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师笔下的十大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重要推荐】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才华、更聪明。相反，熊彼特似乎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风光一时，而智慧千古不朽。——彼得·德鲁克 现代“管理学之父”

熊彼特完全有能力十分内行地谈论任何东西，从埃特鲁里亚人的艺术到中世纪的法律；有能力阅读（或者觉得他能阅读）意大利语、荷兰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诸语文献；有能力概述形而上学理论。这种不囿于特定领域很重要，使得他能够自由地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边缘现象提出大胆而有趣的假说。——保罗·萨缪尔森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

作为一个所有经济学分支的大师，作为一个通才学者，熊彼特在同时代经济学家当中占据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他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学识，不仅熟悉经济学说的历史，而且熟悉经济事实和经济制度的历史，还熟悉一般政治史和社会史。他在数学上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他获得了高深的数学知识，能够领会并有效地阐释那些即便在数理经济学家当中也被认为复杂难懂的数学分析的问题。他不是统计学专家，但他对统计推论的逻辑和局限有着深刻的理解，并紧跟新的方法和统计学材料。终其一生，他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哲学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戈特弗里德·哈伯勒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集大成者

熊彼特通过挑战他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思潮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细化分工的趋势，揭开了资本主义的面纱。他不是只把精力放在经济理论上，而是让自己也沉浸在历史、法律、文学、商业、社会学、心理学、数学以及政治学的知识海洋中。由于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所以他也让自己不仅仅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正如一位与其同时代的人所说的那样，熊彼特“可能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博学者”。——托马斯·K.麦克劳 普利策奖得主、《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作者

译后记

约瑟夫·A.熊彼特是20世纪最受推崇的经济学家之一。德国经济学家赫伯特·吉尔施(Herbert Giersch)说：“熊彼特诞生100周年纪念(1983年)正好赶上了熊彼特经济学的一次复兴。如果说20世纪第三个25年可以公正地被称作‘凯恩斯时代’的话，那么，第四个25年完全有机会成为‘熊彼特时代’。”（‘The Age of Schumpel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4, No.2, May 1984, p.103.）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把20世纪这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才华、更聪明。相反，熊彼特似乎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风光一时，而智慧千古不朽。”（Peter F. Drucker, 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 Routledge, March 2000, p.117.）

熊彼特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小地方，父母都是奥地利人。4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年幼的熊彼特搬到了奥地利南部城市格拉茨，他在那里念小学，直至10岁，母亲嫁给了一位退休的将军，这意味着他可以上奥地利最好的中学。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和经济学，师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后者是卡尔·门格尔的弟子。在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熊彼特在柏林度过了暑期，翌年接受了开罗国际法庭的一个职位，不久后，他回到维也纳大学提交了他的授课资格论文。1909年，熊彼特成为切尔诺维茨大学的副教授，两年后成为格拉茨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那里一直教书至1919年，其间只有1913—1914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并被该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时年31岁。在奥地利的最后6年(1919—1925)，熊彼特投身于非学术工作，但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无论是作为奥地利的财政部长，还是出任一家私人银行的总裁，这家银行在1927年倒闭，使他债台高筑。困境之中，他收到了日本和德国两所大学的邀请，权衡之下，他加盟波恩大学，在那里担任了7年的经济学教授。希特勒上台前不久，熊彼特移居美国，加盟哈佛大学，直至去世。他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自1937至1941年任该学会的主席，1948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49年当选为新创立的国际经济学会首任主席，孰料天不假年，1950年1月，67岁的熊彼特在康涅狄格州塔柯尼克山的家中去世。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包括：(1) 经济理论演化史，以他死后出版的巨著《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为代表；(2) 经济发展理论，以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12)为代表；(3)经济周期理论，以《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1939)为代表；(4) 社会与制度的变革理论，以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为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彼特不仅是一个对经济理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他更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自己总是说，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也是一个数学家、统计学家，尤其是，如果不是一个历史学家，那么他就不胜任自己的专业。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引用奥地利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谈到熊彼特时所说的一段话：“他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学识，不仅熟悉经济学说的历史(这是他的专业领域之一)，而且熟悉经济事实和经济制度的历史，还熟悉一般政治史和社会史。他在数学上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他获得了高深的数学知识，能够领会并有效地阐释那些即便在数理经济学家当中也被认为复杂难懂的数学分析的问题。他不是统计学专家，但他对统计推论的逻辑和局限有着深刻的理解，并紧跟新的方法和统计学材料。终其一生，他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哲学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Gottfried Haberler,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64, No.3, August 1950, p.333.）熊彼特兴趣广泛，涉猎庞杂，对此，他的得意门生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这样描述：“他完全有能力十分内行地谈论任何东西，从埃特鲁里亚人的艺术到中世纪的法律；有能力阅读(或者觉得他能阅读)意大利语、荷兰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诸语文献；有能力概述形而上学理论。这样不囿于特定领域很重要，这使得他能够自由地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边缘现象提出大胆而有趣的假说。”（Paul Samuelson, ‘Schumpeter as a Teacher and Economic Theoris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3, No.2, May 1951, p.99.）

