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老师接连被曝性骚扰，性骚扰防治机制为何迟迟未建立？

上个月底，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接连爆出教师性骚扰事件，受到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再次呼吁建立高校性骚扰防治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靳文静从事性骚扰防治研究已有20年，十年前她开始专注研究高校性骚扰。她发现，同样发生在校园内，高校的性骚扰现象比中小学更复杂。

高校师生互动属成年人交往，性骚扰与正常交往的界限易被模糊，比如言语性骚扰与“开玩笑”之间较难区分，证据难以收集，无法认定性骚扰。与高校性骚扰不同，职场性骚扰受害者有一定社会经验，还能诉诸劳动仲裁或离职等途径，而大多数学生难以摆脱施害者和不利环境。对此，靳文静建议，由教育部主导，尽快建立高校性骚扰防治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靳文静。

南都对话：

近十年学生维权意识加强，高校处理涉事老师力度加大

南都：最近人大、陕师大对涉事教师迅速做出处理，这与外界高度关注有关吗？

靳文静：舆论高度关注对高校处理此类案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高校十分重视性骚扰案件对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处理迟缓导致舆论持续发酵，将会对学校声誉造成的更大的负面效应，学校快速处理就是对社会公众关注和期待的有效回应。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教育部近年来颁布相关规定，给高校处理此类事件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如果学校在处理性骚扰事件不当，相关责任人将会被追责。因此，学校对性骚扰行为必然是快速、及时和零容忍。

南都：近10年高校处理性骚扰事件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靳文静：从近10年性骚扰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高校的处理力度明显加大。如2016年北师大“沉默的铁狮”事件，学校纪委接到举报8个月后才将涉事教授调离教师岗位；2018年北航陈某性骚扰事件，学校接到举报11天后撤销行政职务和教师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等；此次的人大王某教授事件，学校接到举报后第二天就公布处理结果，开除王某党籍，撤销教授职称，取消导师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并将线索递交有关机关，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介入。

南都：高校对性骚扰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靳文静：2014年，厦门大学吴春明诱奸学生事件引发轰动，256位师生联名发出公开信，要求厦大彻查案件，建议教育部制定高校性骚扰防治相关规定。同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俗称“红七条”，包括 “对学生实施性骚扰”属于违反师德行为等规定。

2018年北航性骚扰事件后，教育部发布《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进一步明确，撤销涉案教师所获荣誉、称号，追回相关奖金，撤销教师资格、解除教师职务等，同时还要将其信息录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任何学校不得再聘任其从事教学、科研及管理等工作。如果涉嫌违法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学校如存在监管不力、推诿隐瞒等失职失责问题，将被严肃追责。

南都：我们也注意到，高校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在进步。

靳文静：进步非常明显。近年来高校性骚扰事件不断被媒体曝光，社会对性骚扰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也越来越多，互联网时代学生们很容易获得各类信息，能更清楚识别出性骚扰行为，更懂得如何通过法律和媒体等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社会舆论环境对受害者的态度也在转变，二十年前一提起性骚扰，有一部分人会质疑甚至攻击受害者的行为或动机。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高校性骚扰本质上是施害者的过错，受害者理应得到更多理解、帮助和关心。这也让更多遭遇性骚扰的学生有勇气站出来公开举报。

南都：公开举报的学生会面临哪些压力？

靳文静：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圈子”。学生举报导师性骚扰后，会面临一系列调查和更换导师等问题，如果其他导师出于“避嫌”等原因，不愿意接收这个学生，就需要学校不断协调沟通。即使最终成功更换导师，由于不同导师在研究领域存在差异，也会给学生学业上带来不利影响和心理压力。另外，由于性骚扰具有隐秘性，很难被高校心理辅导机构发现，无法及时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辅导。

一些高校性骚扰事件中，被举报者大多数在学术圈有一定地位，甚至拥有重要社会头衔。这种情况下，学校往往无法全面处理，但仍有义务将情况反馈其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必要时应帮助受害学生寻找法律援助，协助受害者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

高校普遍由学校纪委和党委处理性骚扰，专业性有待加强

南都：目前，高校内由谁来受理性骚扰申诉？

靳文静：据我了解，大多数学生不清楚向谁投诉，投诉的对象五花八门，包括学生工作机构比如学生处、学生工作委员会、班级辅导员、院系办公室等。但最终受理的机构一般是学校层级的党委或纪委。目前只有少数高校专门成立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与纪律委员会来处理性骚扰事件，比如北京大学。

