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书法在重庆

东坡书法在重庆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诗稿》（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苏东坡的两度经渝，除了留下斑斑可考的踪迹，以及脍炙人口的诗文之外，挥毫题字也自在情理之中。例如，三苏父子游览丰都平都山仙都观时，便作有同题诗，苏轼诗题曰“留题仙都观”，可见当时或有墨宝相传。又如东坡《题云安下岩》云：“子瞻、子由与侃师至此，院僧以路恶见止，不知仆之所历有百倍于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书。”“丁未”乃治平四年（1067），即二苏护柩返乡之时，“云安”指夔州路之云安军，大致相当于今重庆云阳。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云安县西有下岩及下岩寺，寺为唐末刘道微所凿建，苏轼、苏辙、黄庭坚均有题字镌石于此，只可惜这些先贤遗迹已然湮没不见。根据学者周康考证，东坡留与重庆的书迹，至少还有罗汉寺“宝素亭”题字、崇因寺“弟一山”题字、飞雪岩诗刻等，均是东坡行渝时手书而付诸贞珉者，如今泯没无踪，令人叹惋。

今天有幸保藏在重庆地区的东坡书法，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东坡苏公帖》与《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诗稿》为代表，前者为石刻，后者为墨迹，均堪称传世东坡书迹之烜赫名品。

《东坡苏公帖》是宋代党文宝于杭州刊刻的东坡个人集帖。原石为两面刻，每面文字分为5段，凡5帖，分别是《跋所书小楷》《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诗三十首》《中山松醪赋》《与佛印买田阳羡帖》《楚颂帖》，因《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诗三十首》所占篇幅尤多，故又名《洋州园池诗碑》。周康认为，该帖刊于绍圣元年（1094）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之间，为避崇宁党禁之祸，不知何人将原石沉入西湖。直至明代正德年间，杭州知府杨孟瑛濬治西湖，无意间打捞出土，帖石方得以重见天日。杨孟瑛为重庆丰都人，因力主疏浚西湖，触犯了当地豪强，后被弹劾罢官。解组之日，杨氏将《东坡苏公帖》帖石载归重庆，立于府学。民国初年，帖石被移入巴县图书馆。抗战期间，因不幸罹逢战火，帖石下半截杳无去向，今上半截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东坡之书法在其生前即享有盛誉，北宋以来裒辑苏帖而刊刻上石者不绝于史，如《姑孰帖》《群玉堂帖》《澄清堂帖》《郁孤台法帖》《凤墅帖》等著名宋代丛帖皆收有东坡作品。而专门收录东坡个人作品的宋代丛帖，以《东坡苏公帖》《西楼苏帖》允称典型。然而，宋刻苏帖几乎只有拓本传世，唯有《东坡苏公帖》的半方残石能够度过重重劫厄，依然光彩夺人，其历史文物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诗稿》，又称《黄州定惠院二诗草稿》，传为东坡所书，据其信笔草草、勾乙涂改之迹可知是诗稿。该诗稿目前有两个版本的墨迹存世，分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二者重合度极高，堪称“双胞胎”型作品，可以判断其中必有伪本。

关于故宫藏本，学者徐邦达经过数年的研究，发现故宫本第二首诗第十二句“空有千篇凌鲍谢”的“空”字缺少下半部的“工”，误为“穴”字，“且此处纸无破损,可知真迹原底已残去下半，临写的人不知道，当它原是‘穴’字，就写成这样了”，由此判断故宫本是“古临写善本”，并非东坡原迹。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故宫本中还有“江云有态清自媚”之“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之“泻”、“饥寒未至且安居”之“居”，更可印证故宫本为后人所摹。相比之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本之“自媚”“空”“居”等字皆完好无损，但“竹露无声浩如泻”之“泻”同样只有左半边三点水，而纸张并未残损。学者赖志明认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本亦是摹本，其产生时代较故宫本更早，所以文字残缺没有故宫本严重。尽管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本可能同属伪本，但并非向壁虚造，而是渊源有自的东坡书法的复制品。正如把神龙本《兰亭序》视为“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书法一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诗稿》也是研究东坡书法极为珍贵的参照。故宫本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本的高度重合，恰恰说明二者临摹之精密，可信度较高。东坡传世书迹，绝大多数都是日常化的诗文誊录，或是以固有诗文为基础的艺术创作，像《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诗稿》这样的草稿极其罕见。诗稿的存在，不独对于探讨东坡的日常书写意义非凡，而且展示了诗文词句逐步构思、涂改、订正的痕迹，对研究东坡的文学创作同样弥足珍贵。

来源：重庆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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