熊彼特还是一个个性鲜明而复杂的人。他的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使他不能不是一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正如吉尔施所言：“他始终是晚期奥匈帝国的高贵绅士，喜爱考究的衣服，精致的美食，优雅的举止，高雅的谈话，尤其是，喜爱漂亮迷人的女人。”（Herbert Giersch,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p.104.）熊彼特曾谈到自己年轻时的野心，就是要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西奥多·摩根(Theodore Morgan)1983年12月24日写给《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信，转引自Richard Swedberg, Joseph A. Schumpeter: His Life and Work, Polity Press, 1991, p.46。]熊彼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最后一次结婚是54岁那年在纽约，妻子比他小15岁，名叫伊丽莎白·布迪，也是个经济学家，读者面前的这本《十大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便是她在熊彼特去世之后编辑出版的。

这本书是熊彼特的一些零散文章的结集，除了卡尔·马克思那篇选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之外，其余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各专业杂志上的纪念文章。尽管出版于身后，但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却是熊彼特在去世前几个月同意的，而且，除了马克思那篇之外，其余的文章也都是他本人亲自选定的。正如熊彼特夫人所言，本书的作者与这些传记论文的主人公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熊彼特不仅推崇他们的作品，而且，除了一人之外(即马克思)，这些人他都认识。由熊彼特这样一位备受推崇的经济学家，对他的前辈和同僚们毕生的工作做出切中肯綮的综述和评估，我想，这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吧。

秦传安

2019年6月，北京后沙峪

前言

本书收入的这些文章皆写于1910至1950年的40年间，最早的三篇（瓦尔拉、庞巴维克、门格尔）用德语写成，其余各篇用英语。除了论述马克思的那篇之外，它们都是给各种经济学期刊的撰稿，要么是在某个经济学家去世的场合，要么是庆祝某个周年纪念，比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或者帕累托诞辰百年。由于它们是为了某个特定场合而仓促赶制的急就章，熊彼特认为这些文章几乎不值得结集出版。但是，有很多人需要它们——因为最初发表它们的那些期刊已经一册难求——在他1950年去世的几个月前，他终于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文章。

本书中的10篇主文是熊彼特自己选的，除了一篇之外——论述卡尔·马克思的那篇。他原本打算收入《〈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学与经济学》一文，那是为了稍嫌迟来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给《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49年6月号）的撰稿。之所以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学说》）替换这篇文章，乃是因为它更为全面地论述了作为一个先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导师的马克思。我非常感谢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先生和哈珀兄弟出版公司慷慨允许我在《十大经济学家》中收入这篇论文。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等刊物的编者和出版者同意本书收入最初发表于这些期刊的文章；老牌期刊《国民经济、社会政策杂志》（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作为附录的三篇短文分别论述克纳普（Knapp）、维塞尔（Wieser）和鲍特凯维茨（Bortkiewicz），是根据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教授的建议而收入的，他觉得应当重新发表它们，而且，它们与其他传记随笔本该属于一卷。这三篇短文都是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熊彼特从1920至1926年担任这家杂志的奥地利通信作者，从1927年起担任它的德国通信作者，直至1932年，他离开波恩大学，来到哈佛。