南都：不同机构处理性骚扰事件有何不同？

靳文静：师德和纪律委员会处理一般性教师违规或失德行为时非常有效，但性骚扰不仅是师德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可能涉及《民法典》《刑法》等。如果委员会成员没有相关法律专业人士，认定和处理性骚扰可能存在不当之处，甚至会引发其他法律问题。

由学校纪委和党委等机构处理性骚扰事件，明显的优势是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但在专业性问题上，比如能否正确把握性骚扰与一般的行为失当、强制猥亵和强奸等的区别，做出比较妥当的处理结果，目前还难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从世界各国反性骚扰的经验来看，认定性骚扰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需要一套严谨的处理流程。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的经验，如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高校建立一套完善的性骚扰防治机制。为确保专业性，处理性骚扰的机构成员必须包含心理学、法学等专业人士。

南都：一个完整的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靳文静：高校处理性骚扰事件的专门机构应直接对学校负责，最好由校级领导兼任负责人。成员应包括校方、老师和学生三方代表，同时保证一定性别比例，因为不同性别可能对于某一行为是否属于性骚扰存在认知偏差。

其次，要明确处理流程，畅通受理渠道。在新生入学时开展培训，告知学生一旦遭遇性骚扰，可以向哪个机构、以何种方式投诉。此外还要明确调查、认定、处理、复核、监督等处理程序，再公布结果。完成这一套流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能保证结果客观公正。

还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比如台湾的性骚扰防范机制比较完善，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学校第一时间介入，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

最后，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前端预防。比如招聘教师时，不能只看学术水平和Title，还应注重其是否具备性别平等观念，设置专业问卷式问题，了解老师对性骚扰和两性问题的看法，判断其价值观。入职后开展培训，让老师明白性骚扰的定义和行为，提醒他们把握自己的行为边界，同时告知性骚扰行为将面临哪些处罚。

南都：如何确保高校性骚扰防治机构的相对独立和客观？

靳文静：必要情况下可以引入第三方专业结构和人士参与，比如心理咨询师、有经验的律师、相关专业学者等加入，有效运用各种社会资源。

南都：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对学校来说有何意义？

靳文静：意义重大。机制的重要内容是对新生和教师的反性骚扰知识培训，让所有人都能清晰知晓哪些行为构成性骚扰。让学生学会如何防范、怎样维权，让教师明白性骚扰涉及哪些严重后果和法律责任，约束自己的行为。明白性骚扰的界限，对师生双方都是一种保护。

同时，一个专业、严谨、客观中立的处理机构，不仅能更好保护受害学生，也能卸下部分老师的担忧，避免出现老师不敢招收异性学生的现象，尤其是当前高校男性导师居多的情况下，保证女性受教育机会不受影响。

对高校来说，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不仅可以快速、有效和正确地处理性骚扰事件，也可预防性骚扰事件发生。即使发生性骚扰，也能将对受害学生的伤害降到最低，尽可能避免受害学生因遭遇性骚扰发生的心理问题、自残或自杀，从而引发学生乃至整个社会对学校产生的信任危机。

建议教育部牵头制定规范，加快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

南都：建议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呼声已久，为什么至今仍未普遍建立？

靳文静：在高校建立统一规范的反性骚扰机制，涉及资金、机构和人员配置等诸多问题，仅靠学校自身难以完成，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我建议由教育部主导，专业人士参与，制定一份规范性文件，指导和推动高校建立这一机制。

近年来，相关部门也在努力推进这项工作，但还没达到我们预期的进度。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性骚扰问题性质的认识问题。许多人包括相当多的教师，一直把性骚扰看作师德问题，2020年《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性骚扰是民事领域的违法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把性骚扰问题提升到法律层面来认识，是推动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基础。

南都：有观点认为，机制未建立的重要原因是相关法律不完善，比如“性骚扰”一词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

靳文静：我不认同这一观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可以把每个法律概念都进行详细的规定，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民法典第1010条对性骚扰已经作出明确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唯一不足的是，民法典对“性骚扰”的定义不够严谨，如果用“与性有关的行为”代替“性骚扰”一词，就更加明确了。其次，一些地方在贯彻执行《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制定的一些地方性规定中也明确规定了性骚扰的定义，这些都可以借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完全可以根据现有法律规范和地方性规定，认定什么是“性骚扰”，如果高校在处理性骚扰事件中多参考判例，也有助于日后逐渐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

当前最重要的是在高校设立防治性骚扰的机构，负责推行系统、全面的反性骚扰宣传和培训，覆盖管理层、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我认为，这是校园防治性骚扰的第一步，也是最有效的一步。

采写：南都记者郭若梅 蒋小天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