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中泪水到商道繁华：李穑与元大都的千年故事

“人心天命奈吾何，回首燕都涕泪沲。蒿里风沙吹石马，天街荆棘没铜驼。”

这是高丽王朝名臣李穑在得知元朝灭亡后，写下的诗，充满依恋之情。李穑曾三度在元大都居住。高丽王朝（918年-1392年）前后10次、共派19人参加元朝科举，其中9人成功（宋朝时8人科举成功，但7人是留宋的学生），李穑和他的父亲李榖成绩最佳。

▲李穑。（资料图）

李穑说：“元兴百余年，进士位宰相者甚鲜。高丽士科，一人累官至大夫者，惟樵隐先生（李仁复）与吾父子而已。”李榖的成绩是二甲第八名（第一次没考上），李穑的成绩是二甲第二名。

因成绩突出，李榖与李穑都曾在元大都任职，李穑还进了翰林院，办公地就在今钟楼后。李穑在诗中写道：“干戈倒载三军凯，玉帛来趋万国同。编取中和乐职颂，小臣当使播无穷。”以身为元臣而自豪。可几个月后，李穑便辞官回高丽了。李穑在朝鲜史中有名气，但他只是当时在京的数千（甚至可能数万）高丽人中的一个，追寻他们留下的痕迹，可知元大都海纳百川、多元并存的气度。

据学者舒健在《銮坡春色：高丽人眼中的元大都》（銮坡是翰林院的别称）中钩沉，明初时，李穑出使南京，朱元璋说：“汝在元朝为翰林，应解汉语。”李穑匆忙应对：“请亲朝。”朱元璋不解：“说甚么？”李穑甚局促，明礼部官员只好解释说，李穑久不入朝，汉语已生疏。朱元璋笑曰：“汝之汉语正似哈纳出（元末大臣，木华黎之后）。”

元大都胜在三点

1294年，罗马教皇钦使孟高维诺至元大都，惊讶地说：“世界王公地之广，人口之庶，财赋之富，无有能与大汗陛下比拟者矣。”

马可·波罗称，大都十二座城门外（实为十一座），“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在元大都的基督教徒、回教徒、契丹人中，占星者、巫师约五千人，衣食仰官赐，不为它业。

据王恽《乌台笔补》，1252年时，大都在城回回户达2953户，“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毫差役”。

元大都还有很多高丽人。

高丽忠烈王曾说：“朝觐，诸侯享上之仪。归宁，女子事亲之礼。”学者桂栖鹏在《高丽人入仕元朝考论》中钩沉，元泰定（1324年-1328年）年间，高丽人曹頔、蔡河中等诉高丽忠肃王于元廷，居大都的2000多高丽人参与此事。1354年，高丽人印安回报：“（元朝）太师脱脱领兵八百万攻高邮城，柳濯等赴征军士及国人在燕京者，总二万三千人以为前锋。”数字虽夸张，亦可证元大都高丽人之多。

元大都胜在三点：

其一，宗教宽容。马可·波罗记：“每逢基督教的主要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他（忽必烈）都照例行事。而在萨拉森人、犹太人或偶像信徒的节日，他也举行隆重的仪式。”

其二，重视商业。忽必烈曾下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其三，文化灿烂。高丽人庆复兴曾称：“本国父老弟子，或以功名，或以朝觐，用宾中国。”

成吉思汗推行重商主义

第一点不必论，第二点引人好奇。

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说：“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的酒是马奶，甜食是一种形状似松的树木所结的果实，他们称之为忽速黑。在当地，除这种树外，其他结果的树不能生长……他们当中大异密（大将军）的标志是他们的马镫是铁制的；从而人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样了。”颇有偏见，但草原民族初期确以游牧经济为主，商业不发达。