作者与这些传记随笔的传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不仅钦佩他们的工作，而且，除一人之外，其余的人他本人全都认识（这个说法适用于10篇主要文章所涵盖的那些人。附录中的三个经济学家当中，他和维塞尔很熟，与克纳普和鲍特凯维茨大概都有过一面之缘。），并对其中有些人感觉到一种温暖的个人友谊。再一次，这个例外还是卡尔·马克思，他卒于1883年，那一年，熊彼特和这十个人当中最年轻的凯恩斯都刚好出生。他和马克思有一个共同之处——一种对经济过程的洞察。在熊彼特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他尝试着呈现“一个纯经济的经济变动理论，它并不纯粹依赖于外部因素来推动经济体系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在这部作品的日文版序言中，他说：“一开始我并不清楚读者或许一眼就能看出的事情，亦即，［熊彼特自己的］这个观念和这个目标与凸显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那个观念和目标恰好是一样的。事实上，把他［马克思］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以及他之前的那些经济学家区分开来的东西，恰好就是把经济演化想象为经济体系本身产生的一个截然不同的过程。在其他每个方面，他仅仅是使用和改编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经济演化的概念——他把这一概念置于非本质的黑格尔场景中——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大概正是由于这一事实，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反复回到他那里，尽管他们可能在他那里找到大量要批评的东西。”而且，在《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手稿中，我们发现：“在他的总体思想图式中，发展不是那个时期其他所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种东西，即静态经济学的一个附属物，而是中心主题。他把自己的分析力集中于这样一项任务：显示那个凭借自身的内在逻辑不断改变自己的经济过程如何持续不断改变着社会框架——事实上是改变着整个社会。”这个洞见是他们所共有的，但它导致的结果大不相同：它导致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导致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烈拥护者。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进步依赖于眼力和技术。正如他钦佩马克思洞察经济过程的眼力，他也钦佩瓦尔拉——他只见过瓦尔拉一次——的纯理论。在《经济分析史》中，他这样谈到瓦尔拉：“……经济学是一辆大公共汽车，车上乘客多多，他们有着不可比较的兴趣和能力。然而，就纯理论而言，瓦尔拉在我看来是所有经济学家当中最伟大的。他的经济均衡体系，像那样把‘革命’创造性的品质与古典综合的品质统一起来，是一个经济学家唯一能够媲美理论物理学成就的工作。”

马克思和瓦尔拉是南辕北辙的两极：前者尝试对经济变动给出一个逻辑解释，后者试图给我们一个“理论工具，在经济学的历史上，这个工具破天荒第一次有效地包含不同经济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逻辑”。

熊彼特的典型特征（哈伯勒在《经济学季刊》1950年8月号上这样说到他：在一些特定领域有比他更高明的人。“但作为一个所有经济学分支的大师，作为一个通才学者，熊彼特在同时代经济学家当中占据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是，他欣赏历史和纯理论、计量经济学和事实材料的大汇编、社会学和统计学，并认为它们都很有用，这一广泛的兴趣反映在这些传记随笔中。

他在维也纳的学生时代就认识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门格尔，连同他的两位弟子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可以被视为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经济学派的联合创立者，门格尔当时已经退出活跃的教学活动；熊彼特只见过他一两次。但这些随笔的作者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研讨班的积极参与者（1904—1906）；后来，他与庞巴维克围绕利率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1913）；他是1921年维塞尔7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三位发言人之一。

尽管熊彼特高度尊重他在其中接受训练的奥地利学派的工作，但他对另一个发展出了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学派更感兴趣——洛桑学派，这个学派是从瓦尔拉的工作中发展而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学派真正的创立者是瓦尔拉那位才华横溢的弟子帕累托，他继任老师执掌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席。直到最近，在英美经济学家看来，他们的工作太过“数学”，太过“理论”，他们还发现，很难阅读用其他语言写作的经济学家（多半也是浪费时间）。然而，洛桑学派很早就获得了两个一流的美国追随者：欧文·费雪和H．L．摩尔（H. L. Moore）。本书的10篇文章中有3篇献给瓦尔拉、帕累托和费雪。在论述帕累托的那篇文章中，熊彼特描述了他们的一次会晤，在这次会晤中，他们谈到了一些经济学家，帕累托对费雪给予高度赞扬：“听到他［帕累托］对［费雪的］《资本与收入的性质》（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给予高度赞扬让我颇感意外。”

1906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学位之后，熊彼特去英国待了几个月。他在那里对一些英国经济学家深表尊敬，1907年第一次见到了马歇尔。熊彼特在给《经济学杂志》（1933年12月）撰写的凯恩斯《传记随笔》（Essays in Biography）书评的一个注释中简短地描述了这次会晤。评论凯恩斯关于马歇尔的那篇随笔时，他写道：“1907年我去见他［马歇尔］的时候，当我隔着早餐桌看着他说：‘教授，在我们（关于我的科学研究计划）的谈话之后，我觉得就仿佛我是一个轻率的情人，决意要一桩冒险的婚姻，而你像一个仁慈的长辈，试图说服我打消这个念头。’他答道：‘事情本该如此。因为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话，长辈总是会徒劳地劝诫。’”本书中熊彼特自己的文章显示了他多么看重马歇尔的工作；这篇文章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之后，他收到玛丽·马歇尔的一封短笺（1941年7月19日，剑桥），信中说：“我刚收到《美国经济评论》，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为纪念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而撰写的文章。我一向知道你多么欣赏他的工作，我很高兴你利用这个机会这样热情而友善地表达你的欣赏。最后一段尤其令我开怀。我也像你一样赞赏凯恩斯先生《纪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文。”

