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谈论性骚扰话题，这节目原来是她拍的！

2005年，重庆某小学女教师，准备完证据后，通过律师起诉了自己的校长。

5年前，她开始收到该校长的短信。尤其是在晚上非工作时间，校长会给她发一些诸如“我想你”，或“认识你，但不能拥有你，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等之类的短信。

校长并不是在追求这名女老师，而是在借助职务之便、行骚扰之实。但因为工作上的从属关系，她没能对他的骚扰，表现出斩钉截铁的拒绝。而是几乎每次都以“顾左右而言其他”的方式，回复了他的信息。

这让女老师感到身心俱疲的骚扰行为，就这样前前后后持续了5年之久。在这5年里，每次被校长短信骚扰后，她都会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舒缓自己被压抑的情感。

直到2005年，眼瞅着精神要陷入崩溃的女教师，把这5年积攒下来的日记，和从移动营业商调取出来的短信聊天记录，当成呈堂证供，把校长告上法庭。

遗憾的是，法院最终的受理结果是，该校长并没有被判决成性骚扰，而是被裁定为“行为不当”，处罚结果是被调离岗位，与女教师再无工作交集。

女性的力量

上述案例，是律师吕孝权，在去年播出的《第一人称复数》里，聊到性骚扰的问题时提及的。在这个体量只有8集的人文访谈类节目里，名为《这就是性骚扰》的前两集，集中探讨的就是性骚扰的问题。

即便已经播出一年，现在再去重温，依旧会觉得它的尺度极其大。比如访谈开场，话题发起人周轶君就率先抛出观点：在一个女性成长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碰到过性骚扰的！

紧接着，嘉宾们就通过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经验，摆事实讲道理地去证明，周轶君这句话的准确性。

比如，电话性骚扰（它对应了电信和互联网渠道下女性的生活经验）。

比如，露阴癖（它对应了来自陌生人的性骚扰）。

比如，以“荤段子”做幌子的性暗示（它对应了来自熟人的性骚扰） 。

但是，揭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不是这档节目最厉害的地方，而是它能挖掘出这个社会现象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讨论它产生的缘由和解决方案——说白了，就是探讨隐藏在性别背后的权力问题。

第一人称复数

乍看之下，这绝对是一档标准的、犀利的女性谈话节目。

撇开女性身份居多的对谈嘉宾不说，最主要的幕后主创，比如总制片人王晓楠、主持兼导演策划周轶君、总导演兼剪辑任长箴、节目策划张越。这些决定节目调性的人，是清一色的女性。

从左至右依次是：周轶君、张越和任长箴

但在总导演任长箴的眼里，她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直言不讳地否定了“女性节目”的定义。用她的话说就是：本质是不希望用“女性”标签来局限了这档节目的表达，因为关于《第一人称复数》，更值得观众关注和感受的，是深刻的洞察、多维的思考、严肃的表达等方面，也就是“知识分子气质”。

也就是说，在任长箴的思路中，她是要用“知识分子气质”替代“女性主义”的。这个决定，让节目具备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度。比如，尽管嘉宾的主要身份是女性，但她们在节目中传递出来的气质，更是知识分子的。

这些知识分子，专注在某一个研究领域，积累的知识足够支撑起这档节目的专业度，所表达的也都是富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智慧的内容。

也正是因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身份基础，决定了他们在选择这档节目的选题时，不限于女性话题，而是更广阔的聊“感兴趣的所有话题”。用任长箴的话说就是：在最初策划节目时，主创团队就抛弃了女性的概念，先去思考对什么感兴趣，如果大家觉得有意思想展开聊聊，就会决定选择这样的话题。

所以8集节目里，除了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性骚扰”之外，剩下6集的内容如“全宇宙”、“植物学”、“人工智能”以及“动物进化”等，虽然在具体聊时会有涉及女性的点，但整体来看丝毫没有当下市面上流俗的“女性特质”。

任长箴

在任长箴看来：“女性可以讨论任何话题。而关于男性和女性话题的界定，其实也包含了刻板印象。女性可以讨论任何话题，男性也是。”

导演任长箴

任长箴被更多人熟知，是从第一季的《舌尖上的中国》开始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不少人觉得任长箴的工作只有拍纪录片。

实际上，任长箴老师的的职业生涯，是从女性访谈节目开始的。

1997年，《半边天》周末版主持人张越去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简称“广院”）跟大学生们做交流。演讲即将结束时，她欢迎有意愿的同学来节目组实习。在被学生们包裹得里三层外三层时，张越看到人群外有一个衣着朴素、梳着短发、看着又蔫又憨的姑娘，直觉就是这姑娘“一看就是那种不娇气、不矫情的人，干活绝对是把好手”，就朝她一指，说“那小孩，你跟我走。”

任长箴

就这样，任长箴开始在央视的《半边天》栏目实习。也就是在这个实习过程里，任长箴表现出对拍纪录片的强烈渴望。因为访谈节目的核心是主持人，由主持人来把控对谈节奏和现场，编导的作用相对要弱一些。而任长箴学的是纪录片专业，对她来说，纪录片能表现独特的生命情景和个体故事，那才是更加广阔的天地。

几个月以后，任长箴就转向了自己更熟悉也更感兴趣的纪录片领域，她希望能根据自己的思路拍摄镜头，用镜头讲述故事、表达思想，所有控制权都在自己手中。

虽然职业生涯从《半边天》启航，但是任长箴之后做的这些内容，没有明显的性别概念，历史、人文、地理、农业、科教，在题材上她涉猎广泛。长期泡在农村，她对采访名人的兴趣不大，反而对民间、自然的东西更感兴趣。所以就拍了很多快要失传、但很实用的民间手工艺技术。

后来别人邀请她做第一季《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也是因为这段纪录片拍摄经验。也是从这时开始，任长箴为更多人所熟知，在圈里有了更高的江湖地位。

拍摄《舌尖上的中国》时的任长箴

但这并不是说，任长箴就把自己局限在了纪录片的领域里。她的职业生涯从谈话节目开始，她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也是谈话节目。所以制片人王晓楠和记者周轶君跟任长箴聊想做一档访谈类节目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谈话节目就是跟张老师捆绑在一起的，所以这次做谈话节目，必须得有张老师”。

在嘉宾的选择上，任长箴倾向于“特可爱的自然人”，至于对方的观点是什么、谈得好不好，都是第二位的。“我们不认为嘉宾说的所有话都是正确的，前提是她们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亲近人的。”

一直以来，任长箴做节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找到一群有观点、却不说教的人。在任长箴看来：所谓“说教”，就是重复观众已经知道的问题、教条式的指导观众应该怎么做，但可能自己也做不到。这种单一维度的价值观输出，是一种“虚伪”的正确，是不应该出现在一个谈话场的。

任长箴

就像任长箴说的：“现在年轻人最烦别人的建议，我也最讨厌给年轻人建议。”

所以，距离《半边天》26年后，任长箴再次操刀访谈类节目时，初衷还是要让嘉宾的讨论应该只是增加不同维度，打破一些原本的认知，让思考空间能更加广阔。而不是坚持某一维度的“正确”，这对于谈话节目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对谈本身也是。

说白了，任长箴就是想在所有人都在强调自我输出的当下，为知识分子和受众之间，构建一个永远真诚的谈话场域。

8月31日，任长箴老师开设的《任长箴纪录片工作坊》就要开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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