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余三胜（湖北罗田人）

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

余三胜

刘荻

　　余三胜，本名开龙，字起云。嘉庆七年（1802）生，同治五年（1866）卒。湖北罗田人。生前居于石头胡同。原系汉调老生，清道光初期来京。担任“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台柱。他将徽戏、汉调的声腔曲调，融于一炉而出新，在创造京剧唱腔上作出重要贡献。余三胜还将汉剧语言特色与北京语言特点相结合，创出既能使北京人听懂又有京剧风格的舞台语言声调。唱以西皮及反二黄为长，以花腔取胜。擅演《定军山》、《当锏卖马》、《李陵碑》等剧，时与程长庚、张二奎齐名，并称“三鼎甲”、“老生三杰”。其子余紫云，“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孙叔岩，“余派”老生创始人。余氏祖孙三代都是京剧发展史上的系杰出代表人物。道光二十五年的《都门杂咏》中有这样一首诗：“时尚黄腔喊似雷，当年昆弋话无媒，而今特重余三胜，年少争传张二奎。”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余三胜是颇享盛名的。

　　余三胜在宣南居住期间，他以汉调皮、黄（汉调皮黄合奏形成早于北京）和徽戏二黄为基础，吸收了昆曲、秦腔等特点，创造出抑扬婉转、流畅动听的京剧唱腔。虽然在余三胜进京之前，北京流行的徽戏二黄腔就已经有着四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当时徽班所擅唱的二黄腔，无论在声腔上，曲调板式上，还是比较简单的，即所谓“时尚黄腔喊似雷”。所谓“喊”者，“雷”者，是有批评的意思的。“喊”者，即少声乐之演唱技巧，演唱缺乏韵味;“雷”者，即声虽响亮，但曲调简寡、平直、少旋律。而余三胜在京剧唱腔的创制上，正在于丰富和加强了京剧唱腔的旋律，一破“喊似雷”的局面。在当时，余三胜有所谓擅唱“花腔”，以唱“花腔”独树一帜之说。据历史记载，京剧中的二黄反调，如《李陵碑》、《牧羊圈》、《乌盆记》中的反二黄唱腔，都由余三胜所创始。在这些戏中，声腔旋律是非常丰富的，有不少所谓“花腔”。这里所说的“花腔”，实际上是针对“嘁似雷”而言，也可以解释为有着丰富旋律的唱腔。“旋律”一称，大多在西乐中，而我们民族的习惯称法是“曲调”。旋律（曲调）的丰富与否，决定着音乐表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决定着各种音乐的风格和特色。

　　由于余三胜创制的“花腔”，打破“喊似雷”的局面，丰富了京剧音乐的完美性，加强了音乐的表现能力，同时，它也体现出京剧音乐的一种独特的风格特色。

　　余三胜不仅将徽、汉二腔融于一炉而创制出旋律丰富具有独特风格的京剧唱腔，在舞台语言的字音声调上，又将汉戏的语言特色与北京的语言特点相结合，创造出一种能使北京观众听得懂而又具有京剧风格的舞台语言声调。

　　就京剧的韵白来说，有所谓“湖广音”、“上口字”、“尖团字”等等。“湖广音”主要是语言的音调问题，“上口字”、“尖团字”是咬字发音问题。

　　京剧韵白中的“湖广音”，实际上就是在舞台语言的声调上，既考虑到北京语言声调的特点，同时又吸收汉戏所使用的湖北话的地方特色，所创制出来的一种独特的京剧舞台语言声调。如“人言司马用兵如神”，按“湖广音”读作“认雁司妈用兵与神”音调。其中“认”、“雁”、“妈”、“与”音，就为湖北地方语言音调。“司”、“用”、“兵”、“神”，则为北京语言声调。而京剧中的“上口字”，其中大部分则为湖北的地方读音。如：“请”，京剧中读“侵”音；“兴”，京剧中读“新”音；“个”，京剧中读“过”音。

　　余三胜除在声腔曲调、唱念字音上颇有建树之外，在表情动作上也很见工力。一次余同程长庚、张二奎合演《让成都》，程饰刘璋，张演刘备，余扮马超。因马超在该剧中为一般角色，戏中没有吃重的唱念表演。在演出前，大家担心余在演出中不会取得什么效果，但是当余登场演至刘璋诘问马超为何投降刘备的一段戏时，余先把刘璋的昏聩无能加以斥责，遂又将刘备的仁厚大义申说一番。余的这段表演，话白铿锵，神态毅然，博得了全场观众的鼓掌称赞。可见余是一位很讲究表情动作，而且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演员。

　　由于余在徽、汉二剧过渡到京剧，创制具有京剧特色的唱腔、念白上，多汉调色彩，故有“汉派”之称。

　　余三胜于道、咸年间，一直在春台班演出，同治二年改搭广和成班，次年又改钰胜班。“二奎今日已沦亡，三胜由来没准常”，正此谓也。同治五年，三胜在天津病逝。

　　其弟四胜与三胜之妻因生活没有着落，再返京师宣南。其子紫云遂入景和堂，拜梅巧玲为师。其后，紫云将其父灵柩安葬在永定门外茔地。待其孙叔岩享名时，同样住在宣南，地址已从余三胜住的石头胡同迁到椿树上头条29号，位列当时“四大须生”之首。

《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编》2005年，宣南即北京宣武门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