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亲自下令处死24岁女特务，44年后，叶剑英证明她是我党英雄

1939年的秋天，延安的两个年轻党员经组织批准结为革命伴侣，所有的朋友和组织上的领导都为他们送上了祝福。

仅仅过了两个月，妻子黎琳就接到了新的任务，急需到重庆开展统战工作，尽管很不舍，但黎琳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丈夫李清也支持妻子的工作，两人在延河边分别。

大约过了半年左右，“黎琳背叛革命，加入军统”的消息在延安传播开来，还有人来劝说李清放弃黎琳，别再等她了。

李清了解妻子的倔强，深知妻子对党的忠诚，他不愿相信这个莫须有的传言，坚信黎琳不会背叛革命。

时光飞逝，很快40年过去了，李清从没放弃过寻找，但黎琳始终了无音讯。

直到1983年，组织上派人找到了李清，他们还带来了一份资料，证明黎琳并没有加入军统，她从未背叛过革命，而是改名为了张露萍后为革命牺牲了。

李清捧着资料泪如雨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绝不会背叛党，不会背叛我们的誓言……”

随着这份资料被公开，戴笠特务生涯的滑铁卢、叶剑英和周公馆、息烽集中营……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缓缓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39年11月的一天，重庆某码头的渡轮上，走下来了一个身穿咖啡色长裙，脚蹬半高跟鞋的女学生。

她就是刚刚新婚不久的黎琳，来到重庆后她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张露萍。

码头上有一个高挑的身影正在张望，张露萍看到后迎了上去，亲热的喊了一声：“哥！”

被喊的男子有些不太自然地答应了一声，接过了张露萍手里的皮箱，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人流中。

男子名叫张蔚林，是军统重庆总台报务员，七七事变后，他眼睁睁看着百姓受苦而军统却毫无作为，依旧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上死磕，让他既心寒又愤慨，不想再继续为军统卖命，于是来到了中共南方局驻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想要加入共产党。

为了表示诚意，张蔚林还带来了同样想要加入共产党的军统重庆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

冯传庆在重庆总台的职务仅次于台长，如果他真的加入了共产党，我党就能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对于我党的革命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时的中共南方局军事负责人叶剑英却并没有马上答应，他派人调查了两人的身份背景，确认是诚心投靠后，才表示了欢迎。

经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后，冯传庆和张蔚林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继续留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获取情报来支持革命工作。

可这两人在总台中的职务不方便他们频繁和南方局接触，为了保护两人的安全，必须要找一个人来做情报传递工作，这个人必须要有足够的胆识与勇气，要对党绝对忠诚。

黎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被选中，化身为张蔚林的妹妹张露萍，以探亲的名义，开展情报工作。

黎琳也不是她的本名，她原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父亲在私塾教书，张露萍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爱读书。

读初中的时候，张露萍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并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更加坚定了她投身抗日的决心，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不接受家里定下的婚约，和两个同窗好友一起抵达了抗日圣地——延安。

那是1938年的春天，张露萍拉着沉重的行李箱走下了卡车，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们刚好下课，纷纷上前来欢迎这些新同学。

一位笑容腼腆，面色清秀的男子走了过来，接过了张露萍手中的行李，他就是李清，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在所有人都穿着黑蓝两色的时候，张露萍总是穿着一件红色毛衣，红扑扑的圆脸蛋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站在人群前大大方方的指挥大家伙唱抗日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

如此耀眼的张露萍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追求者甚多，李清也是其中的一个。

张露萍也喜欢这个面容清秀的学长，两人的感情在日日相处中迅速升温，最后在组织的批准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两个月后，张露萍接到了新任务，准备前往重庆，丈夫李清一路送她来到兵站，两人站在风沙滚滚的延河边上道别，那时的两人心中燃烧着红色的火焰，坚信通过不懈地努力，终将迎来胜利的曙光，而他们也会再次相见。

谁也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

初到重庆时，张露萍还写了一封信给李清报平安，诉说思念，后来就再也没写过信，但寄过一小包水果糖，李清一直舍不得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就好像爱人陪伴在身边一样。

