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是如何建成的？

金一南将军的《浴血荣光》，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

从苏联的十月革命，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再到越南、朝鲜、古巴，都是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建立政权。只有中国的革命，是在夺取政权前，就已经建立起了职能完备的红色政权。

这个政权就是1931年11月宣布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这里地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3万，被称为中央苏区。

那么，中央苏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赣南、闽西地区呢？

故事要从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始说起。

01

为什么要离开井冈山“井冈山模式”就是根据地模式，相比“流动游击”而言，这是一个大进步。通俗一点理解，纯粹打游击属于“居无定所”，而建立根据地就有了能够提供给养和休整环境的“大本营”。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不是放弃了“井冈山模式”，而是因为井冈山根据地本身有它的局限性。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毛泽东所说的“经济无出路”。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井冈山，是经过广泛考察的，按他的说法：“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

井冈山的优势，其一当然是它的地形环境，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其二就是山上有水田和村庄，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给养。

但问题是，这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部队有1000多人，而山上原本的袁文才、王佐两部又各有150人左右。也就是说，这时山上的人口有3000人左右。

“一担”是120斤，假设一人一天吃1斤粮食，那一年就需要消耗3担。那么“万担”可以支撑的人口，也就是3000多一点。所以当时的情况仅仅是“持平”。

但没多久，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800多人也上山了，还带来了湘南起义的大批农民军，于是井冈山的经济情况一下就“失衡”了。等到彭德怀带领平江起义部队上山时，“经济无出路”的情况愈发严重。

粮食不够就只能下山去买，然后挑上山，这就是《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但这个“出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国民党会随时进行封锁。

除了经济原因，第二点就是地理原因。

如上图所示，罗霄山脉被三条大河“包围”，北面是长江，西面是湘江，东面是赣江，这三条大河都无法徒涉。这就意味着，红军最擅长的运动战，在这片区域的发展空间有限。

就这样，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共3600人，从茨坪地区出发下了井冈山。留下来坚持战斗的，是彭德怀的红五军。

02

路在何方

离开井冈山，是为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那应该去哪里呢？

首选就是赣闽边界。因为江西的国民党势力是比较弱的，但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而何健的湘军实力比较强。相对来讲，福建本地军阀也比较弱，所以在江西、福建两省的边界建立新的根据地，在外部环境方面最有利。

此外，赣南、闽西地区是夹在罗霄山脉和武夷山脉之间的一片广阔地区，既有山区做军事屏障，又有大片的肥沃土地来发展经济，所以具备建立根据地所需的地理和经济优势。

但红四军主力走的线路却是条大曲线：

为什么这样走呢？原因就是前面讲的，三面都有不能徒涉的大河，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军不能冒然走需要渡河的线路，所以只能南下，然后从赣江上游的江面狭窄处过河。

03

最困难的时候

这是一段极其艰辛的征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路上几乎没有群众基础，陈毅元帅后来这样回忆：

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便找人当向导。我们找的人，是曾经和北伐有点关系的。

1月底，红四军走到了那条“大曲线”的底部：位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寻乌，就是在这里，遭遇了红军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次险情。

2月1日，红四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第二天一大早，山区里下起了大雾，尾随的敌军在此时发起了突然袭击。更不巧的是，主力28团在林彪的带领下已先行出发，导致朱毛指挥部的防御能力非常薄弱。

所幸的是，毛泽东当时带领政治部驻扎在村外的“文昌阁”，没有引起敌军的注意。所以枪一响后，毛泽东就从屋里向山上跑去，脱离了危险。

朱德、陈毅都和敌军近在咫尺，情况非常危急。陈毅跑的时候甚至被一个国民党士兵抓住了衣服，他奋力甩掉外套，恰巧扣在了那个士兵的头上，才幸运脱身。晚年的时候，陈老总曾这样回忆：

此事已过去43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至今未忘。

毛泽东、朱德、陈毅幸运脱险，但朱德的夫人伍若兰不幸被俘，2月12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这段历程，在后来红四军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被称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

04

否极泰来

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的这条大曲线，其实挺“形象”的：南下的时候，一路是挫折和困难；寻乌遇险，恰是曲线的“低谷”；而开始北上之后，就有一种否极泰来的感觉了。

首先是大柏地伏击战，时间是2月9日，当时红军绕开了瑞金，在北面的大柏地山区伏击围歼了追敌两个团，阴霾尽扫，士气大振。

然后进占宁都，继续北上到达了东固，并于2月20日与这里的江西独立第2团、第4团会师。红四军在东固革命根据地安置了伤员，得到了充分的休整。

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北上走了条“小曲线”，于3月4日攻占广昌。然后翻过武夷山脉，在3月14日占领了有“小上海”之称的长汀。长汀城里有小型兵工厂和军服厂，红四军的着装统一，便从这里开始。

4月1日，红四军离开长汀回到赣南，并在瑞金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彭德怀红五军会师，然后在雩都（于都）建立了赣南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5月20日，红军第二次入闽，并在这里停留了9个多月，初步建成了闽西苏区。

上面出现的这些地名：宁都、广昌、于都等等，都是后来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的战略要地。

故事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这只是中央苏区建立的“物理”过程，还没有涉及本质的原因。

赣南闽西地区有地理、经济优势，也有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这两条是中央苏区得以建成的客观条件，而更重要的，是人的主观能力。

05

“谁”建成了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的建成过程中，有一次重要的会议，就是1929年12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

小杜以前对古田会议的理解，主要在“整军”二字上：反对流寇主义，纠正极端民主化倾向，建立起一支有别于旧军阀部队的新型人民军队。

直到开始思考“中央苏区是如何建成的”这个问题时才发现，古田会议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整顿，更在于“政治”建设，它直接决定了中央苏区的建成。

“谁”建成了中央苏区？答案就是红军，不是之前的红军，而是被赋予了政治使命的“新”红军。

这是毛主席“政治建军”的伟大创举。

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后期，就提出了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还要担负起做好群众工作的任务。这就是政治建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我们后人看这三大原则的感觉是：对啊，就应该这样啊，这不是共产党部队的最基本素质吗？

但当时的大部分人其实是想不通的，因为红军那时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所以打仗和筹款的重要性很容易理解，但做群众工作费力费时，而且见效有个过程，要坚持这一点真的很难。

毛泽东一直在坚持，他坚信这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基础，所以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教育”着红军。

我们都知道主席的游击战“十六字要诀”，但这是战术层面的总结，主席对游击战的战略设计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对敌人。所以游击战的最底层思想就是群众工作。

主席反对“流寇主义”，但本质上不是反对这个“流”字，因为红军打的就是流动游击战，建立中央苏区的过程中，红军也是不停地在赣闽粤三省之间流动。主席反对的是“寇”字，“寇”的相反面，就是新型人民军队。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寇”，而能够发动当地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将“火种”燃烧成燎原之火，那才是“红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主席在1930年1月写给林彪的信，因为林彪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林彪代表的其实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悲观思想，不是他一个人出了问题，而那时，古田会议才结束没几天。

这封信的一开头，主席有这样一句话：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这就回答了金一南将军在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只有中国革命是先建立政权，后夺取政权？

因为有毛主席。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觉得应该先通过革命推翻政权的时候，是毛主席看清了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先建立政权的理论。

这才有了中央苏区，和后来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