学者刘政在《斡脱商业与元代社会》中钩沉：1206年，成吉思汗登基，1217年，便令他的儿子、那颜（贵族）、将官，各从部署中抽两三人，分别给他们一个金巴里失（值当时波斯币的2000第纳尔）或银巴里失（相当于200第纳尔），作为本钱，让他们去算端（古中亚对统治者或宗教领袖的尊称，又译苏丹）的国土做生意，共招募450名商人。他们是最早的斡脱商人，成吉思汗开始推行重商主义。

蒙古大汗对斡脱商人极宽容。志费尼记，一名商人领了500巴里失，却乱花了，后又领了500巴里失，还是乱花了，第三次来领，底下人不敢给他通报，窝阔台（蒙元第二位大汗，成吉思汗与正妻生的第三子）却说，他乱花了，这钱也被我的臣民赚走了，又给了他资本，只是嘱咐别再挥霍。

斡脱商人依靠权力获得资本，很像唐朝的“兴胡”（亦称兴生胡）。当时各部门常将“公廨本钱”贷给“兴胡”，按月取息，安禄山便钻了这个空子，“招辑商胡，为店立肆”，为谋反积累了资金。

“到中国海只能乘中国船”

可能是防安禄山叛乱重演，蒙元集中管理斡脱商人。

拖雷（成吉思汗第四子，他的儿子蒙哥、忽必烈均称帝，另一子旭烈兀是伊尔汗国开国者）死后，妻子唆尼和帖尼求拨给一名斡脱，遭拒。据后来伊尔汗国丞相拉施特的名著《史集》记：“（唆尼和帖尼）哭了起来，说‘我的心爱的（指拖雷）为谁作了牺牲，他为谁死了’，这话传到合罕（即窝阔台）耳朵里时，他说：‘她的话是对的。’于是他请求她原谅，并允准了她的要求。”

斡脱商人是双刃剑。

从坏的方面说，一是易生腐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权臣均有暗箱操作；二是在权力加持下，高利贷泛滥，百姓苦不堪言。

窝阔台曾下令：“仍命凡假（意为借）贷银岁久，惟子本相侔（意为等同）而止，著为令。”即长期欠债者还本即可，不必还利。同年耶律楚材建议用官银代还高利贷，“汗庭出银七万六千锭”，却只是权宜之计，直到元末，高利贷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好的方面说，斡脱商人资本充足，有利商业升级。元朝中期起，斡脱商人转投“官本船”，“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利润官府取七成，贸易人得其三。

学者刘政钩沉，元代泉州港与99国有贸易往来，广州港与146国有贸易往来。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印度古里佛港（今加尔各答）同时看到13条中国商船，他听说，到中国海只能乘中国船，可见斡脱商人们竞争力强。

喜欢与中国商人结伴

元大都商业繁荣。据郭超先生《元大都的规划与复原》一书，主要有三大市场。

一是钟楼市。郭超、王灿炽认为“明北京钟楼是在元大都钟楼的‘旧基’上重建”（此说有争议），钟楼市就在周边，占地“百亩”（元亩约为今0.89亩），有缎子市、皮帽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珠宝）市、穷汉市等。这里也是元大都的“国市”，接驳国际贸易，“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珍宝毕来”。

一是羊角市，在西四附近，面向民生，有羊市、牛市、马市、骆驼市、穷汉市等。

一是东角市，在东四牌楼西南，亦面向民生，有菜市、灯市、花市、柴草市等。

元大都另有“大市街”，即11座城门大街和海子北岸斜街的两侧；每座城门的关厢还有城关市；加上“贩夫逐微末，泥巷穿幽深”。

元代商税常制为“三十税一”，“酒醋课”则“十取一”。据《元史》，天历年间（1328-1330年），大都商税10.3万余锭，加辖地8000余锭，占全国商税94万锭的11.8%。

据学者张雪慧在《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中钩沉，当时高丽汉语教材《老乞大》中，高丽商人李某到元大都贩布和马，称“咱每（们）则投顺承门关店里下去来”，就是奔羊角市。他对自己的经商知识很自负：“你谩（意为欺骗时，读瞒）不得我，我又不是生达达、回回……你怎么谩得我高丽人。”

