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法学大咖是如何炼成的？

来源 | RUC法学院学生会

王轶，1972年6月生，蒙古族，河南南阳人，法学博士，中共党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至202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走进王轶教授的书房，内饰出人意料的简约朴素。不大的空间里，书架完整地填满了房间的左侧，右侧茶几和写字台上也满是堆得极高的各式图书，新旧相映，斑驳美丽。目光流转到座椅，刹那间，脑海中似能映射出书房主人伏案写作与正襟读书的剪影点滴。藏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泛黄的旧照在时光的长河中如浪花般跃起后汇聚如新，眼前是王轶教授的温润笑意……

道阻且长 上下求索

纵使时隔多年，王轶教授仍面带怀念，清晰回忆起本科阶段的阅读经历。

本科一年级时多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各类人物传记，跟随当时的阅读潮流与同窗共读《红楼梦》是一段难忘而动人的美好时光。

大二时，因写作学年论文的需要，王轶教授阅读了王利明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所有权研究》。虽然知识储备和理解力仍有不足，但文章中王利明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关切给当时作为学生的王轶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所讨论的内容又与民法学课堂上所学习到的所有权权能理论和权能分离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引起了王轶教授研究的兴趣。于是，王轶教授从这篇论文中自己并未理解的部分着手提出进一步的思考，并得到了指导老师姜建初教授“这个小王轶，想法还挺怪，将来适合搞学问”的称赞。由此，王轶教授的阅读范围逐渐向法学专业领域靠拢。

进入大三后，随着众多民法课程的涉猎，王轶教授在法学领域的积累增多，阅读范围因而又有扩展。张文显教授的《当代西方法学思潮》介绍了西方主要法学流派和一些法学基础问题的丰富观点，崔建远教授的《合同责任研究》则是对于一个法学问题进行体系化的纵深论述，两本书中深邃的思考让王轶教授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法学界优秀学者的学术特点。

顺利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后，大四剩下的时光显得宁静而珍贵，姜建初教授在指导王轶教授本科毕业论文时建议，法学学习“工夫在诗外”，要广泛阅读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专著，这些阅读都能够加深对法律问题的思考。因此，王轶教授便按照姜建初教授的推荐，阅读了这些学科的部分入门作品。

从父母最初建议的经济法，到自己最终坚定选择的民商法，这既是一种偶然，又好似是一种必然。

“我在本科阶段学习民法学的时候，觉得民法学的学习最容易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例子。即使老师在课堂上讲如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抽象的规则和制度的时候，也能够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案例，去理解老师所讲的知识点，所以觉得民法学很亲近。”本科阶段的同学总是特别需要被鼓励认可，课堂上教授的一句称赞、课程论文的优秀与考试中的好成绩都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未来的抉择，那时的王轶教授也不例外。“我在民法课上取得了最高分，因此我更加坚定读研究生要读民商法学。”

不仅如此，王轶教授本科期间的阅读和写作也大多围绕着民商法学展开。如阅读的《国家所有权研究》与《合同责任研究》分别对应着物权法学和合同法学，学年论文写的是《论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本科毕业论文则是《债法的演进》……在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王轶教授最终坚定了将民商法学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993年，正在读研期间的王轶教授正好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起草。当时年仅21岁的他被导师崔建远教授选中，进行专家建议稿起草的辅助性工作。在被问到这一段经历时，王轶教授仍旧激动，他坦率地承认：“我经常和法学院同事们聊天的时候说，任何单个的个体在历史的大势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赶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一个人来讲极其重要。所以对于有机会参与我国合同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我认为真的离不开‘幸运’一词。”

话虽如此，然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自身的勤勉刻苦使得这段珍贵而特殊的经历极大提高了王轶教授的专业能力，加深了他对民法的理解。

“当时还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王轶教授感叹，“其一是自己的社会阅历，因为一个年轻人经历的事情毕竟有限，在将书本上有关合同法的规则还原为其背后的生活原型的过程应该是当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比如在阅读一些比较法的成果的相关著述的过程中，就需要思考德国民法典中的这些规则背后想要应对和解决的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原型。在此基础上，就延伸出来第二个挑战：德国人面对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国人今天也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生活原型是否具有可复制性？”

