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红色特工负气出走，周恩来立即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劝回

一份神秘电报揭开一段秘史

1943年9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延安收到了一封来自重庆董必武发来的一封甲级密电，电文中说：“在整风学习中，梓木私自出走，彻夜未归，据说在康庄，现在正在催促其早日回来。”

周恩来在重庆

收到电报后的周恩来十分着急，立即电复到：“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催促其安全归来。”

梓木到底是谁，为何他的出走会引起周恩来的高度关注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地将他找回来？

要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了解董必武提到的“梓木”是何许人也。

弃文从武的神秘特工

上文中提到的“梓木”就是王梓木，他189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的木兰县，他早年父母双亡，靠着哥哥把他养育成人。他八岁的时候就被哥哥送入当地一家有名的私塾进行学习。七年之后，因为家庭贫困被迫辍学，一直到20岁的时候再次获得了读书的机会。

1918年，已经是23岁的王梓木考取了黑龙江省省立第一中学，后来又进入沈阳高级师范学校和北京燕京大学读书。

王梓木和同事们

1924年，他考取了英国教会在北京开设的英文学校。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纷纷走上街头组织游行，声援上海各界人士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而王梓木目睹了英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屠杀爱国人士，他回到学校后撕碎了积累多年的英文课本和资料，和同学们一同走上街头，揭露了英帝国主义者利用教会学校的名义企图通过改变中国人思想的险恶用心，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教会学校。

经过多方打听，他得知西北陆军学校在招生于是他萌生了武装救国的想法，报考了西北陆军学校。

1925年7月，30岁的王梓木考入了西北陆军学校，并且在当年10月由顾兆余、李国荃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他可以为党在西北陆军学校当中开展工作，发展和组建党的基层组织。

为了更好地为党从事地下工作，1926年王梓木加入了国民党，以西北军上尉政治教员的身份为掩护，活动在国民党部队之中。

1926年9月，冯玉祥访问苏联回国后在绥远五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为了充实其力量，冯玉祥决定成立军事政治速成学校，王梓木也进入了这所学校就读，他在学校就读期间，一边读书一边秘密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积极发展党的地下组织，默默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冯玉祥

王梓木毕业后，先后在西北军中担任部队参谋、政治教员、组织干事、机要处长等职务，他利用这些职务作为掩护，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秘密任务。

1930年4月，中原大战期间，王梓木在冯玉祥部第十三路军担任参谋处长，在陇海路北侧指挥作战时不幸负伤，因伤势严重右腿被截肢。

1931年6月，在王梓木的伤势尚未痊愈的情况下，接到返回部队的命令，当他回到部队后不久，十三路军遭到了溃败。与此同时王梓木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2年春，王梓木在济南落脚。期间在西北陆军学校校友的资助下开设了一家书局。这年秋天，他和友人在天津成立了人文印务社，并且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继续为党从事秘密工作，并利用开设书局所得作为党的活动经费；通过开设印务社的便利条件，为党印制了大量的宣传材料。

1934年的夏天，人文印务社因负债倒闭。与此同时，因叛徒的出卖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地破坏。王梓木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脱离了险境后乘火车来到了北京，找到了军校的老同学耿耀张，耿耀张得知王梓木目前窘境后，介绍王梓木去泰安投奔冯玉祥，还为他买了车票。

耿耀张

来到泰安之后，冯玉祥有意将王梓木留在自己身边，为此还专程去南京推荐他为少将参议，并许诺月薪400大洋。当冯玉祥回到泰安和王梓木说到这些的时候，王梓木婉言谢绝了，他向冯玉祥如实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冯玉祥理解王梓木的处境，于是也就将王梓木留在自己身边生活。

1936年王梓木与天津的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同时也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且担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情报处长。组织上考虑到王梓木曾在西北军效力，后期又在冯玉祥处闲居多年，希望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对冯玉祥、张学良和韩复榘等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

1937年6月，王梓木来到延安在抗大和中央党校担任军事教员，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一些重要部门迁往武汉。

争取昔日同窗为国效力

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立，王梓木作为工作人员的名义跟随周恩来前往武汉，住进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担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担任副书记。周恩来考虑到王梓木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各种关系十分有利于进行统战工作，经过讨论决定，王梓木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工作，对外名义为八路军驻重庆的高级军事参议，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国民党军事统战和情报工作。