直到半年后，李清终于再次听到了关于妻子的只言片语，但没想到是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黎琳（张露萍）叛变了！”

插进军统心脏的一柄钢刀

当张露萍走进周公馆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眼前一亮，这个朝气蓬勃的姑娘正是他们需要的人！

张露萍的工作是担任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地下党特支书记，领导军统局电讯处的几名中共地下党员，成立一个中共特别支部，将搜集到的情报传递给周公馆。

这项工作要求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打入军统，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和军统特务周旋，不得和其他重庆地下党组织有联系，负责和她联系的只有曾希圣和雷英夫。

也就是说，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在其他地下党同志眼中，张露萍将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

张露萍毫不畏惧，以张蔚林家属的身份出入于社交场合，并凭借自己的能力，在电讯总台发展了安文元、陈国柱等5名地下党员，她作为领导成员，指挥着这支小队化为了一柄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每次拿到重要情报后，张露萍就会用一种特殊的墨水写在纸上，水迹干后完全看不出来，她又拿出两张纸币把这张纸夹在中间。

第二天一早，张露萍上街用纸币和报童买了一份晨报，报童接过纸币后紧紧攥在手心里，走到没人的地方后才装作卷裤腿，把纸币藏了起来，七拐八拐后，报童来到了指定地点，把纸币交给了早就守候在这里的接引人。

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张露萍也会自己动身前往指定地点交接情报，每次都要冒着被发现的危险，但张露萍从没退缩过。

在张露萍及其小队的努力下，党中央准确掌握了许多重大情报，让国民党的每一步行动都举步维艰，粉碎了对方想要趁机消灭共产党的野心。

军统一直是戴笠的骄傲，他相信在自己的领导下，必将拿下共产党，可如今一项又一项的情报泄露，让蒋介石很是恼火，戴笠也每天阴沉着脸思考着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任凭戴笠想破了脑袋他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最引以为傲的军统内部，早已潜伏着共产党的支部，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监视着。

1939年12月中旬的一天，张蔚林知道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戴笠发给了胡宗南一封密电，告知军统将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小型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掩护。

一旦这个小组潜入成功，对于我党的情报工作将是一个重大威胁，张露萍急忙将这个情报送到了南方局，很快延安也知道了这个重要信息。

于是这个潜伏小组刚露面，就被我党的埋伏人员一网打尽，戴笠得知后大发雷霆，把办公桌上的东西全都扫到了地上，椅子也全部踢倒，走出十多米后还能听到他的骂声。

当他冷静下来后，背上冒出了一阵阵冷汗。

戴笠此前一直在调查到底是哪里走漏了风声，却从没怀疑过电台内部，如果内鬼真的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那将是他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

军统内部的大盘查，开始了！

折戟沉沙

察觉到军统内部开始盘查后，张露萍等人立刻停止所有情报工作，保证自身的安全，等风头过去后再伺机行动。

张露萍也借此机会回到了老家探亲，和家人一起过年，可没过几天，张露萍就接到了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哥病重，速回。”

难道是张蔚林出了什么事？张露萍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先往南方局发了一份电报，却迟迟没有接到回复，心急如焚的张露萍决定不再等待，急忙赶回了重庆，结果刚下车就被特务抓走了。

原来他们已经暴露了，而暴露的原因竟是张蔚林的一个小失误。

1940年年初，张蔚林在工作期间不小心烧坏了发报机上的一支真空管，军统监察科科长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了上去，称张蔚林工作不专心，定是有意破坏，张蔚林就这么被关了禁闭。

坐在禁闭室里的张蔚林越想越慌张，他以为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他连夜逃了出来，跑到周公馆报告情况。

组织上仔细分析后，觉得烧坏真空管只是一个常见的小错误，属于工作上的过失，张蔚林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让他赶紧回去和领导检讨，最多受点处分，没有多大的问题。

可张蔚林还没来得及回去，就被戴笠发现了他的逃跑，戴笠一下子警觉起来，立即派人搜捕张蔚林，还到他的宿舍中搜查，找到了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军统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张露萍的笔记本以及小组成员的名单也被搜了出来。