这时，导师的传道授业与循循善诱抚平了王轶教授的担忧：“真的是要特别感谢崔建远老师对我的指导，他作为一个长者能够用自己的阅历，用对法律规则和法学知识的理解去提升我们的认识，启发我们的思考。所以我到今天对那段经历仍心怀感激。”

前途难卜 书即归处

对于同学们纠结的法学学术抑或法律实践的未来职业选择，王轶教授坦率地承认当时的自己也有同样的困惑。“自己对将来从事哪方面职业并没有清晰的规划。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想明白是对的。因为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想明白的。”王轶教授耐心地解释：“一个人最后的职业选择，除了会跟自己的偏好以及既有知识储备有关系，还会与一些自己根本预测不到也左右不了的因素有关系。”王轶教授的经历便是对于这一论断深刻的印证。

“在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其实有前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机会。但觉得自己对从事相应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有信心，于是选择继续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打算前往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但王利明老师说我可能更适合在学校，因此我便选择到北大做两年博士后，也给自己思考从事什么工作提供缓冲时间。在读完博士后以后，苏力老师找我谈话，劝我留在北大任教几年，希望我把在人大法学院学习到的民法思想与观点教授给北大的年轻人……”

在王轶教授看来，很多因素并非当下的我们所能够预测的。未来的问题虽然不能做到完全不想，但是当反复思考后还没有答案时，对于学生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到图书馆看书，把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间更多地用到广泛的阅读中去”。

所谓“君子之遇艰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前途难卜时，图书馆是最好的归处。“因为对学生来讲，唯一一个谁都不会质疑、挑战和否定的标准和要求就是读书。”王轶教授神色平和坦然：“对于其他的事情则交给未来，交给慢慢能够确定的因素去决定。”

文明撷萃 踵武前贤

四十余年间，从法科学生到学者教授，从踵武前贤到开天辟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一段转换多重身份但始终前行的旅程让王轶老师对法学学习的方法逐渐形成了独到的见解。

1 阅读人文社科书籍辅助

王轶教授十分强调人文社科书籍对法律思维的培养和塑造作用：“所有社会科学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各个学科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与目标，它们首先要实现的目标是秩序，接着再去追求善的秩序、好的秩序。可以说，在实现秩序的方式和路径上面，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都是通过对利益关系表明立场与态度、确立协调规则来实现的，只不过切入的方法视角存在差异而已。正因为社会科学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会有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法律的社会分析方法、法律的政治分析方法等法律的不同论证方法。同样，这些方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在讨论法律问题中价值判断时管用和有效的论证方法，归根结底的原因就在于法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社会科学分享着相同的底层逻辑。”在王轶教授看来，要对人文社会各个学科有基本的了解，才能以更宏观全面的视角分析法学问题，促进法律的行之有效。

2 基础法学奠定体系基石

王轶教授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期间，格外注重对基础法学的建设，在他看来，这不仅与人大法学院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也是同学们学习所有法学内容的基础。如何理解基础法学的重要意义，王轶教授有着自己的答案。“对于法律来讲，其目标是追求秩序，需要对利益关系去进行协调，这其实跟两个关键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就是作为力量的权力，一个就是追求和维护利益的权利。”

“力量的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是最好的法律的观察视角，它们可以解释法学领域大部分的问题和现象。宪法学知识和民法学知识构成了法学知识体系大厦的两块基石，因为它们分别主要体现着“力量的权力”和“利益的权利”，而基石的底部一定是法理学和法哲学的思考。

如何理解宪法学体现着“力量的权力”？王轶老师详细地解释，“我们打开宪法文本，从第一条读到最后一条，我相信就算没有学过法律的人，读完之后都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宪法文本条文解决的不外乎三个与力量的权力有关的问题。第一个是权力分配给谁，第二个是权力如何行使，第三个是权力如何监督。