高丽商人喜与中国商人结伴，因“他是汉儿人，俺沿路来时好生多得他济，路上吃的，马匹草料，以至安下处，全是这哥哥生受”。

是大都人也是世界人

《老乞大》中，高丽商人从元大都买走很多书。一类是朱熹等理学家的著作，因高丽普通人家的儿童也学“汉儿文书”；一类是“平话”（小说），“闷时节好看”。说明文化也是元大都吸引力的一部分。

学者桂栖鹏钩沉，仅史籍中载，仕元高丽人便达71人，且质量奇高，40人在三品以上，达56.3%，远胜汉人和南人。

因高丽王长期派族子和“衣冠子弟十八人”入质，任宫廷戍卫，可参加“别里哥选”，即元帝直接任官，升迁极快。元朝武职可承袭，高级军官子弟亦高级军官。高丽士族女入元宫为妃嫔、皇后者多，亲随易得官。

元代靠科举当官难，从吏员干起，逐级提拔，难至高品，靠“根脚”（出身）上位，直接独当一面，易出成绩。

本文开始提到的李穑便遭困境。他被分到翰林院，等了3个月才上岗，名义上是从五品，无实际工作，每天“市利朝名共一途，独骑羸马访浮屠”。

21岁时，李穑曾在元大都国子监学习两年，租住在崇德寺。26岁再来大都参加科举，成功后“荣亲”（回高丽探亲），28岁时回大都任职。他不适应沙尘暴，语言不畅，“黄尘眯目语音讹”，3个月就辞职了。

李穑晚年一直怀念大都，称“回首燕都拱八埏，当时赫赫走群贤”，为未能为元廷效力而遗憾：“自恨半途还入谷，不教中国用曾青。”

最有趣的例子是剌马丹，他是高丽人，籍贯“大都路宛平县”，伊斯兰教徒，被元廷派到广西某县当达鲁花赤（督官），墓碑现藏于广州博物馆，上有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他是大都人，也是世界人。

“李穑们”身影何处寻

最重要的遗迹当然是会同馆，本在金中都，1272年迁至新址，原金兀术官邸，今安德路南北滨河公园，东即翰林院（1331年迁至），西即会同馆。

学者林梅村在《马可·波罗在北京》中钩沉，会同馆负责招待各国使节。马可·波罗称：“此总管每夜应供给使臣及其随从人员每人娼妓一人，夜夜更易，不取夜宿之资。”“即便是国王住在里面，也会感到非常舒适。”南宋亡后，幼主到大都，在此住20多天后去上都。文天祥被俘，会同馆以“不受罪人”为名拒纳，转去北兵马司监狱。

元亡后，徐达在钟楼北筑城墙，会同馆、翰林院被隔在城外，钟楼市也被截断，部分房屋被挑去屋顶，填土砌入城墙。城墙中另有大量元代砖瓦和木料，或是会同馆残骸。

大都有几处高丽人聚居区：一是通州张家湾大高力庄，传说唐代已有，在原张家湾小学校内，有元建高丽寺（明代改名广福寺）；一是丰台区花乡高立庄村。

学者杨绍固、刘妙考证，元大都多高丽人修的寺庙，高丽僧义旋曾任“（大都）大天源延圣寺、大报恩光教寺兼高丽国莹原寺住持”，此外宛平县金孙弥陀寺、大都天台法王寺等，均是高丽人捐建。

在房山区与门头沟区交界的灵岩寺，有石经版5块，元代高丽宦官高龙普（高龙卜）捐刻，他是奇皇后（元顺帝第三位皇后，元亡后随元顺帝逃往大漠，不知所终）带来的随从之一，而主持灵岩寺维修的僧人慧月，也是高丽人。

灵岩寺一度是元大都的高丽佛学交流中心，明代则“野寺今无处”，它见证了曾经的多元文化之盛。（完）（原标题：李穑为何难忘大都）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