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半个世纪的“村播”，从播报三句半到防汛通知

深山里的气候变幻莫测，刚刚还密云不雨的天空，转瞬间就有阳光照进山村，而当人们以为就要云开雾散的时候，雨点又猝不及防地掉落到脚边。

今年汛期期间，每一次天气的变化，都牵动着京西山中人们的心。门头沟斋堂镇东胡林村，路边新建的应急广播中，不断播放着防汛小知识。69岁的刘凤英站在路边，静静聆听广播里的声音。

从1974年开始，刘凤英在村里工作了几十年，当过村里的广播员，也当过村支书。对村里的老广播员来说，如今的广播，和她当年用过的完全不同了。

刘凤英是东胡林村第一个广播员。8月3日，刘凤英讲述当年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回村的广播员，和乡村“广播站”

1974年，高中毕业的刘凤英回到东胡林村，成为村里第一个广播员。那时候，村里的广播更多只是转播上级广播台的节目，村干部们用广播喊话，喊大家开会、分发物资，但没有专职的广播员。

从刘凤英开始，东胡林村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广播站”，除了转播各级广播台的节目，她和村里的干部们，会自己采集新闻，制作节目，播放给全村人听。

村干部们用大喇叭通知开会时，一般都不用普通话，而要把大喇叭真正变成广播，学普通话，就是刘凤英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时隔50年，刘凤英已经记不得当年大部分事情了，但仍然记得，她每天都会听中央台的广播。不为听播放的内容，而是闭上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听，听广播里的播音员怎样发音，怎样断句，怎样把一篇新闻稿，用标准普通话播出。

和刘凤英相比，1987年回乡的张殿芬，基础更好一些，张殿芬在中学就当学校的广播员，练出了一口普通话，高中毕业后，考入门头沟区下清水镇的广播站当广播员。

张殿芬和另外一位同事，共同负责下清水镇的广播站，同时兼任电话员，两个人轮流值班，播放新闻，也负责转接电话。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乡村，基础设施还很落后，当时的电话需要有人负责转接，村里拨通电话，只能打到镇里的交换机上，由张殿芬转接到另外一个镇，然后再拨出去。在下清水镇的广播站，张殿芬做广播员的同时，另外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守着这台交换机，为各村的人们转接电话。

带着录像下乡，住在最远的村庄里

镇上的广播站，要做的事情，比张殿芬想象中更繁杂和艰苦，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份足以让乡里的邻里们另眼相看的工作。

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长居深山里的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少，广播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而当一个合格的广播员，在山里并不容易。广播站很小，新闻的采集、编辑和播放，都靠张殿芬和另外一位同事完成，镇里的干部有时候会采集一些先进事迹，上级也会下发一些讲述各地建设故事的事迹，但更多时候，要依靠张殿芬他们去组织和搜集各种新闻素材。

张殿芬是上清水村人，上清水村也是清水镇政府所在地，她刚刚上班的时候，镇政府在村东部靠山的一栋楼里。在这栋楼中，张殿芬度过了大部分的工作时光，她熟悉这个院子里的每一棵树和每一间房子。每天早晨，广播声会准时从这里传出，沿着线路，传到全镇每一个村庄里。

8月3日，张殿芬在曾经的清水镇政府院子里，讲述当年做广播员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不值班的时候，张殿芬也会从这里出发，走进一个个村庄，采集村庄里的新闻，带回来之后，写成稿件，播送到全镇。张殿芬还记得，当时已经有了录像，上级会把全国各地的先进故事制作成录像后，发到乡镇，而张殿芬他们，则负责送到村里，在村里播放。

从清水镇所在的上清水村出发，到全镇最远的村庄，大约有30公里左右，山路漫长而难行，带着播放设备的他们，几乎不可能自己走回来。

送录像的时候，如果镇上唯一的汽车恰好有空，就可以坐车进村。许多时候，汽车都很忙，把他们送到村里后就直接走了，他们只能住在村里，等待第二天汽车来接。

成为广播员后，遇上了村里的大事

在东胡林村，刘凤英也有自己的办法为村里的广播收集内容。东胡林村的广播室里，有一个上级发的唱片机，还有许多唱片，每天放工之后的傍晚，刘凤英会打开唱片机，连上广播，歌声就穿过炊烟和晚霞，伴随着归途中的人们，一直到日暮黄昏。