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原本负责南方局军事组工作的叶剑英被调回延安工作，王梓木就接替了这一工作，同时还成为了南方局统战委员会的一员，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重庆设立的高级军政情报网的负责人，掌握着许多极其机密的情报和我党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里潜伏人员的名单。

周恩来和叶剑英

从1943年开始，王梓木还兼任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

有一天，王梓木到重庆的珊瑚坝机场送人的时候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昔日同窗耿耀张，他十分高兴，一再感谢当年在北京的时候对他的帮助。

这个时候，耿耀张正在负责国民党军队第一支正式装甲兵部队的训练工作，王梓木觉得自己的老同学耿耀张是一个可以进行统战的对象，就约他周末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做客。

一个星期天，耿耀张来办事处找王梓木聊天，王梓木直接把他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向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他的情况和过去对自己的帮助。

周恩来说：“耿将军，我们的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帮助，现在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更加要团结在一起，一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抗日。”

随后王梓木和耿耀张单独聊了许久，分别之际，王梓木和耿耀张说：“你以后不要随意来这里，现在虽然说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但是我们办事处四周都布满了特务，经常来这里的人会引起特务的怀疑，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几天后，耿耀张通过电话约王梓木出门吃顿便饭。在餐桌旁，王梓木了解到耿耀张要前往印度，就和他说：“耀张兄，能否帮我们一个忙呢？”

耿耀张说：“老同学尽管开口，我一定帮你办到”

王梓木：“你能不能在印度期间帮我们买一些盘尼西林，虽然美国给了中国不少这个药品，但是分到八路军手里的屈指可数，重庆的药店里虽然也有，但是价格很贵，我们实在买不起，多少战士因为缺少药品而牺牲。”

耿耀张说：“我到印度之后一定留意。”

等几个月后耿耀张从印度回来时，除了自己的行李之外，还带回来100瓶盘尼西林交到了王梓木的手上，这些盘尼西林通过秘密战线的不断转移，分别转运到了各大根据地，挽救了许多八路军将士们的生命。

中式59式主战坦克

耿耀张和王梓木进行了多次接触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新的正确认识。1949年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夕，这位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机械专业的山西汉子，中国第一支专业化、正规化装甲兵部队的缔造者毅然决然地婉拒了国民党许下的高官厚禄，选择了站到了人民的一边，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解放之后，他成为了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系的教授，主持设计了新中国第一批主战坦克（59式），还为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负气出走险些被特务带走

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带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部分干部返回延安参与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留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日常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安排，南方局开展了整风学习的活动。

9月的一天下午，南方局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轮到对王梓木进行批评教育的时候，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对王梓木平时的工作作风和性格问题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最后还说他是“西北军的封建军阀余孽”。

一听说自己是“军阀余孽”，王梓木气不打一处来，当场与这个年轻同志争吵了起来。散会后，董必武批评王梓木不能正确看待同志们之间的意见，正在气头上的王梓木又和董必武发生了口角。

重庆冯玉祥旧居

回到屋子之后，王梓木越来越想不通，一气之下，竟然独自拖着病腿，离开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叫了一辆黄包车来到了冯玉祥在重庆设立的办事处上清寺康庄2号楼。

来到康庄2号楼之后，冯玉祥接待了王梓木，王梓木将他的遭遇和冯玉祥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听了王梓木的描述后，冯玉祥平时最不愿意听到别人说自己是军阀，王梓木作为当年自己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干将，竟然被共产党的同志说成军阀，这好像是在说自己，冯玉祥十分生气，于是他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吴铁城，让他把王梓木的八路军的高级军事参议的名额和工资收回去。

然后说：“梓木，你写一封脱离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明，然后留在我这里工作”

听到冯玉祥如此真诚，正在气头上的王梓木考虑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依然下不了决心，于是他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今晚就在冯玉祥的康庄办事处过夜，不准备回去了。