所以我们会看到宪法文本开宗明义，首先回答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最高力量的权力属于人民。当然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接下来便是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构的规定。这些规定其实都是围绕力量的权力如何分配，然后又有具体的规则去关注力量的权力如何行使。当然，在宪法文本中还要回答力量的权力如何监督的问题。因此如果能够学好宪法学，对一系列关于力量的权力如何分配、如何行使、如何监督的部门法都会学得很好。”

而说民法学是另一个基石，是因为这个法律部门所关注和研究的最核心的协调利益关系的方式和手段都集中于利益的权利。

“对于民法而言，其主题和核心回答的三个问题其实是‘权益属于谁，权益如何进行行使，权益如何得到保护。’因此，学好民法学有助于为与上述‘利益的权利’三个问题相关的部门法学打好基础。当再去深入学习相应的部门法的时候，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一些。”

当然，也存在既涉及力量的权力，又涉及利益的权利的部门法学。比如在学习商法、公司法的时候，会有学者讲说公司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缩影。其实，在公司法学的学习空间里面既有力量的权力的逻辑在起作用，但这个力量的权力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也有利益的权利的逻辑在起作用。这个时候，宪法学和民法学的知识都会对学好公司法学起到相当重大的作用。

“我一直强调要搭好宪法学和民法学这两个法学知识体系大厦的基石”，王轶教授通过精妙的比喻向我们进行阐释：在两个基石之上有四梁八柱、外墙，还有房间里不可移动的构建部分和可移动的家具。“作为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当明了哪一部分的法学知识是这一体系大厦的基石，哪一部分是四梁八柱，哪一部分是它的墙体，哪一部分是它内部不可移动的构造，哪些是随时可以搬走的家用电器后，才是一个合格的法律人。”

3 反思、创新、鉴赏能力培养

王轶教授认为，人大法学院学子的学习目标绝不能仅仅定位在掌握法学知识体系上，而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培养反思能力、创新能力、鉴赏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因缘际会地有自己的前见、取向和偏好，它可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形成的。“我们在大学里接受教育，要有反思自己前见、取向和偏好的能力，否则一个人一辈子都会被束缚在一个信息茧房里面，受到自己成见的束缚和约束。而大学就是要人摆脱成见，接受世界多样性，发现更多美好的场所。”

王轶教授幽默地举例：“有时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书籍，拿起来的第一眼就深觉反感与讨厌，觉得怎么还会有人这么讲，怎么还会有人研究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抛弃自己的这种心理状态，先把这种讨厌和反感悬置起来，回到事物本身，你去读一读，读完之后再表达自己的感受。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反思自己的前见、取向和偏好的过程。”在王轶教授看来，人大法学院的学生一定要有这样的反思能力。“如果缺乏反思能力，创新能力是无从谈起的，而没有反思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民族是不会给人类文明做出大的贡献的。”

同时，身处当今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年代，面对众多书籍与论文等出版物，王轶教授强调了我们在人大法学院读书要培养的另外的一项能力，即与反思能力和创新能力配套的鉴赏能力。其核心在于知道“什么样的学问是好的学问”。

“不知道同学们是否有这种感受？有时候我在听学术报告或是看论文和专著时，会突然会有种震撼的感觉。我想产生震撼的感觉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两个：其一，它触及学科的底层逻辑了，把自己很久都没想清的问题梳理清楚了；其二，其激发了你的反思能力了，拓宽了你对于这个问题思考的新角度。所以我想，鉴赏能力对于我们选择读什么样的书和论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与一些过来人、老师进行互动和交流，邀请他们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推荐，然后自己再进行比较和筛选。”

4 法学书籍阅读方法分享

对于那些学界著名书籍的阅读方法，王轶教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一定都“有自己论战的对象”，“如果你在读书时不清楚其论战的对象是谁，那必然是还没有读懂这本书”。在王轶教授看来，我们可以先从外围的阅读做起，了解它的对面站着谁，了解其所处国家、所处时代，思考是怎样的问题让他们展开了学术作品的写作。了解上述背景便是梳理清楚书中的底层逻辑，接下来的阅读自然如水到渠成般展开。