刘凤英成为广播员不久后，还遇上了村里的一件大事。

1975年左右，门头沟区开始在斋堂镇修建一座灌渠，这条灌渠，可以把斋堂水库的水引到附近的山村，沿途的村庄都要参加建设。

现已退休的老支书刘西丰，还记得当年那场盛大的建设工程。每天清早，广播响起的时候，村里的壮劳力已经吃完了早饭，他们在村里集结出发，登上陡峭的山坡，用水泥和石头在山坡上建水渠。在当时，机械很少，大部分工作都依靠人力，人们肩扛手抬，把一块块石头运到山上，绑上绳子，把水泥管拉上陡峭的山坡。

40多年前，就是这里，刘西丰和东胡林村的村民们一起，参加了山区灌区的建设，他说，那时候，村里的广播员，会到山上的工地表演节目。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穿越时光的洪流，当时20多岁的刘西丰，和一群同样年轻的村民们，在山岭中挥洒汗水。刘凤英也是参与者之一，她编了很多文艺节目，为劳动的人们鼓劲儿，她喜欢三句半，编了很多三句半的段子，在晨昏播放的广播里，在山岭之间的工地上，这些段子，曾经为那些在山间劳作的人们，带去许多力量。

在下清水村，曾经有一位“文艺村民”。王进生还记得，他小时候，那位村民最喜欢说顺口溜，从国家大事到风俗民情，在他的嘴里，转眼就变成一串串合辙押韵的顺口溜，村里让他在广播里宣传国家政策、农耕技术等，他喜欢把自己的声音放在大喇叭里，每每休息的时候，都去村委会的广播室里等着，可在当时，一个深山里的农耕村庄，甚至担负不起太高的电费，因此村里总是会限制他用大喇叭的时长。

许多年后的今天，那位喜欢当义务广播员的老人，早已经去世，大喇叭里，也渐渐没有了电台的声音。但王进生还会想起当时的广播，那时候，起床睡觉、吃饭下地、聚集开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伴随着大喇叭的声音，还有各种各样的歌曲，有《小二黑结婚》，也有种粮大户的故事……

新装的大喇叭，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在当年，广播起了大作用。”刘西丰说。

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广播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活，曾经的广播员和村支书，也都老了。在东胡林村，刘凤英用过的广播、唱片机已经丢失很多年了。而在清水镇，广播站也撤销很多年了，张殿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镇政府搬迁之后，变成了养老院，曾经的广播室，改成了老人们居住的房间。

8月3日，门头沟下清水村，临时村委会的广播室里，黑色的高保真广播扩音机（右）是上世纪买的，2023年被洪水损毁，村里舍不得扔掉，仍然保存了下来。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从电话到手机，从广播到微信，从只能传达声音，到随时随地可以视频对话。科技的进步，改变了通信的模式，也改变了信息传达的途径。

没有人会想到，有一天广播会重新变得重要。2023年的暴雨中，包括东胡林村在内的许多深山村庄，一度消息中绝。在清水镇，甚至镇政府院子里都出现了险情。洪水淹没了道路和农田，冲毁了电线和基站。东胡林村的人们躲到了山坡上的安置点，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后徒步走出山村，重新和这个世界连通。

2024年汛期到来之前，门头沟山区多个村庄安装了新的大喇叭，和刘凤英、张殿芬曾经用过的完全不同，更先进，也更可靠，可以在极端情况下，保障山村和外界的沟通。

今年入汛以来，东胡林村新的应急广播已经响起了很多次。刘凤英有时候会站在广播杆的旁边，在大喇叭底下静静地听一会儿。她想着，这个新的广播，最好永远不要用来应急。它或许可以多一些更加生活化的功能，给这个山中村庄，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新鲜气息。

新京报首席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