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五大预言，正在一一实现

亨廷顿的五大预言，正在一一实现

2008年12月24日圣诞夜，哈佛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溘然长逝。世人如此评价：

“他的每一本书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他的学说已成为日常词汇“；

“他是过去50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必须研究和辩论他的想法”；

——他就是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

世人提到亨廷顿，立马就会联想到“文明的冲突”、“第三波”等词汇。但其实，这些不过是亨廷顿浩大思想中的几朵浪花。

亨廷顿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预见了当代世界最紧迫的政治难题，更在于他“永恒性的政治思考”，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局限。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亨氏之后，再无大师。

无论是学者、政治家，还是关心权力与自由的普通人，都应该深思亨廷顿的这五大预言。

预言一 ：国内政治的新视角——身份认同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是否是哲学最重要的问题，还有待讨论；但如今，它衍生出的“身份认同”，无疑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追求身份认同政治的人，不在意物质资源，而要求承认一个人的种族、宗教、民族，甚至个人的独特特征。

比如在欧美，黑命贵、少数族裔同性恋等诉求，已成为“政治正确”，它们不仅淹没了事实，而且对言论自由、规则公正造成了巨大冲击。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亨廷顿就早已预见到身份政治的趋势，并指出其本质和“诊疗方案”。

他在《谁是美国人 : 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指出，传统美国人的认同，首先是一种价值观认同——对“盎格鲁—撒克逊清教精神”的确认。

正是这一基础牢固、兼容并蓄的价值共同体，使得各国移民都能够熔入美国，它是美国强大繁荣的根基，也塑造了清教徒的“美利坚民族”文化认同。

亨廷顿警告说，近几十年来，不同信仰的亚非拉移民大量涌入，已经极大稀释了美国的自由、法治、共和、勤劳、奋斗等价值观的认同，这将导致美国失去竞争力，甚至走向衰败。

在以“文化价值多元”为追求的后现代社会，亨廷顿如此保守的腔调，当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

但如今，部落化的倾向，已经导致欧美在国内的“大撕裂”。美国的特朗普、荷兰的威尔德斯，都借着抨击移民问题，成功赢得选举。

在其他国家，大量涌入的黑人和穆斯林，也引发越来越激烈的争论。

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亨廷顿的先见之明。

预言二：国际政治的新范式——文明的冲突

自人类有文字以来，国与国的冲突就从未停止。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国际冲突的根源在于的利益、野心、历史等现实因素。

但是亨廷顿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却独辟蹊径，提出了考察国际政治的新视角—— “文明冲突论”。

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是各大文明体之间的差异。世界大概分为七到八种文明，包括中华文明、西方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七大文明体，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他断言，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而是这七八种文化、宗教的差异。特别是东西方之间，以及文明的断层线上，将会有大量冲突。

文明是民族固有的东西，很难改变，因此世界冲突将永远不能消除。

从世纪初的9.11事件，到后来的俄乌、巴以战争，乃至东西方再次出现的全面对抗，在亨廷顿的生前身后，都一直在上演。

预言三：现代化转型的新观点——民主与秩序都很重要

300多年来，人类政治如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民主化”。

各国无论主动或被动，都把“民主”列为现代化转型的目标之一。

在《第三波：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认为人类民主化的进程可分为三波。

第三波民主化从 1974 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开始，已经有30个国家跟进。当代仍然处在这一波的延长线上。

民主制度如此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势，也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变迁。但是亨廷顿警告，民主的前景虽然诱人，秩序的稳定也同样重要。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指出，国与国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政府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

一个社会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有能够保护秩序的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所以说，国家转型的关键不在于民主选举，而在于建立一个既能有效统治，又能分权制衡的政治秩序。

近些年来阿富汗等亚洲国家的转型难题，拉美、非洲出现的军事政府，全世界民主化过程遭遇的困境，无不证明了亨廷顿对民主的审慎和悲观，是多么具有先见之明。

预言四：“军政关系”和谐制衡——军官团专业化

自人类有国家以来，军队与政府的关系就是暴乱的一大根源。

在传统社会，一直存在两种极端：如果军队不受政府节制，国家很快陷入割据和混战，比如古罗马、奥斯曼；而文官过度干预军队，军队又会疲于奔命、丧失战力，比如宋明两朝都因此屡战屡败，终至亡国。

在现代社会，军政关系的失衡，更是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国际冲突。

在《军人与国家 : 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一书中，亨廷顿通过对古今、多国军政关系的历史与比较考察，提出了实现军政平衡的新模式——以“军事专业主义”实现文官统制。

该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客观的专业化，培养一支有组织的、工具性的军队，使军人、军官自发地服从政府领导；

一是主观的专业化，通过分权制衡、政府组织、阶层准入等手段，极力扩张文官的权威，严密掌控军队。

这种模式，不仅保障了军队的战斗力，还通过科层组织自治，杜绝了军人专权、军事独裁的可能。

军官团越有专业化和责任心，就越有政治中立的荣誉感，越能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国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

亨廷顿的这一理论，是真正影响了现实的预言。如今，西方政府与军队的边界，越来越清晰稳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亨廷顿的理论贡献。

预言五：文化不及格，国家转型不会成功

文明发展不均衡，也始终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难题之一。国家间的富裕程度常有天壤之别。

无数思想家都为其投入过终身思考。有人认为在于自然资源，有人认为在于政治体制，也有人认为在于文化价值认同。

但价值观理论容易泛泛而谈，再加上二战后诸多非西方国家的转型成功，使人们逐渐抛弃了文化很重要的观点。

亨廷顿思考了一辈子民主、转型等制度问题，晚年再次回到了“观念的力量”。

他后期的所有著作，关注点几乎都是“文化”这一主题。

在《文化的重要作用 :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亨廷顿指出：

东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上的发展差异，尤其是国家转型路径的差异，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条“文化及格线”——是否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等普适文明价值观。

毫无疑问，他坚决否认了“文化无高低”的观点，指出了“高等文化对先进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偏好、价值认同，以及个人利益的选择。

自亨廷顿逝世后，这一预言一再被验证：发达国家即便因移民风潮、极左政治发生动荡，也很快可以“触底反弹”、重整秩序；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即便经济、社会制度有所松动，也会因文化、价值观的藩篱，再度回到前现代的社会。

当今社会再次处在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政治秩序将何去何从，决定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死和贫富，也取决于中西方思想在当下的角力。

相比种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流行观点，亨廷顿的思想对于身处转型时代的我们，无疑是最急缺、最切题、最珍贵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