“我想我们要先通过外围的阅读去了解其论战对象是什么，即他想跟他的论战对象论战哪个时代、什么样突出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凡是能够最后流传下来，成为经典的学术作品，一定都是一个伟大的学者遇到了一个伟大的论战对手，然后他们回应了其所在时代最核心和关键的问题。

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地讲，我们不同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表达的观点，但这本书为什么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它有自己的论战对象，它试图在特定的时期和阶段回答美国这个国家究竟应该关注什么和解决什么问题，回答了关键的时代问题。”

5 民法领域经典书籍推荐

作为当今民法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者，王轶教授对于学习民法学过程中的书籍选择也给出了建议。“其一，推荐大家去读触及民法这一部门法底层逻辑方面的著作和学术思考成果，即以力量的权力和利益的权利为逻辑的学术著作。如王利明老师民法学研究的系列，以及中国大陆特别有代表性的学者如崔建远老师、梁慧星老师的学术著作。另外，海峡对岸中国人所撰写的学术作品，如王泽鉴教授、曾世雄教授、谢在全教授等学者相关的学术著作都可以进行阅读。

其二，我们会发现当今讨论法学方法论的大部分作品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进行法律解释，如何进行法律漏洞的填补。因此，事关法律规则适用的那一部分民法学知识的作品我们也应有所涉猎。包括王利明老师的法学方法论的著作，梁慧星老师关于民法解释学的相应的作品，崔建远老师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像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拉伦茨教授的《法学方法论》等。此外，还有我个人认为写得很好的杨仁寿先生所写的《法学方法论》、黄茂荣先生所写的《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等。”

薪火承传舍我青年

大任更谁肩

两年前，王轶教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最后一堂课”上提到，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老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应尽的历史职责与使命。当再次被问起这个话题时，王轶教授仍旧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子的殷殷嘱托与期待。

虽然普遍认为，本科阶段主要是对于知识体系进行了解和把握；硕士阶段则要对法学的学术体系进行学习和掌握；博士阶段时要对法学学术体系的创新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但在王轶教授看来，这绝不代表着本科的同学就不能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本科阶段的时候，一方面要进行广泛的阅读，同时也要有我们自己的观察，即运用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社会、人群的独特视角。我们人大法学院每一个年轻人的视角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两个人几乎不可能分享的完全一样的前见、取向和偏好。我们可以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去做一些观察中国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实证性的工作，去分析到底哪些属于中国问题。即使现在的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它，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它。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人大法学院的同学是能够同我们的老师一起为建设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作出贡献的。”

无形的书房在心中

近几年来，由于担任着学校的行政职务，王轶教授每日的行程颇为繁忙紧凑，采访也仅是在会议室进行。但采访结束后，我们有幸一探王轶教授的书房。“里面有些乱”，王轶教授笑着招呼我们进来，“但这些书我大多都读过。”平淡的话语使我们终于得以窥见此前谈话中王轶教授丰富储备的底层基石并为之震撼，虽然有形的书房只得匆匆一瞥，但我们似乎有幸得见王轶教授无形的书房，纵然只是冰山一角，却已感到应接不暇。

虽然已经是民法领域极有影响力的学者，王轶教授谈笑间的亲切随和，回答问题时的耐心渊博与循循善诱都让我们感到如沐春风。看到面熟的同学时，他会期待地问：“你是不是上过我的课？”聊到相关内容时，他感叹：“我还记得给同学们讲授《民法学总论》时也讲到过这个观点。”

采访前细心询问每一位在场同学的名字，采访中详实丰富而逻辑清晰的阐述、形象化又富有幽默感的表达，采访后对本栏目创意的真挚肯定……点滴中让我们无不深刻感知着王轶教授身上学者的严谨与师者的温情。

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江上的清风吹亮潋滟在水面的萤火，王轶教授的渊渟岳峙、笔耕不辍与传道授业也燃起每个人大法学院学子的心火。以灯传灯，心灯不灭，感谢王轶教授在民法领域的深耕和奉献；而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道路上，人大法学院学子将步武前贤，与您一起完成所期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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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晓婧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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