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49年4月的一个傍晚，暮色渐渐笼罩大地，夜风微凉，时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的杜义德，骑着一匹略显疲惫的战马，来到了黄陂陈家咀湾的一户老妇人家。时光荏苒，三年后，杜义德再次回到了黄陂。此时，老妇人才知道，杜义德竟然是日日思念的小儿子“三娃子”。为何亲生母亲不认识儿子？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杜义德，1912年出生在湖北武汉黄陂塔耳岗乡的陈家咀湾，这片土地见证了他童年的欢笑与泪水。他的母亲柳华山，是一个坚韧而慈爱的女人，一生中生育了七个孩子，但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三男两女。
杜义德是她最小的儿子，家中排行第三，人称“三娃子”。在母亲眼里，三娃子是她最疼爱的孩子，或许是因为他出生在家道中落的困苦岁月，亦或是因为他那天真无邪的笑容总能带给她些许安慰。
杜家生活贫苦，全家人都以务农为生。那时，他们住在一座简陋的土坯房里，房前是一片贫瘠的土地。由于家境拮据，杜义德只能在私塾读了短短八个月的书，便因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停学。之后，他便跟着哥哥杜义良一起放牛，日复一日地奔波在田间地头。他的童年并不快乐，更多的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
年纪稍长，杜义德开始给地主家当长工，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15岁那年，他在亲戚的介绍下，到武汉城里给一位木匠当学徒工。这个木匠师傅为人刻薄，经常对他百般苛责。杜义德年少气盛，干活时难免会有差错。
有一次，他在拉大锯时不小心锯偏了，木匠发现后勃然大怒，竟然冲上前去，狠狠地朝杜义德的头打了一拳。那一拳下去，杜义德顿时眼前一黑，当场晕了过去。等他慢慢醒来时，头顶还隐隐作痛，耳边回荡着木匠的责骂声。
经此一事，杜义德下定决心，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武汉，投身于红军的革命洪流之中。此后，他经历了无数的南北征战，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人民解放事业中的一位英勇将领。
1949年2月，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全军进行大规模整编。杜义德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肩负起了更加重要的使命。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决定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渡江战役前的一天，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战场上的每一刻都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第三兵团在兵团首长的带领下，从河口姚集悄然出发，行进到塔尔岗以西的长轩岭附近。行军途中，草木皆兵，战士们神经紧绷，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地踩在泥泞的土地上，唯恐惊动了驻扎在前方的敌军。
当天下午五点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洒在大地上，给这片即将燃起硝烟的土地蒙上了一层金黄的薄纱。杜义德带着三名忠心耿耿的警卫员，骑马从姚集绕道来到陈家咀湾。四周寂静无声，只有马蹄声和他们沉重的呼吸声回荡在村庄的空气中。
杜义德小心翼翼地围着村子巡察了一圈，目光如炬，观察着每一处可能成为藏兵或敌人哨探的地方。最终，他停在了一户朴实无华的农家门前，迅速翻身下马，沉稳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示意警卫员拴好马匹，跟随自己进屋。
那户农家，透出一种古老而温暖的气息，仿佛隔绝了外界的战争喧嚣。户主是一名饱经风霜的老妇人，满头银发，在微弱的灯光下闪烁着如霜的光泽。她坐在屋里，正专注地纺着线，纺车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似乎是在低语着这个家庭的平凡与坚韧。旁边的一只麦草编的小篓子里，整齐地放着一把待纺的棉条，透着一股清新的气息。
警卫员上前，恭敬地向老人说明了来意。老妇人起初有些惊讶，但很快露出了质朴的微笑，热情地招呼大家进屋。杜义德进门后，先是彬彬有礼地向老人问了好，目光中带着深深的敬意。随即，他让警卫员借来了一张桌子，小心地摊开随身携带的地图，开始布置起攻打长轩岭的战斗计划。
杜义德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决断的气势。他明白，长轩岭上驻扎着国民党的一个团，地势险要，兵力强悍，而第十军的一部准备在当晚六点发动进攻，时机稍纵即逝，必须万分谨慎。
布置完毕后，警卫员及时送来了饭菜。饭菜虽然简单，却充满了乡间的朴实与温暖。杜义德吃完饭，听着旁边屋子里纺车的嗡嗡声，心中难得地感受到一丝宁静。他搬起凳子，走到老人身边，坐了下来，眼神柔和地注视着她苍老的脸庞，仿佛是在看着自己的母亲。他轻声问道：“老人家，您有几个儿子呀？”
