活目的，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就像那句“宁可毒死，不要穷死”的野蛮口号，不可忽视它背后的社会合法性，绝非一名地方官员思维错乱的信口开河。汤老师看到“有机农业”的社会效益和商业价值，选择在长江口的沙洲上开垦土地。因为在“以粮为纲”的大集体时代，敌敌畏和六六粉早已泛滥，能够适合做有机农业的土地，也只有类似长江口未曾驯化的荒原沙洲。历史总是充满悖论，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利益短视和矫枉过正如同孪生兄弟，向海河要地要粮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疯狂的盲动。理想主义的善意动机，未必经得起历史考验。汤老师的有机农场充斥自我实现的功利意味，这正是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潜在隐患，也是导演以《内沙》为题的深刻寓意。沼泽沙洲是地球重要的生态系统组成，对它的开垦种植无异于自杀。而人类，似乎在这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对此，导演从一个文化历史的视角出发，让满怀理想的汤老师作为父兄一代人出场。他们迷信工具手段，为了实现宏愿而不惜走向极端。在江河沙洲的沼泽荒原上开发有机农场，这与过去那种为提高粮食产量而不惜大量使用无机肥、杀虫剂、除草剂的行为，本质上并无二致。此外，贫困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后遗症，使得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不再仅是生理上的需求，而变态为通过丰盛、占有、奢华的铺张浪费，满足社会存在的优越体现。这一病态追求又势必需要粮食的高产和价格的低廉，结果指向便是土地产出离不开毒药化肥，注定汤老师的有机农场最终难以为继。

有机农业本是毫无新意的原始生产模式。可是，有机食品在物质丰富和技术发达的时代却成为一种奢侈品，这是现代文明造成的一大另类贫困，并触发中产阶级社会普遍的焦虑不安。控制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所谓“市场黑手”，它可不会像随便扔骰子一样投放有机食品。汤老师试图打造“人人都吃得起的有机食品”，显然是充满乌托邦色彩的美好愿望，这也是他以及历代知识分子常犯的幼稚病。食品安全是系统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末端的生产关系。也就说，食品安全事关社会觉醒、制度建构和生活方式改变。

电影《内沙》片场工作照

张小余的出现，显然是导演创作过程发现的原型人物。有机农场与善良人性看似不相关的剧情故事，但却是整部作品的核心立场。善良质朴、温顺真诚的张小余，似乎是一个不合理的剧情角色。家庭的种种不幸遭遇，对于年轻的小余姑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创伤打击。然而，张小余并未被这些不幸击垮，她始终保持着那份与生俱来的善良和乐观，这源自女性强大的天性，或者说是导演和演员共同叠加的天性投射。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女人总是成为收拾烂摊子的最后守护者，不论男人们出猎还是征战，都会收获灾难性的伤亡病残苦果。工业革命以来，男性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是建立在女性主内以及繁重家务劳动之上的。张小余为了帮助汤老师实现“利国利民”的生态农业，不计个人得失，既无股权也没薪水，没日没夜地勤奋工作，成了被理想主义俘获的奴隶。这是全剧中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触点，而它又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群体的普遍角色，她们不仅要默默无闻为胜利者做贡献，还要为生活中失败者全盘买单。

大历史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不仅是少数人的伟大创造，还有无数默默无闻者的贡献付出。她们如同大地一般宽广、善良和包容，正是这种奉献精神构成了历史生生不息的原动力，避免了极端的自私、膨胀的欲望和扭曲的人性走向彻底的毁灭。

四、杨弋枢的有机主义

在《内沙》中，汤老师的理想主义和张小余的奉献精神，无不展现了人性中光辉美好的一面。这正是导演杨弋枢试图传达的有机主义艺术理念和生活态度，也是对工业文明下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有机农业，不应仅仅是一种市场产品，更该是一种对土地、对人性、对家园坚守的良知态度；爱和善良，是人的有机品格，是守护人类家园的源泉。

在有机农业之外，人性似乎是最本质的问题所在，贪婪的欲望、膨胀的权力和惯性的思维，与有机主义的低碳生活理念完全格格不入。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均为父权制衍生物，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到文化、学术、媒体，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既定秩序，沿袭了宁可毁灭一切也不甘下风的刚性逻辑，它是造成现代世界恶性竞争不断升级的文化根源。

电影《内沙》片场工作照

《内沙》对人的善良与爱进行了捍卫性注释，是导演与演员们的集体成就。导演在编导过程中，没有遵循既定的安排设置，而是对于演员的原型生活、自我主体和真实品格给予了输入和重现，使得成片以后，既展现出演员表达的鲜活性，又释放出角色人物的现实张力。这种从实际生活中发掘人物角色的创作手法，需要生活和时代的双重洞察力，创作过程也面临耐性考验，并存在更多不确定的风险。这无疑是导演坚持的有机主义创作理念：在以导演为中心的思考维度下，赋予演员更多自觉表达，而不是技艺性角色扮演，其形式风格更接近日常，其核心价值也更具有时代指向性。

当然，《内沙》最为重要的依然是，杨弋枢透过张小余这一善良、勤劳和坚韧的原型人物，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有机主义人文立场。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极少数人主宰着世界，他们让全部女人靠边站，让一大半男人成为奴隶和炮灰，在这样扭曲病态的历史生活中，不可能产生健全的人类世界。《内沙》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启示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命运现状。世界亟待走出传统的权力秩序和价值体系，它不是性别之间权力之争，而是理智与良知的回归，有机生活以避免自毁前程的无谓内耗。

电影《内沙》片场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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