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波丨当徐峥在快递站隔壁拍了一部电影

徐峥是一个以拍摄喜剧见长的导演，他的新作《逆行人生》也不乏逗笑段落。但影片的整体品格却是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的品格首先要求能够敏锐地观察、捕捉和真实反映现实生活，这离不开对新的生活现象和题材的开掘，从而带来艺术上的创新。

《逆行人生》在两个维度上满足了这一点。

首先是它关注到了中年失业现象——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中年人失业往往是家庭不可承受之重。近些年世界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影响，城市精英失业的故事时有耳闻。

影片主人公高志垒原本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程序员，还担任了一个团队的队长，有幸福的家庭，几年前在高档小区买了大房子，父母在小区里开一家小超市，学艺术的妻子在家做专职太太，女儿即将升入国际学校。

然而，由于团队业绩一般，在公司需要缩编的时候，他成了最先被裁掉的人。虽然可以拿到一笔遣散费，但父亲的突然中风，每个月高额的房贷，成了压在高志垒身上的巨石，不得已，他开启了“逆行人生”。

其次，影片关注到了一个新的群体——外卖员。

当失业的程序员高志垒在遭遇年龄歧视、投了一千份求职信没有结果后，不得已做起了外卖员，《逆行人生》就这样串联起了这两个社会新群体，实现了现实主义对真实生活的捕捉与反映。

现实主义对生活的反映是通过典型化、特别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实现的。

高志垒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养房子，晚上加班、早上赶地铁，是都市中年上班族的典型。他突然被裁员后，再就业面临年龄劣势，家里的困境却与日俱增，这是一个庞大群体的典型阵痛。

高志垒之外，影片还塑造了一个外卖站点多位外卖员的群像。

既有凭着骑车快、不吃饭，外加一份地图秘笈屡屡荣登单王的大黑——由于他的送餐速度成为平台算法的标准，不断推高外卖员的内卷程度，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也有极端抠门，什么坏了都用一卷胶带来凑合着解决，以至于腿被撞伤了也用胶带缠一下的老抠；

还有带着娃娃送外卖的年轻妈妈、边送外卖边直播的乐观小哥、60岁了还在送外卖的老张等。

单王大黑那么拼命是为了补偿因为他而受伤的年轻同事，老抠那么抠门是为了给生白血病的女儿凑医药费，高志垒从笨手笨脚到发挥自己的优势写出“路路通”小程序，也是要负起支撑家庭的责任。

这组典型人物的群像传递的是不服输的精神。

人文关怀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必备品格。《逆行人生》靠的不是天降横财的美梦、一掷千金的炫富来制造银幕幻觉，也不是靠挑动群体对立、刻意营造戏剧冲突来讨好观众，而是以对基层劳动者深沉的人文关怀来感染人。

影片中，外卖群体激烈竞争的内部环境、不算友善的外部环境、不时发生的交通意外、个别家庭特殊的困难，中年人遭遇裁员后从个人到家人的巨大压力等，都得到了充分展示。

但是影片不渲染苦难，也没有强化刻板印象。高志垒的妻子知道丈夫失业后，不抱怨，不嫌弃，而是立即重新招收学员教打架子鼓，在直播间里大大方方拉穿着外卖服的丈夫入画，做到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

妻子的理解和大方也让高志垒“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摆脱了曾经的职业等级观念，从遮遮掩掩到勇敢走进自己的原公司，把外卖送到了同事手里。

平视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居高临下；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固化社会观念，这些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最可宝贵的品格。

事实上，在舆论的呼吁、艺术的感染下，社会方方面面对外卖员群体的关爱正越来越多，比如平台开始与外卖员签署正规合同，购买必须的保险；社区里建设了很多休息驿站，供外卖员休息。而外卖员本身也在加强交通安全意识，承担社会责任。媒体上乐于助人、救人的快递小哥新闻屡见不鲜。

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正是《逆行人生》这类温暖现实主义的作品想达到的效果。

据介绍，为了拍摄这部影片，主创调研了十几个快递站点，把拍摄地就放在了真实站点的隔壁，力保拍摄的真实。包括主角徐峥在内，一众演员都熟练地骑上电瓶车，穿梭在城市里，有些场次，明显能看出来是混入了真实的城市人流中。

当然，《逆行人生》在艺术上也并非无懈可击。重复使用的家人生病桥段，多次出现的撞车后坚持送外卖的处理，都是艺术手段不足的表现。

故事结尾，高志垒编写的“路路通”小程序进入了公司高层的视野，预示着他有可能重回熟悉的岗位，结束这段做外卖员的过渡时期，而整个外卖员群体如何突破算法迷局，开启他们的生活梦想，还需要整个社会久久为功。

文：刘海波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