由于王梓木掌握着我党在重庆精心搭建的秘密情报网，光是直接和他单线联系的情报人员就有几十名，尤其是在国民党各部上层担任要职的秘密党员，他们通过王梓木将手中掌握的秘密情报传递至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为党中央进行决策提供重要参考资料。同时，王梓木由于早年是我党打入西北军的秘密党员，在国民党部队中有一定威望，他主动离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无疑是给国民党当局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策反机会。一旦王梓木掌握的这个情报网络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王炳南

南方局的王炳南接到王梓木的电话后，立即报告给了董必武，董必武立即派遣冯玉祥身边的国文教员兼秘书，秘密党员王冶秋和原鹿钟麟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是秘密党员的梁蔼然前往康庄劝说王梓木，希望让他回来。与此同时，董必武将王梓木出走的事情电告远在延安的周恩来，周恩来第一时间做出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促其归来。”

王冶秋和梁蔼然在康庄办事处劝说了整整一个下午之后，毫无进展，二人只好重新回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董必武进行汇报。而此时董必武已经十分焦急，告诫二人说：“恩来同志已经做出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将梓木同志劝回来。”

于是，二人在接到命令之后再次来到康庄办事处，继续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但是一直到天亮，王梓木依然不愿回去。正当梁蔼然和王冶秋面面相觑的时候，康庄办事处门外突然出现了吵闹的声音。

王冶秋推开窗户一看，竟然是王梓木的妻子郑德芳抱着一岁多的儿子在和门卫争吵执意要见到自己的丈夫。和她发生争吵的人是康庄办事处的处长戴树勋。

王冶秋见状立即跑下楼和戴树勋说：“戴处长，这是王梓木的妻子”戴树勋确认了这个女人的身份后，让卫兵把院门打开，王冶秋将郑德芳带到了三楼王梓木居住的房间。

董必武

郑德芳一进入房间后，就把孩子往王梓木怀里一放，然后坐在床上大声地哭了起来，说家里有了事让王梓木马上回家。这个时候王冶秋也和王梓木说道：“老王，你这样做，既对不起党，也对不起德芳和孩子啊，就算是你看在她们娘俩的面子上你也应该回去啊。”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王梓木也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把桌子一拍说：好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回去！王冶秋立即回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把此事告诉了董必武，办事处第一时间派车将王梓木夫妇和孩子接了回去。

当他们走后，就有两个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少将军官来到康庄，自称是王梓木的朋友要见他，康庄办事处戴树勋处长说：“真不巧，王梓木十五分钟之前刚走。”

二人只好悻悻而去，后来经过调查，这两名身着国民党少将军装的人正是戴笠派出的军统特务，准备把王梓木带到戴公馆进行策反，结果他们扑了个空。

但是，依照军统的做法岂能善罢甘休，他们组织起了重庆的流氓地痞和小特务们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门口大呼小叫，说是王梓木被共产党秘密处死了。而国民党控制的当地报纸也在舆论上添油加醋，造谣生事，对我党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得知后，专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进行辟谣，让王梓木公开在媒体面前出现。而这次劝说王梓木回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王冶秋后来被国民党军统列入了暗杀名单，幸好这一情报被我党统战人士得知后，派人向戴笠担保王冶秋不是共产党，这才让王冶秋逃过一劫。建国后，王冶秋担任了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

而王梓木回到办事处后，主动向董必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出了深刻的检讨，经过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一致考虑，王梓木于1944年12月跟随周恩来回到延安，担任了八路军高级参谋。

回到延安，得到毛主席勉励

王梓木回到延安之后，第一时间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检讨书，向毛主席承认了自己在重庆因为一时糊涂，对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的严重错误。

毛主席为此专门为王梓木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梓木同志，你来的信我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今日希望你以后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经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刻刻地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挫折就会在思想上更进一步的，那么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

毛主席在延安

毛主席的回信无疑让王梓木深感亲切，也让他的内心十分感动，从此之后他把这封信一直带在自己身边。

抗战胜利后，王梓木申请去东北工作，建国后王梓木曾经担任了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辽宁鞍山市委副书记、鞍山市常务副市长，为鞍钢的建设和鞍山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8年7月，王梓木担任了辽宁省副省长。

1967年6月18日，王梓木去世，终年76岁。

1978年3月18日，中共辽宁省委为王梓木在沈阳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