老妇人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柔情与无奈，轻声回答：“就两个儿子。”
杜义德的目光停留在牛栏里忙碌的那名男子身上，他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粗糙的双手正熟练地在干草堆里翻找饲料。男子年约四十出头，面容憔悴，仿佛战争的阴影在他脸上刻下了无数道痕迹。杜义德指着他，语气中带着一丝疑惑：“在牛栏里干活的那位是谁？”
老妇人顺着杜义德的手指望去，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随后低声回答道：“他是我大儿子。”
杜义德听后，稍稍沉吟了一下，接着试探性地问道：“听说您一共有三个儿子？”
老妇人听到这话，神情微微一变，似乎有些不安，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摇摇头说道：“没有！只有两个。”
杜义德正欲再问，忽然院子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名通讯员快步走了进来，气喘吁吁地立正敬礼。杜义德迅速转过身，关切地询问：“战斗进行得怎么样了？”
通讯员稍显紧张，沉声报告道：“敌人很顽固，还是不肯投降。”
杜义德闻言，眉头微蹙，沉思片刻后果断下令：“传我命令，用重炮轰击，晚上十点前一定要拿下长轩岭，连夜赶到县城附近，明天开到岱家山，我们随后就来。”
“是！”通讯员领命后，迅速转身退出了院子，步伐坚定，仿佛带着一股誓死完成任务的决心。
杜义德目送通讯员离开，心中战局紧迫，然而他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再次投向了老妇人。他走近几步，语气中带着深深的关切与不解，再次问道：“老人家，您到底有几个儿子？”
老妇人这次的神情更加紧张，她那双饱含风霜的眼睛透着一丝犹豫和焦虑，略带烦躁地回应道：“就两个儿子，你为么事这样子缠着问呢？”
杜义德的语气柔和了下来，耐心解释道：“我没有纠缠，只是我听说您还有个儿子参加了红军。”
老妇人一听这话，面色突然一变，整个人僵住了。她本能地四下张望，确认没有其他人听到后，压低嗓门，小声说道：“你么样晓得的？那不能说！”
杜义德微微一笑，带着安抚的语气说道：“我在延安见过他，全国就要解放了，那是，他要回来看您老人家的。”
老妇人的眼中瞬间闪过一抹难以置信的光芒，仿佛一块压在心头多年的巨石突然被人搬开，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真的吗？”
“真的，”杜义德点头，目光中满是坚定，“他多大走的？”
“16岁，”老妇人的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回忆的哽咽，仿佛那一刻的别离仍在她心中隐隐作痛。
杜义德轻轻拍了拍老妇人的肩膀，郑重承诺道：“我帮您找他。”
听到这句话，老妇人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泪水，那是欣喜、激动和无尽思念的混合。她颤抖着双手，为杜义德端来了一杯糖茶，仿佛这杯茶承载了她所有的感激与希望。她双手奉上，声音哽咽道：“那就拜托你了。”
第二天，杜母早早地起了床，拖着略显佝偻的身躯，熟练地坐回了门前的矮凳上，继续纺着那些积攒下来的棉条。当她伸手从一旁的篓子里拿棉条时，突然摸到了一样硬邦邦的东西。杜母愣了一下，心中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劲。她小心翼翼地探手进去，竟然摸出了一叠沉甸甸的银元。
阳光透过屋檐的缝隙洒在银元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杜母的手微微颤抖，仔细数了数，足足有三十块大洋。她一时之间惊讶得不知所措，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是谁留下的？她第一时间想到昨夜那个曾在院子里问话的大官。难道这些大洋是他留下的？
杜母心头翻滚着思绪，最终压抑住了激动，匆匆喊来了大儿子杜义良。杜义良走进屋，看到母亲神情异常，忙问道：“妈，咋了？”杜母用眼神示意他，低声说道：“你看这……”她把银元递给了杜义良，杜义良接过银元，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这笔钱足够他们一家好好过上几年，但母子俩都心照不宣地没有声张。他们心中清楚，这钱来的蹊跷，不能乱说。
就在这时，村里传来断断续续的交谈声：“听说昨晚上长轩岭那边打了一仗？”一名村民边说边向另一人打听。“是啊，昨天不是还有个大官来村里了吗？我远远瞧见他了，背影有点像咱们村的三娃子，可个头长高了，也不敢确定是不是他。”
杜母听到这些议论，心里更加七上八下，但她和杜义良都不敢接话。这些年来，家里的变故让她明白，世事无常，有些事不能轻易露出口风。那个三娃子——她的小儿子，已经离开家多年，如今是否安好，是否还记得她这个老母亲，杜母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
直到1951年8月的一个傍晚，陈家咀湾笼罩在夏日的余晖中，一切似乎都在这金色的光芒下变得温暖柔和。杜母拖着沉重的步子，独自坐在门前，目光黯淡无神。这时，一道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从巷口走来，脚步坚定而缓慢。来人穿着整洁的军装，脸上带着深深的沧桑——正是三年前的那个军官。
杜母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杜义德站在她面前，轻轻唤了声“妈”。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