看着名单上的名字，戴笠气到手抖，他千算万算，却没想到内鬼就在自己身边，简直是他特务生涯上的滑铁卢！

戴笠曾对一位亲信说过此事：“这是我一生中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恼羞成怒的戴笠下令逮捕了名单上的所有人，返回的张蔚林也被抓捕，并受到了严刑拷打，安文元没能坚持住，交代了所有事情，还把张露萍也供了出来。

于是军统特务假借张蔚林的名义发电报给张露萍，引诱她回到了重庆，刚下车就被安文元指认了出来。

张露萍被捕后，戴笠亲自主持对他们的审讯。

戴笠本以为对付一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再简单不过了，只要稍加威胁，吓一吓，就什么都会说出来。

让他没想到的是，张露萍坚称自己是张蔚林的妹妹，其他的一概不知，在严刑拷打过后也没有松过口。

戴笠见来硬的不行，就换了一种方式，他假意把张露萍放走，实则派了特务跟在她身后，想借此搞清楚我党的联络点。

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张露萍神情恍惚，连日来的折磨让她狼狈不堪，此时此刻的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只是下意识地往周公馆走去，在那里有她的战友，是能够帮助她的亲人。

张露萍向着周公馆走来，身后还跟着特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公馆，叶剑英等人眉头紧皱，此时他们不知道张露萍是否叛变，不清楚她的目的。

叶剑英当即下令，让周公馆所有人保持戒备，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枪，守在门后、窗前，一旦张露萍带着特务走进周公馆，他们将果断出击。

十米、五米……张露萍一步步地靠近周公馆，周公馆内的所有人心脏狂跳，随时准备和特务鱼死网破！

终于张露萍走到了周公馆门前，可她却没有停留，连头都没有偏一下，继续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张露萍以这样的方式，告诉她所有的战友们，她很好，让大家不要担心，她没有做错事，她绝对不会背叛革命！

张露萍在街上四处游荡着，特务见这个方法也没有什么效果，又再次把她抓了回去，张露萍从此没有了消息。

而在遥远的延安，一名抗大的同学却带回了一个消息，她在重庆亲眼看到张露萍打扮得光彩照人，和一位军统特务举止亲密，于是关于“黎琳（张露萍）背叛革命”的传言迅速在延安传播开来。

张露萍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只有少数几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再加上她被再次抓走后就没了消息，于是这个传言慢慢就变成了真的。

但有一个人始终不愿意相信，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李清，李清坚信，爱人绝不会背叛党，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李清找啊找，一直等到了40多年后，张露萍消失的真相才终于揭开。

身在黑暗，心向光明

见张露萍软硬不吃，无计可施的戴笠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但暂不执行，后来经蒋介石批准，7人被囚禁于白公馆，直到1941年3月，被转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

张露萍被关押在了唯一的女牢义斋里，这里还关押着“小萝卜头”宋振中和“监狱之花”孙达孟。

此时的宋振中和孙达孟还是年幼的孩子，张露萍很心疼这两个孩子，经常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两个孩子，还用行李中的首饰、银钱和看守换了鸡，炖了给两个孩子补身体，后来还留下一只母鸡下蛋，给他们补充营养。

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张露萍就给他们讲故事，讲《孙悟空大闹天宫》讲祖国的山川美景，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一束束阳光。

张露萍也曾经有过一次机会当妈妈，那是她刚接到任务，初到重庆的时候，肚子里已经有了她和李清的爱情结晶，可为了不影响工作，她狠心打胎，从此成了一个遗憾，所以看到两个孩子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多照顾一些。

孙达孟干脆认张露萍为干妈，后来还取了一个小名为孙纪萍，作为纪念。

可毕竟是牢狱生活，拷问是常有的事，每一间监狱里都死气沉沉的，张露萍又发挥起她的指挥才能，在监狱里带头唱起抗日歌曲，原本死寂的夜晚，回荡着慷慨激昂的歌声。

就这么日复一日，时间飞速流逝，一转眼来到了1945年，张露萍也已经24岁了，牢狱生活让她变得消瘦脆弱，可她的眼神依旧明亮清澈。

当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息烽集中营里时，所有爱国人士都激动不已，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因为他们面对的苦难还没有结束。