当熊彼特在1913—1914学年作为来自奥地利的交换教授来到美国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时，他大概第一次见到这些文章中讨论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陶西格、费雪、米切尔）。在此之前，他就了解他们的工作，并至少与陶西格通过信。有一封陶西格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写给他的信（1912年11月27日），陶西格在信中赞扬了这个年轻经济学家的英文，接下来讨论了熊彼特提出的一个理论难题：“我并不反对你的推理，但我倾向于从一个更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着手这些主题。”陶西格画了几张供给图表，然后接着说：“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把同样的推理应用于劳动，就像应用于资本和土地那样，以及劳动‘租赁’理论的发展；我已经勾画了一篇论述这个主题的相当重要的文章的轮廓。当然，你知道，我的朋友J．B.克拉克（J.B. Clark）曾尝试过这种推理方式，欧文·费雪更晚近、更细心地尝试过。关于这个主题，尚无一锤定音的定论。我还不至于自负到认为自己有能力一锤定音，但我希望对这个主题做出一定的贡献。”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40年陶西格去世。事实上，在熊彼特到哈佛的最初几年（1932—1937），他一直和陶西格一起住在斯科特街2号。

类似地，熊彼特对欧文·费雪和韦斯利·米切尔，也是既钦佩又喜爱。他和费雪联合创立了计量经济学会。当熊彼特探访费雪在纽黑文那个略嫌简朴的家时，总是有很多欢快的打趣（那里有烟酒咖啡，我相信，肉是戒绝的），咖啡是为这位“堕落的”访客特别提供的。阿尔及尔大学教授G.H.布斯凯（G.H.Bousquet）在他发表于《政治经济杂志》（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纽黑文周末。本书中韦斯利·米切尔的讣文是熊彼特自己去世一两周之前刚刚完成的。米切尔和熊彼特两个人都研究经济周期，他们都相信，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现象的成功研究需要最广泛的事实调查。熊彼特劳心费力地搜集自己的数据，几乎没有研究助手，因为那就是他的工作方式，但他最敬佩一个能够组织国家经济研究局并聪明而有效地使用其资源的人。

他直至1927年才见到凯恩斯，尽管凯恩斯长期以来是《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之一，而熊彼特自1920年以来一直是这家期刊的奥地利通信作者。由于某些不容易解释的原因，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在私人上还是在专业上都不紧密。

论述瓦尔拉、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三篇文章的翻译遇到了某些困难。正如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他给《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撰写的导言中所指出的，也正如哈伯勒更早在他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熊彼特的德语风格极难翻译。哈伯勒说：“他那种有点涉及文学的风格或许最好是称作‘巴洛克’风格，赋予他那种复杂的思维结构以充分的表达。其典型特征是长句子、许许多多的限定短语、对限定的限定、对意义的诡辩性区分。正如你所预料的，他文字风格中的这些品质在他的德语著作中尤其明显，因为德语给复杂的结构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熊彼特对这个事实心知肚明，尤其是那篇论述庞巴维克的文章。他相信，论述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实在太长，必须为了说英语的读者而删削和重写。他十分肯定，否则的话读懂它是“不可能的”。

论述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比原初的长度削减了大约一半。删削的工作是哈伯勒和翻译者、作者从前的学生赫伯特·查森豪斯（Herbert Zassenhaus）教授做的。在这里，我希望表达对三位译者的感谢，他们是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汉斯·W．辛格（Hans W. Singer）和赫伯特·查森豪斯，感谢他们慷慨大方的意愿和帮助；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他和我一起通读了所有译文，并在很多实例中帮我把英语改得更流畅，把意思弄得更明白。在某些情况下，我不得不随意改变译文中某些直译很费解或晦涩的段落。论述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尤其是这样。因此，译文中的任何缺点都要归因于我，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余下的文章全都用英语写成，这里按照它们最初发表时的样子重印。除了改正一些无关紧要的印刷错误，以及为了在诸如大写字母、标点符号和脚注安排这样一些技术细节上确保统一而进行一些小改动之外，没有对它们进行任何改变或修订。

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

康涅狄格州，塔科尼克

1951年2月2日