1945年初夏，戴笠接到电报说西安看守所发生了共产党的越狱暴动事件，他立刻想到了息烽集中营的张露萍等人，于是立即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就地处决。

7月14日清晨，看守打开了牢门喊道：“253，把东西收拾一下，送你到重庆‘开释’！”

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大家都以代号相称，张露萍的代号就是253。

听到看守的话，牢房里的每一个人都神情悲戚，她们都知道“开释”意味着什么。

唯有张露萍平静地站了起来，拿出一把梳子和一支口红，让狱中难友黄彤光为她最后一次梳妆。

黄彤光帮她吐口红的时候，双手止不住地发抖，周边的难友们已经忍不住低声抽噎起来。

张露萍淡定地说“彤光姐，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的心很坦然。”

她还对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说：“徐大姐，我们活，要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

说完她就起身跟着看守离开了牢房，和张露萍一起离开的还有当初一起被抓的几人，7人小组被特务带到了息烽县城西南侧团圆山麓的快活岭。

坐在汽车上时，张露萍毫无惧色，带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走下汽车后，特务让他们走进了山林，随后扣动了扳机……

几声枪响过后，7人倒在了血泊中。

完成处决的特务们回到了集中营，难友们看到张露萍等人没有回来，心中一片悲凉，难友李任夫当晚在一块小小的牛角上刻下了一串数字

“253·1945·7·14”

以此来悼念这位女英雄。

七烈士平反

至今为止，国民党的资料上，都记录着“张露萍有可能为重庆地下党组织所指派”，这意味着张露萍至死都没有松口，没有背叛革命。

张露萍被捕后，南方局一边重新整顿，一边打听她的下落，但国民党严密封锁，张露萍被捕后是否背叛，是否牺牲，都无从了解。

于是组织上有人认为张露萍等人已经背叛了革命，被戴上了“特务”的帽子，唯有叶剑英和南方局军事组的其他成员始终相信她是党的好女儿。

曾希圣在弥留之际都牵挂着这个勇敢的女孩：“黎琳的问题怎么样了？她的问题不解决，我死也不瞑目啊！”

直到1980年，有一个人来到了贵州省妇联，才让这7位烈士得以平反。

此人名叫韩子栋，是《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他也曾是息烽集中营的难友，对于张露萍等7人的英勇事迹十分钦佩，每逢清明都会到快活岭祭拜7位烈士。

1980年，韩子栋看到了给烈士们平反的希望，就到贵州省妇联详细讲述了7位烈士的英勇事迹，妇联对此事十分重视，撰写了《从容就义气如虹》的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其中就有一个关键人物看到了这篇文章，她叫刘革菲，时任全国妇联办公厅主任，她当年和张露萍是好友，看到文章里的名字后当即拿着文章找到了她的爱人——雷英夫！

雷英夫对这个勇敢的女孩印象深刻，当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对这个女孩也有印象：“我记得她，那个唱《干一场》的小姑娘。”

叶剑英当即提笔写下了证实材料，证明了张露萍等7人绝非叛徒，而是革命烈士。

1983年，张露萍等7人被追认为烈士，人民政府为他们建造了纪念碑。

组织上还派人找到了李清，得知自己的爱人并非特务，而是革命烈士后，他既激动又难过，他就知道妻子绝不会背叛党，但万万没想到早就天人永隔，当年的匆匆一面竟成了永别……

1985年的春天，李清来到了爱人的烈士墓前，隔着那一层厚厚的黄土，李清轻声念着悼词，把心中积存了45年的话一一向她倾诉。

恍惚间，李清似乎看到了那个身着红衣，笑容灿烂的女孩跑向了远方，在她前进的道路上，遍地鲜花，光芒万丈。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有许许多多像张露萍这样隐姓埋名的英雄，他们舍弃了自己的身份，放弃了原本的生活，行走于黑暗之中，为了心中的光明而战，至死都无人知晓他们的真实身份，连墓碑上都刻着一个陌生的姓名，但他们依旧大步向前，从未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